新时代诚信文化赋能公民道德建设的逻辑探赜

摘 要 诚信文化作为一个动态开放的文化系统，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汲取马克思主义诚信思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实践探索中得到升华，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在社会现代转型的大背景下，弘扬诚信文化对于公民道德素质的提升、社会契约精神的增强、大党大国形象的塑造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以教育阵地为依托、以媒介载体为基础、以优质内容为核心、以法律规制为支柱，切实提升诚信文化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精准度、实效性和凝聚力，是新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科学发展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 诚信文化；公民道德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契约精神

作者简介 闫金红，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陈婧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诚信文化在我国伦理道德体系中处于重要地位，能够对经济、政治、社会三大场域进行整合与重塑。与诚信文化相比，公民道德则更多表现为社会公共生活中的一种底线性行为指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于共同的价值取向与功能目标，诚信文化以契约精神为内在要求，以法律规范为外在方式，与现代道德观念相对接，以此促进公民与社会协调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弘扬诚信文化，健全诚信建设长效机制”[1]。通过梳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诚信文化的逻辑脉络，探寻诚信文化的时代意蕴，能够有力推动公民道德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

一、诚信文化赋能公民道德建设的价值审视

传统诚信文化最初以个体道德律令的形式存在，在劳动协作和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得到发展。进入新时代，弘扬诚信文化是培养公民现代人格的根本保证，是提高政府的治理水平和治理效能的重要途径，也是塑造负责任国家形象的必然选择。

（一）个体精神富裕的客观要求

“诚”，即真实、诚恳。“信”，即说真话、言行一致。“诚”注重个体内在修养的提升，具有高度的自律和慎独特征。儒家思想认为，诚既是对自身特质认知的基础，也是对自我社会性认识的前提，只有忠于本心并坚守承诺，才能使自身的行为具有可预测性。“信”则强调外在行为的统一性。在传统社会中，“信”与“忠”紧密相连，要求个体对国家与宗族的绝对忠心与服从，突出表现为社会成员自觉承担责任、履行义务。总体而言，传统的诚信观以个人内在品格为逻辑起点，带有强烈的等级制和宗法色彩。但是，当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作为自我道德律令的诚信文化也必然发生一定程度的转向，若要继续发挥其伦理教化与行为规范的导引作用，则需不断促进诚信文化本身与现代文明相融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对传统诚信观念进行了积极扬弃。首先，诚信德性本身体现的是人应该具有的一种存在状态和本性。[2]在传统诚信文化中，对不同主体的诚信要求表征为一种强烈的不对等性。现代诚信文化则突破了以往“自上而下”的单向命令模式，弘扬了主体平等的理念，而且在实践层面遵循了主体平等的原则。其次，诚信作为现代人格建设的构成性要素，意味着社会成员在道德层面的自由状态。当公民并非出于物质利益的考量，自觉自发产生对诚信道德的价值追求，则表明其摆脱了受劳动分工制约的异化状态，真正具有了健全的人格体系和丰盈的精神世界。最后，诚信已经从“个体道德”“个人修养”的范畴，拓展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理念。个体诚信的发展被视作社会整体道德水平提升的表现，在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结构中，“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本质”[3]。

（二）社会安定有序的必由之路

诚信是和谐社会的基石和重要特征。“契约精神”作为诚信文化的核心内容，首先赋予国家起源和政治权威以合理根据和合法基础，对现代国家的体制机制建设产生重大影响，其后在经济生活中被广泛运用，并演变为现代社会最根本的价值共识。卢梭指出，社会契约的本质即“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4]。人们经过理性思考，孕育出一个由契约组成的国家与社会，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利缔结契约，通过互相遵守约定，来确保国家平稳运行、社会健康发展。因此，诚实守信被认为是满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手段，也是最应该被普遍遵循的道德原则。但是，在摆脱了狭隘的、被自然所决定的“人的依赖关系”的原初形态后，人们对“物的依赖关系”逐渐增强，商品概念的泛化导致市场行为占据乃至支配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遮蔽了人本身的价值追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从国家意志的高度对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进行修正，凸显了诚信文化的他律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作为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重要内容。[5]只有坚持底线思维，将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成果进一步转化为治理效能和制度优势，褒奖诚信行为、惩戒失信行为，才能使社会成员自觉强化规则意识和法治精神，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

（三）国家形象塑造的重要依托

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反映和代表了民族性格与群体心理的共同特征，是其文化软实力的集中体现。“诚信者，天下之结也。”（《管子·枢言》）以信相交、以诚相待是国际关系行稳致远的关键因素，也是塑造负责任大党大国形象的重要依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诚信文化的价值规范从国内领域拓展至国际领域，从个人道德素质的提高延伸到对国家利益的维护。当今世界冷战与热战交织，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这些问题迫使中国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认识，并在国际交往中展现出更多的文化自觉。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交往中积极宣扬中华传统诚信美德，多次阐释中国“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强调“不搞意识形态对立，不搞地缘政治博弈，也不搞集团政治对抗，反对单边制裁，反对经济胁迫，也反对‘脱钩断链’”[6]。不同于西方的“丛林法则”和“零和博弈”的思维模式，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表示“要坚持正确义利观，以义为先、义利兼顾，构建命运与共的全球伙伴关系”[7]。中国顺应利益交融、休戚与共的世界发展趋势，秉持“义利统一”的诚信观念，开展国际减贫援助，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彰显了文明、负责、包容的大国形象，构建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诚信文化赋能公民道德建设的逻辑理路

