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影响机制与经验证据

摘要：高等教育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新动能。基于高等教育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机理，采用2010—2021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高等教育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可以发现：高等教育对区域协调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该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高等教育主要通过提升劳动力技能水平、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与促进文化资本积累三个路径，间接地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高等教育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不仅能够推动本地区协调发展，还能够提升相邻地区协调发展水平，且地区间的作用强于地区内。异质性分析表明，高等教育对区域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存在于东中部地区。为充分发挥高等教育的驱动效应，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应努力提升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增强高等教育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传导效果，注重高等教育空间溢出效应的有效发挥。

关键词：高等教育；区域协调发展；影响机制；空间溢出效应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24）02-0077-11

一、引言

随着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不仅是解决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抓手，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前提。同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要素对区域协调发展的贡献逐渐减弱，而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传承创新等方面的优势，能够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其逐渐成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动力来源[1]。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充分发挥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基础性与战略性作用，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因此，探究高等教育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区域协调发展的实质是缩小地区发展差距[2]。地区发展差距不仅表现为经济发展差距，还包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等非经济因素差距[3]。然而，现有关于高等教育与区域协调发展的研究，主要是从经济发展差距的角度展开分析。毛勇胜采用2006年省际层面的截面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发现，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4]。彭怀祖等从高等教育扩招的视角对1989—2009年全国的数据进行关联分析的结果表明，高等教育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有效性在2005年后不突出[5]。许玲采用2004年与2011年省际层面的截面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高等教育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影响效果在西部地区不显著[6]。夏焰等基于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在空间分布上呈现梯度特征的现状，进一步从空间的视角进行了分析，发现东部地区高等教育显著促进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而中西部地区表现为负向影响[7]。罗富政等从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视角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相较于东中部地区，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促进效果更强[8]。对研究结果存在差异的解释，主要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是高等教育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具有滞后效应。如张文耀以西部地区为例进行测算的结果显示，较低的高等教育短期收益率会阻碍同等投入下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提升；而长期来看，高等教育收益率的逐步提升会大于同等投入下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提升，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9]。二是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相匹配才能有效地发挥高等教育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如彭说龙等采用耦合协调模型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水平在全国整体层面呈现逐渐增强的趋势，但在地区层面表现为东高、西低、中部居中的态势[10]。

通过梳理以往的文献可以看出，现有研究存在以下几点不足：（1）数据较为陈旧，且多为截面数据，小样本容易导致估计结果不稳健。这可能是现有研究结果存在较大差异的主要原因。（2）仅以经济发展差距作为衡量区域协调发展的指标，窄化了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尤其是进入新时代，缩小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等非经济因素差距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诉求[11]。（3）未能进一步分析高等教育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机制，从而揭示高等教育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路径。鉴于此，本文以2010—2021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分析高等教育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机理，运用面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高等教育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高等教育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的空间溢出效应。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为：一是根据相关政策文本内容提炼出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并由此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更为全面地衡量了区域协调发展程度。二是揭示了高等教育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机制，证实了高等教育对区域协调发展的直接效应、中介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拓展了现有研究的边界。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高等教育对区域协调发展的直接效应

人力资本水平的差异是导致地区发展差距形成的重要诱因[12]。高等教育的发展不仅能够促进落后地区人力资本的有效积累，带来提升效率的“生产率效应”；同时还能够优化地区间人力资本的配置结构，促进人力资本水平与地区发展相匹配，带来改善收入与财富分配的“公平效应”，进而缩小地区发展差距[13]。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1：高等教育对区域协调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二）高等教育对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机制

要素的自由流动是驱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3]，而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文化传承创新三个方面的职能可以促进要素的流动。具体而言：一是提升劳动力技能水平。高等教育作为人才培养的主要机构，能够根据地区发展的需要培养高素质与高水平的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后可以使低水平劳动力从干中学获取生产技能与知识，提升自身的技能水平，进而促进劳动力整体技能水平的提升[14]。劳动力技能水平的提升会吸引与集聚物质资本要素，使物质资本要素在不同企业、产业以及地区流动与转移，降低物质资本要素的流动成本，提高发达地区物质资本要素的边际回报率与落后地区物质资本要素的收益率，从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15]。二是提高技术创新能力。高等教育作为知识创造与溢出的重要来源，可以凭借其在学科专业门类、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数量、试验仪器装备等科学研究方面的优势，将新想法与新发现转化为新技术，直接推动技术创新；同时通过稳定的高校联盟与校企合作网络，使新思想、新发现与新技术在大学研究人员、企业技术人员和企业家之间分享和传播，实现知识溢出，从而间接提高社会整体技术创新能力[16]。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有助于落后地区选择适合自身资源禀赋与产业特色的技术进行模仿与改进，推动传统产业向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型，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进而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17]。三是促进文化资本积累。文化资本是反映文化积累带来经济价值的一种资本形式，而文化积累与教育紧密相连[18]。高等教育不仅可以通过高校这一物化形态为书籍、文献、艺术品等物质文化的传承提供平台支撑，也能够根据一定的社会要求安排教学内容为习俗、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非物质文化的再生提供场域，进而促进有形与无形文化资本的积累[8]。文化资本的积累有利于消解因行政区划造成文化分割的地方贸易保护壁垒，提高地区市场一体化程度，实现要素的合理流动与有效配置，从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19]。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2：高等教育对区域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提升劳动力技能水平、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与促进文化资本积累三个路径实现。

