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国际化中的学生虚拟流动：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

摘要： 学生虚拟流动作为身体流动的补充和延伸，被国际高等教育领域视为高等教育国际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在传统学生流动形式面临着现实困境、学生虚拟流动模式价值凸显以及新冠疫情等外部局势的催化下，全球学生虚拟流动不断发展。高等教育学生虚拟流动的国际经验可归纳为：将学生虚拟流动纳入国际化战略；加入虚拟交流联盟；将学生虚拟流动项目纳入大学课程体系；统计和监测学生虚拟流动数据。作为世界高等教育大国，我国不断改善虚拟学习环境、提高虚拟课程质量，积累了虚拟交流实践经验，为学生虚拟流动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全球高等教育系统可从构建质量监测指标、提供资金与技术支持、发展学生的混合流动模式等方面发力，进一步推动全球学生虚拟流动发展。

关键词：高等教育国际化；学生虚拟流动；国际经验；中国实践；教育数字化

中图分类号：G6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24）03-0083-10

高等教育国际学生流动作为衡量各国教育国际化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1]，因其背后所包含的经济功能、政治功能、文化功能等而日益受到重视[2]。当前，因新冠疫情而受到格外关注的学生虚拟流动是教育数字化背景下国际学生流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认为，正义就是要有利于人们实现自己的功能性活动，也就是要增强人们的可行能力，要求“可行能力平等”[3]。学生虚拟流动减少了学生流动的经济成本，使弱势学生群体也具有参与国际流动的能力，促进了“流动的正义”。与此同时，基于数字化平台与技术的学生虚拟流动，淡化了高等教育国际化中不平等的中心与边缘布局[4]92-108，减弱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后殖民性，使得国际学生流动由传统的“南北流动”转向“南南流动”成为可能。因此，在复杂的全球局势下，学生虚拟流动是基于教育数字化展开高等教育变革的重要途径。

“学生虚拟流动”（Virtual Student Mobi-lity，VSM）并非近年疫情影响的产物，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其概念随着全球互联网与教育信息化的普及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而后被作为学生传统流动方式的补充或替代方案率先在欧洲流行起来。2005年，欧盟委员会开设了e-LERU项目①和BEING MOBILE项目②。前者作为传统伊拉斯谟计划（Erasmus Programme）的延伸，后者旨在推广虚拟流动的概念。两个项目均对虚拟流动的概念进行了界定，这也是学生虚拟流动概念的原点。2006年，纽约州立大学（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在帕切斯分校（Purchase College）建立了高校层面的协作在线国际学习（Collaborative Online International Learning，COIL）中心，旨在以高校为主体促进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学生虚拟流动。2018年，欧盟（European Union，EU）设立了“伊拉斯谟+虚拟交换”计划（Erasmus+ Virtual Exchange，EVE），该计划旨在通过虚拟流动模式加强欧盟学生的跨国流动体验。202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台了专门报告，并在世界高等教育大会（WHEC 2022）上对学生虚拟流动进行重点阐述。2023年，第二届全球大学协会论坛（GUAF 2023）亦将虚拟流动与可持续发展、数字化结合作为高等教育领域新问题展开热烈讨论。足以可见，高等教育阶段的学生虚拟流动已成为目前全球重要议题。

对于中国而言，在当前所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习近平总书记将教育数字化视为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5]，在高等教育领域大力发展学生虚拟流动亦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一方面可扩大国际人才的培养规模，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助力建设教育强国; 另一方面扩大教育对外开放，提升教育软实力。基于此，本研究对学生虚拟流动的概念与发展背景进行梳理，从国际组织、区域联盟、国家、高校等多个层面考察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开展的高等教育学生虚拟流动行动，并对我国学生虚拟流动的相关实践进行总结，结合全球学生虚拟流动面临的挑战给予未来展望。

