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书院课艺：联结书院学与科举学的历史文献

摘要： 在上千年的中国书院史上，多数书院都重视以考促学。从流传形态来看，清代书院课艺主要分为课艺原件、编入别集中的课艺和以书院名义选编的课艺总集三大类别；就主课艺内容而言，清代书院课艺大体包括制艺试帖、经史词章、时务西学等门类。书院课艺数量与书院数量、考课次数、书院额数和刊刻频率直接相关。尽管历史上汗牛充栋的书院课艺多已散佚，但其现存数量依旧十分巨大，无法准确估算。清代书院课艺具有一定的经学、文学、史学、书院学和科举学价值，深入挖掘其中的有用元素，可以从书院考课内容与科举考试内容、考课衡文标准与科举衡文标准、书院育人目标与科举取士目标、科举人物的思想观念与关系网络、书院生徒平时成绩与科考录取率等方面，考察书院学与科举学的共生和互动关系。

关键词：清代书院；课艺；书院学；科举学；联结

中图分类号：G649.2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24）03-0101-11

书院与科举是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关系密切的两个方面。清代书院重视考课，课艺作为清代书院的试卷，其性质既有作为书院各种考课的试卷，也有作为模拟科举考试的试卷。以往已有一些学者对清代书院课艺做过研究，但主要是从书院考课，课艺的属性、特征等角度加以论述，或聚焦于某一书院课艺总集进行研究，较少立足整体，更无专门从书院学与科举学互动关联的角度进行探究。本文将在探讨清代书院课艺性质、种类、数量的基础上，分析清代书院课艺的价值，进而论述书院学与科举学的联结。

一、清代书院课艺的性质与种类

在上千年的中国书院史上，多数书院都重视以考促学。书院考课制度滥觞于宋明，但其时考课并未成为书院教育的主导性制度。清初以降，书院官学化日趋明显，尤其是康熙中叶后，政府对书院教育愈发重视。为使书院实现“导进人材，广学校所不及”①的目的，清廷通过划拨帑金、颁书赐匾、选聘山长等方式支持与引导书院的发展，书院几乎成为府州县学之外培养科举人才的另一种官学体系[1]。随着内在学术理路与外在政治环境的变迁，特别是参加科举几乎成为广大士子入仕的唯一阶梯，清代书院的主导型制度渐由讲学向考课转变。[2]405至乾隆中后期，考课式书院在数量上占据了绝对优势。考课过后，书院照例会抄存优秀课卷及官师圈点评语，并按期汇采刊刻，以备院内外士子观摩借鉴。

所谓课艺，兼有动词与名词的属性。当考课作为动词时，可以理解为考核、交流文章，教授、研读制艺等。如何三畏在《徐太学孟孺公传》中表示，“其文名倾都下，与余辈同课艺于书院中，亦同赴闱之试”①；《广州府志》指出，广东布政使王凯泰捐廉，“将应元宫前半改建为粤省举人课艺之所”②；《八旗通志初集》记载，东昌府知府刘德芳“政事少暇，即集师生论文课艺，士风丕振”③。作为名词时，课艺主要指考课之试卷，又称课卷或课作。如明代进士管绍宁将课艺当作模拟科考的试卷，认为“今日课艺，即闱牍之先资也”④；咸丰末年，登州知府戴肇辰在公牍中呈示，“卑府观风及甄别书院校阅生童课艺，文理通顺，原不乏人”⑤，此处课艺即生童考课的试卷。清代书院每逢考课前夕，地方官员或书院山长会依照书院教规、科考要求等命定题目。考课之日，考生需依题作文，认真答卷，书院课艺便是应课生徒参与考课后的试卷，以及官师为实现接引后学之鹄的的拟作，但主要还是指书院生徒的课卷。

清代书院重视考课，课艺作为书院生徒的试卷，其性质既有作为书院一般考课的试卷，也有作为模拟科举考试的试卷。按照流传形态来看，清代书院课艺主要分为课艺原件、编入别集中的课艺和以书院名义选编的课艺总集三大类别[3]。