传统诚信文化有着深刻的内涵，在马克思主义诚信观的指引下得到重塑，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实践探索中逐渐丰富与发展。新时代，诚信文化使规制政府权力、解决现实道德难题、提升公民道德修养成为可能。

（一）诚信文化夯实公民道德建设的理论根基

中国传统诚信文化肇始于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祖先的信奉崇敬。人们认为，笃实守信能够得到上天与他人的帮助，以诚信时刻要求自己的言行，才能“进德修业”。孟子认为，“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诚”是人的本性，与自然规律相类似，是一种自发的、真实无伪的状态。荀子指出：“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荀子·议兵》）国家的兴衰成败与政令是否取信于民息息相关，“赏罚敬信，民虽寡，强”（《韩非子·饰邪》）。至汉代，董仲舒把“信”纳入“五常”之中，内化为中国社会基本价值取向与国家治理的重要原则。此后，“诚信”以复合词语的形式出现，其内涵与外延均得到了扩展与深化。明清之际，随着商品交换日益频繁，传统诚信文化倡导人们在符合道义的前提下，合理表达利益诉求，实现义利兼顾。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无关于诚信思想的专章论述，但其诚信观可见诸社会批判始终。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信用制度发轫于借贷行为，是一种“有条件的让渡”，“在它的最简单的表现上，是一种适当的或不适当的信任”[8]。换句话说，信用的实现受到道德意识和履约能力的双重制约。“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它就越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小的哄骗和欺诈手段。”[9]大工业的建立与世界市场的形成，要求人们在经济生活中必须遵循诚信原则。然而，资产阶级主张的道德以货币为尺度、以人的“支付能力”为标准，抽象地衡量一个人是否可信，具有强烈的虚伪性和欺骗性。资本主义信用制度也为“失信”行为提供了合法化外衣，助长了“买空卖空和投机交易”的产生，导致信用危机层出不穷。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者从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而是从现实中寻求和消除造成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对立这一问题的根源，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信用制度才能发挥最大效用，真正具有道德关怀的功能。

（二）诚信文化助推公民道德建设的经验启迪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便十分重视党员的道德修养和行为规范，创造性地提出“三条纪律六项注意”，塑造了一支纪律严明、革命道德高尚的队伍。其后，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将马克思主义诚信思想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此加强党的政治和思想建设。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宗旨写入党章，要求每一个党员忠于人民、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中央充分继承和发扬了传统道德文化中尽责敬业的精神，要求人民群众在诚实劳动中积极建设祖国，整个社会讲究道德、崇尚高尚、健康向上和充满活力。[10]改革开放后，诚信文化开始由经济领域向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延伸。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将诚信道德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中。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诚实守信”成为职业道德规范的一部分而被大力提倡。在2001年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明礼诚信”被确定为公民道德建设的基本守则。2006年起，我国以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为主要内容的诚信文化体系逐渐形成，作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而加以全面部署。

党的十八大以来，传统诚信文化迎来了发展转型的全新契机。2014年，国务院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专门提出“加强诚信教育与诚信文化建设”，把“普及诚信教育”和“加强诚信文化建设”作为“引领社会成员诚信自律、提升社会成员道德素养的重要途径”。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对于促进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有效遏制失信行为，树立诚实守信的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推进诚信建设和志愿服务制度化，强化社会责任意识、规则意识、奉献意识。2019年，《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出台，其中明确指出要传承好中国传统诚信文化的精髓，持续推进诚信建设，弘扬重信守诺的传统美德。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均表明，诚信文化是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强有力的价值支撑。

（三）诚信文化疏通公民道德建设的现实堵点

文化的二重性决定了其精华有助于积极向上的公民精神的培育，其糟粕又难免对消极落后的公民习性起着强大的维护作用。比如，传统文化中对“重义轻利”“重本抑末”思想的过度运用，不仅严重束缚了人们追求正当利益的欲望，而且强烈抑制了我国商业活动的正常发展。特别是由于历史进程和国情的因素，我国的社会形态发生根本性变化，突出表现为社会转型的整体性和剧烈性，不可避免地以精神文化沉沦为代价，产生了以诚信危机为典型特征的价值观危机。[11]马克思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2]无论是从调动社会成员积极性的层面出发，还是从确保市场经济高效运行的角度考虑，都需要诚信文化与经济利益相结合，有效解决我国日益严峻的失信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诚信所指的对象已经从个体拓展至社会组织和商业机构，更加强调传统美德在现代社会的自我更新与迭代。

诚信既是“君子之守”，也是“政事之本”，在政治实践中占据重要地位。政务诚信是政治文明的应有之义。狭义的政务诚信是关于政府机构及其公务人员在具体的行政活动中是否言行一致的诚信评价，涵盖计划、决策、组织、控制、实施等各个环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这就是‘塔西佗陷阱’。”[13]若政府无法平衡与市场、社会之间的动态关系，就会失去人民群众的信赖。列宁指出：“政治上采取诚实的态度，是有力量的表现，政治上采取欺骗态度，是软弱的表现。”[14]无产阶级政党想要取得群众的真心支持，就必须以身作则、兑现承诺，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待。只有把党员干部的诚信观念与党性修养联系起来，以讲信忠厚为导向、以心系群众为原则，构建诚实守信的政府，才能最大程度避免政府缺位、错位、越位现象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