一、学生虚拟流动的概念界定与发展动因

（一）学生虚拟流动的概念界定

学生虚拟流动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的虚拟流动，并随着互联网在全球范围的发展，虚拟流动的概念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背景下得到了广泛传播。2005年，欧盟开发的BEING MOBILE项目给出了虚拟流动较为具体的定义：“虚拟流动是一种学习形式，由虚拟组件（网络交流平台、学习平台等）组成，通过信息通信技术支持的学习环境，与来自不同背景和文化的人一起工作和学习并进行跨境合作，其主要目的是增强跨文化理解和知识交流”[6]。在这一定义中，虚拟流动被视为一种注重跨文化和知识交流的协作学习形式。2019年，《高等教育资格认定全球公约》（Global 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of Qualifications Concerning Higher Education）将流动性定义为：“个体跨境开展学习、研究、教学或工作的实际或虚拟形式的流动”[7]，把虚拟流动作为了流动的形式之一。202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所（The UNESCO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Higher Educ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UNESCO IESALC）①出版的《动态思维：后疫情时代学生虚拟流动的机遇与挑战》，明确将学生虚拟流动定义为一种流动形式，它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促进跨境和（或）跨机构间的学术、文化和经验的交流与合作，这种交流与合作可以是有学分奖励的，也可以是非学分的[8]5-41。

除学生虚拟流动外，还有其他两个术语亦被使用。第一个术语是源于美国高等教育界的协作在线国际学习（Collaborative Online International Learning，COIL）。COIL融合了互联网技术、项目式学习和小组协作，一般起始于双方或多方（一般不超过三方）教师建立联系，然后双方或多方学生在同一教学大纲的指导下，与国内伙伴面对面或在线交流，同时与国际伙伴在线交流和讨论（同步交互、异步交互），协作完成COIL项目任务[9]10-15，21。另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术语是虚拟交换（Virtual Exchange），是一种利用技术将世界各地的年轻人联系起来共同学习和实习的新兴方法[10]。总的来说，“学生虚拟流动”一词，既涵盖了从协作在线国际学习和虚拟交换活动中得到的经验和想法，又总结了各种研究和项目所定义的学生虚拟流动实践和概念。可以发现，学生虚拟流动通常是短期项目，分为有学分的正式课程项目和没有学分的非正式课程项目，其特征主要表现为“至少两所跨境高校进行合作”“以知识交流和提高跨文化能力为主要目的”等并且具有一定的学术、文化、经验功能（如表1）。

（二）学生虚拟流动的发展动因

1.传统学生流动形式面临着流动机会不平等的现实困境

传统学生流动形式指的是学生身体实际上的流动。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学生身体流动对于教育资源以及经济资本的高度依赖性，致使其在人员覆盖层面呈现狭窄性特征，进而衍生教育资源不公平以及“精英化”等问题[11]。近二十年来，全球受益于国际学生流动（International Student Mobility）的学生数量有了较大增长，但是相比大学生总数仍非常有限。而且在参与国际流动的学生中，很大一部分来自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12]。此外，学生流动一方面呈现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单向流动的情况[4]92-108，另一方面由于地缘政治影响，其多样性又受到了限制。这些无法调和的分歧已经导致了关于学生流动未来发展的重大争论，并且在不断促使全球各国和地区对学生虚拟流动给予更多关注。

学生虚拟流动可以为学生提供无需出国旅行即可享受国际体验的机会，因而具有巨大的潜力包容各种学生群体，可以为那些因身体、社会或经济原因而不愿意或无法旅行的学生创造接受国际教育的平等机会。不管他们身处何地以及年龄、种族或民族如何[13]，他们也能和传统出国（境）大学生一样参加国际交流，享受虚拟流动的好处。

2.学生虚拟流动是促进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突破口

传统国际学生流动的主流范式是学生身体流动，这种流动方式决定了参与国际流动的学生选择飞机通行。有研究计算1999年至2014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和国际学生总数的关系，按年计算，国际学生人数每年增长5.26%，温室气体排放量则增长1.65%[14]。因此，尽管国际交流日益重要，但基于高等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考虑，还应考虑学生流动的环境成本，确保国际学生流动的可持续性。