（三）高等教育对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

高等教育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20]。一方面，高等教育发展较好的地区能够发挥示范效应，引发邻近地区的学习与模仿，带动邻近地区高等教育发展。同时邻近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提升带来的经济效应会使地方政府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资，通过形成良性的互动循环进一步促进邻近地区发展，从而不断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另一方面，高等教育通过知识、技术等要素在地区间的流动，实现技术转移与扩散效应，使欠发达地区的资本与劳动产生递增收益，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从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3：高等教育对区域协调发展具有显著正向溢出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为检验高等教育对区域协调发展的直接效应，建立如下所示的基准回归模型：

其中，hedit表示解释变量高等教育发展水平；crdit表示被解释变量区域协调发展水平；cvit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主要为固定资产投资（fd）、对外开放水平（open）、政府规模（gov）、产业结构（str）。μi是地区i的固定效应，λt是年份t的固定效应，εit表示随机误差。

为检验高等教育对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机制，将基准回归模型扩展为以下中介效应模型：

其中，mdit表示中介变量，包括劳动力技能水平（ls）、技术创新（ti）与文化资本（cul）。按照中介效应的检验程序，先检验α1的显著性，显著则表明存在中介效应；再检验β1、γ1以及γ2的显著性，都显著则表明中介效应显著；最后计算中介效应的占比为β1γ2/α1。

为检验高等教育对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将空间权重矩阵与各变量的空间交互项引入基准回归模型，构建以下空间计量模型：

其中，ρ为空间滞后系数，其显著则表明存在空间溢出效应；W为空间权重矩阵，按照现有研究的通常做法[21]，分别采用邻接权重（W1）、地理距离权重（W2）与经济地理距离权重（W3）。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区域协调发展水平（crd）。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三大目标：“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生活水平大体相当。”[22]因此，区域协调发展水平指标的构建应包含人民生活、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三个维度。2018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指出：“加快形成统筹有力、竞争有序、绿色协调、共享共赢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23]这不仅表明将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是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而且要推动生态环境建设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因而，区域协调发展水平指标的构建还包含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两个维度。据此，在参考相关研究基础上[24-25]，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本文采用客观赋值的熵值法对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值进行测度。该方法主要通过计算各项指标的离散程度来确定信息熵，并根据信息熵的效用值来明确各项指标的权重。由于指标的数据量纲会影响其离散度，进而导致信息熵的估计存在偏差，因而需要采取极差法消除这种差异影响。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首先，对各类指标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其中，Qij为省市i的第j个指标经过标准化后的数值，Xij为原始数值，maxXij为指标的最大值，minXij为指标的最小值。当指标的属性为正向时，采用式（5）进行标准化处理；而指标的属性为负向时，采取式（6）进行标准化处理。

其次，确定各项指标所占的比重Zij与信息熵值Eij：

最后，计算各项指标的信息效用值Gij及其对应的权重Wij，进行加权计算得到crd：

2.解释变量：高等教育发展水平（hed）。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反映高等教育目标的实现程度，而高等教育目标主要包括增加高等教育资源投入、扩大高等教育机会获取与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三个方面的内容[26]。基于此，本文从高等教育投入、高等教育机会与高等教育质量三个维度构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如表2所示）其中，高等教育投入主要指高等教育人力、财力与物力的投入，因此借鉴陈斌的研究做法[27]，选取专任教师占比、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与生均固定资产总值作为衡量高等教育投入的指标。在高等教育机会的指标选取上，借鉴杨江华的研究做法[28]，选取高等学校数量、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与每十万人口高等学校在校生数作为衡量高等教育机会的指标。高等教育质量反映的是高等教育对社会发展的引领与适应程度，而师资力量与科研能力是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基础和必要保障[29]。因此，借鉴张星男等的研究做法[30]，选取博士生学历教师占比、正高职称教师占比、高层次人才数与国家级教学成果获奖数作为衡量师资力量的指标，并综合选取发表论文数、专利授权数等指标来衡量科研能力。

为避免所选取指标存在共线性的问题，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值进行测度。其中，KMO检验值为0.824，且特征值大于1的主成分有三个，累积方差贡献率为86.67%。当累积方差贡献率大于85%时，则可认为主成分包含了全部检测指标所具有的主要信息[31]。这表明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是合适的。

3.中介变量：（1）劳动力技能水平（ls）。借鉴周茂等的研究[32]，采用劳动力的平均工资表示劳动力技能水平。（2）技术创新（ti）。现有研究通常使用研发投入或专利授权数作为度量技术创新的指标，但研发投入可能存在虚假报账、转化率过低等问题[33]。故采用专利授权数作为衡量技术创新的指标。（3）文化资本（cul）。借鉴封福育等的研究[34]，采用城乡居民家庭在文化领域的消费支出、政府部门在文化领域的财政支出与文化产业部门在文化领域的固定资产投资三者之和作为衡量全社会文化资本投资的指标，并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以2010年为基期的实际文化资本存量。其中，采用王云等的做法[35]，设定文化资本折旧率δ的值为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