课艺原件是书院生徒考课时直接作答的试卷，多见于各类收藏机构及私人藏者，部分课艺原件也被一些图书影印收录。从笔者经眼的多件课艺原件来看，其囊括的信息十分丰富，通常包含书院名称，考试时间，考生姓名、籍贯、容貌、年龄、头衔、类别、家庭成员，题目与正文，官师圈点与评语、考试等第、所获奖赏等内容，甚至包括课艺的书法水平。但不同课艺原件所含的信息多少有些差别，这种差别主要体现于原件封面上。以陕西省蒲城县清代考院博物馆藏的课艺原件为例，南菁书院陈庆年的两份课卷封面文字为：“丹徒县，优贡，光绪二十年正月，超等第陆名，奖四千”，“住院，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初一日经学，超等第三名，五千”；集贤书院方景寿的课卷文字为：“附生，年十三岁，身小，面白，无须，壹等第十六名，曾祖宏通，祖铎，父克昌”；陕甘味经书院金毓瑞的课卷封面文字为：“附课，光绪十五年六月二十二日堂课，超等第拾壹名，膏火壹两捌钱发”等。一般书院课艺封面还印有书院名称。

编入别集中的课艺是某一生徒课艺的会刊或官师拟作的汇编。如《绳武斋遗稿》是光绪年间举人陈成侯在致用书院的考课之作[4]591；乾隆年间，翁珏在蕺山书院受业于陈兆仑，后将课艺集卷刊行，并请陈兆仑作序⑥；柴汝新和李新锁2018年将增生李树藩的123篇课艺，以《莲池书院·课艺》为名整理出版[5]。还有一些综合类别集同时包含了课艺和其他类型的著作，作者也可能将课艺原文增补删改后再行收录。如《膏兰室札记》与《春秋左传读》是章太炎撰写的读书札记，两本别集分别收录有多篇章氏肄业于诂经精舍期间的课艺，比对诂经精舍课艺总集，可以发现多篇文章相较课艺原文有所点窜[6]。

以书院名义选编的课艺总集是集中展现书院教学与考课成果的历史文献。现存课艺总集中，包括《岳麓书院课艺初集》《紫阳书院课艺》等单个书院课艺总集，《云间四书院课艺汇编》《敬业蕊珠书院课艺合编》等同省多书院课艺合集，以及《各省课艺汇海》《各省校士史论精华》等跨省多书院课艺合集，其中后两者带有二次选本的性质。此外，另有一类总集同时汇集了乡试闱墨、会试闱墨、书院课艺等多种作品。如光绪十五年（1889）由上海同文书局石印的《经艺宏括》收录了各省乡墨、历科会墨、各类书院课艺、名人传稿等8 000余篇，是科举考试的重要参考素材。

就课艺内容而言，清代书院课艺大体包括制艺试帖、经史词章、时务西学等门类。总的来看，所刊课艺大多是八股文、试帖诗、律赋以及涉及乡会试第三场的经史时务策文等各级科举考试的体裁。为使生徒提升科场竞争力，清代多数书院将制艺试帖视作考课的核心内容，特别是官课所课者大抵皆为制艺试帖，即使是诂经精舍等古学书院也会在一些科举考试节点调整官课内容，以达到科举备考模拟的目的。因此，制艺试帖类课艺是清代书院课艺的主体，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其中较为著名的课艺总集如《正谊书院课选》收录有制艺44题118篇，《崇文书院课艺》收录有制艺50题181篇，《关中书院试帖详注》收录有试帖诗70题104篇。

长期采用八股取士之后，众多士子专以制艺帖括为务，迂阔空疏、剿袭肤浅等弊端渐次显露。为矫正时弊，使广大士子跳脱时文俗学的窠臼，一批古学书院应运而生。特别是嘉道以降，学海堂、惜阴书院等古学书院皆以经古课士，希冀培植德才兼备、学行一致的理想后生。加之最高统治者多次强调经史之学为“学之根坻”[7]，一些古学书院开始对肄业诸生专门“课以经史兼及词赋”①，兴起了经古之风。与此同时，许多时文书院渐次开设小课，于“课制艺试帖外则杂出多题”②，由此诞生了一批经史词章类课艺总集。如《诂经精舍文集》《学海堂课艺》等皆是古学书院名噪一时的课艺之作，《正谊书院小课》《敬修堂词赋课钞》等则是时文书院以经史词章为主要内容的小课课艺汇编。

晚清以后，伴随着西学东渐，书院专摹帖括、溺志词章、学非所用等缺陷颇受诟病，书院与科举一样愈发不能适应时代和社会的变化。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些官员和知识分子开天下风气之先，将时务之学和西洋学问纳入书院考课范围，奋力追寻时代发展潮流，挖掘济时拯世之才。在以时务新学为考课内容的书院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上海格致书院。自光绪十一年（1886）起，格致书院将遴选出的优秀课艺逐年集结出版，所刊《格致书院课艺》至光绪二十年（1894）共计考课89题，题目涉及数学、医学、政治、教育、国防等众多类别，“中国创设海军议”“中国创行铁路利弊若何论”等诸多考题均与国计民生等时务休戚相关。