学生虚拟流动可以使学生不用出国便可以参与国际学生流动项目，这一优势已经促使国际高等教育专家建议在国际交流过程中更多地使用虚拟形式的流动[15]。因此，学生虚拟流动可以成为抵消这些有害环境影响的创造性解决方案，从而为旨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

3.全球新冠疫情强化了学生虚拟流动灵活便利的独特价值

在新冠疫情爆发的2020年，全球有185个国家的学校和高等教育机构停止运行，影响了约15亿学习者[16]。这除了对教学、学习和研究造成重大干扰外，还对大学的国际化活动产生了不利影响，主要是学生和教职员工的流动[17]。由于大学校园关闭和国际旅行限制，学生流动性受到严重影响。国际学生人数的减少将对高等教育机构产生严重影响，特别是那些以国际学生学费为主要收入来源的高等教育机构。这些挑战证明了国际学生流动的主流范式是不可持续的，需要构想其他流动方式来维护国际学生流动的可持续性。

在此情况下，学生虚拟流动独特价值得到凸显，成为了高等教育机构将线下课程紧急转向线上课程的重要途径，使学生不用受物理空间乃至时间的约束，减轻了诸如新冠疫情此类全球突发公共事件的影响，使跨境教育在新冠疫情大流行背景下得以持续发展。

二、学生虚拟流动发展的国际经验

21世纪以来，世界上一些地区和国家已经建立了由官方资助的、系统完善的高等教育虚拟流动研究项目和平台，较多国家、组织、高校多维多向开展系列行动，在国际组织层面、区域联盟层面、国家层面以及高校层面形成了丰富的国际经验，主要体现在国际化战略制定、虚拟交流联盟建立、大学课程体系构建以及学生虚拟流动数据统计和监测等方面。

（一）将学生虚拟流动纳入国际化战略

学生虚拟流动正在成为世界各地教育政策中的一个关键战略领域，一些区域联盟和国家已经将学生虚拟流动纳入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中。区域联盟层面，欧盟于2018年在其青年战略（Youth Strategy）中设立了“伊拉斯谟+虚拟交换”计划，该计划是伊拉斯谟+（Erasmus+）的一部分，为欧洲和南地中海的北非国家18-30岁的年轻人提供了一种可访问的、开创性的跨文化学习方式[18]。2021年，欧盟又开始了下一期“伊拉斯谟+”计划（2021-2027），进一步推广这种虚拟流动形式，在正式和非正式教育环境中为欧洲内外的年轻人提供一系列虚拟交流体验。此外，东盟（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于2021年在欧盟SHARE计划①支持下将构建国际化的数字模式作为高等教育建设的战略目标，其中包括利用虚拟交流和协作在线国际学习来促进东盟国际学生流动，发展东盟高等教育国际化。

国家层面，许多国家也逐渐将学生虚拟流动作为了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之一。2018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和美国教育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ACE）共同制定了“美日COIL倡议”，该倡议旨在通过引入虚拟协作学习模式加强美国和日本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学生流动。2020年，美国教育委员会通过其VE/COIL（Virtual Exchange/Collaborative Online International Learning）转型实验室推进美国高等教育及其全球高等教育机构合作伙伴的数字化转型，扩大学生虚拟流动的范围。VE/COIL计划的具体措施主要包括：为美国和全球高等教育合作伙伴提供有关VE/COIL的支持和资源；为参与机构提供自我评估标准、虚拟校园参观、同行交流等；通过强化在线课程、针对性指导以及聘请世界知名VE/COIL专家提供高质量的专业培训来保障课程质量[19]。除了上述国家之外，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挪威等国家也高度重视学生虚拟流动对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战略价值，并通过发起相关计划倡议等行动发展学生虚拟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