除此之外，部分课艺总集同时收录了多种类型的课艺作品，更加全面地展现书院教育的多彩画卷。如《学海堂课艺续编》包括“制艺、杂体、诗赋各若干首”③，杂体题目又涵盖论、疏、表、策、议、经解、说、考等不同类别；《黄州课士录》于“时艺而外，旁及经古”④，汇集了“考订”“性理”“经济”“词章”四目51题101篇课艺；《春江书院课艺》则同时包括制艺、经史词章及时务西学等各个门类。

二、清代书院课艺的数量

在科举制度的导引下，清代产生的科举文献数量恒河沙数。时人有云，“策学瀚如烟海”⑤，“直省硃墨卷汗牛充栋”⑥，清代科举文献有如一个无底洞，你知道的越多，就会发现还有更多未曾寓目的科举文献[8]。笔者曾对清代朱卷数量进行过统计，按平均每科1 300名举人大约计算，清代112科共有举人14万名以上。清代有进士26 888名，每名进士和举人一般都有一份朱卷，则曾有朱卷逾16万份，加上通常人们都将贡生的贡卷也归入朱卷一类，从理论上说，清代至少有朱卷18万份以上[9]。相比之下，清代书院课艺数量要远远超过各类科举试卷的数量，尽管当时刊刻的书院课艺总集、别集等数量不如当时出版的众多各类科举文献，但单独流传下来的书院课艺实物要多于流传下来的科举试卷。这就如同现在名牌高中或超级中学的模拟高考试卷数量远多于高考试卷的数量。因为书院或学校的月考、阶段考试、学期考试、模拟考试次数不固定，通常很多，而科举时代的童生试（包含县试、府试、院试等）、乡试、会试、殿试与现代高考的次数是恒定的、有限的，两类考试产生的课艺或试卷数量自然差别很大。

书院课艺数量与书院数量、考课次数、书院额数和刊刻频率直接相关。有清一代，书院被视作“古侯国之学”⑦，是国家教育体系中最为重要的育才场所，甚至取代了官学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主要地位。在政府文教政策的推动下，官民携手办理书院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至康熙年间后期，以教授科举之学为主的书院就已遍及全国[10]。据统计，清代创建和复兴书院5 836所，是唐以来书院总数的1.96倍，书院基本普及城乡，进入了亘古未有的繁荣时期[11]。在重视考课的背景下，清代书院出现了名目甚多的考课类别，按主持者身份属性可分为官课和师课，按应课士子范围可分为内课和外课，按考试时间可分为朔课、望课、月课、季课等，按考试性质可分为常课、小课、加课、特课等，按考试内容可分为举业课、经古课、策论课等。

一般而言，清代书院除特定月份外，大多数月份均会举行考课，考课频次从一月一次至一月数次不等，其中尤以每月二课最为普遍。每月一课者，如崇实书院于光绪十四年（1888）制定章程：“课期八月至十一月、二月至五月，每年八课（六月、七月、十二月停课）……课期以双月为官课，题目由本道拟定发贴。单月为师课，题目由山长拟定，先一日封送，本道届期发贴。”[12]每月二课者，如岳麓书院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立定条规：“每月官课一次，掌教馆课一次。初三日官课，十八日馆课。凡官课前一日，教官赴衙门请题。课之次日，即将课卷封送较阅评定。凡馆课，均归掌教出题评阅。”[13]每月三课者，如营陵书院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规定：“书院每月三课。初三日官课，由县捐廉给奖，十三日、二十三日师课，只有膏火，不另给奖……每年二月开课，十二月停止，计共十个月三十课，作为定章，永无更改。”[14]每月四课者，如敬敷书院于道光年间立定章程：“每月除正月、十二月不课外，余月分官、师两课，官课定于初三日，由县命题阅卷，师课定于二十三日，由掌教命题阅卷；每月除初三、二十三日官师两课外，另十三、二十八日增设两课，名曰小课，均由掌教命题阅卷，不给膏火”[15]。一些书院每月考课次数甚至达到五次以上。如宜溪书院于嘉庆年间规定，每月官课二次，师课四次；丹阳书院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规定，每月官课一次，师课六次。此外，还有如学海堂等极少数书院实行季课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