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力遮蔽、文凭排斥和身份符号：“第一学历现象”的社会学审思

摘要： 当前，部分用人单位在招聘过程中注重考察求职者首次获得的高等教育文凭，并据此给予区别对待，这被称为“第一学历现象”。这一现象屡见不鲜且难以根除，说明其背后有深刻的社会根源，这就需要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此现象的根源和危害进行深入剖析。在教育系统培养、分流与筛选过程中，高考作为重要的选拔机制，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将他们分配到不同层次的高等院校接受本科教育。于是，“第一学历”成为了评判学生能力的重要指标。用人单位偏好名校本科“第一学历”，并将其作为职业门槛，形成了基于名校本科学历的文凭排斥。这使得“第一学历”在社会互动中逐步演变为一种社会身份符号。“第一学历现象”不仅造成就业歧视，还加剧基础教育阶段升学竞争，加深高校间的等级分化，制约个体奋斗从而削弱教育公平，固化学历“出身”的符号标签进而形成社会排斥，等等。消除“第一学历现象”，需要通过立法反对“第一学历”就业歧视，构建大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档案系统，营造社会公正用人环境。

关键词：教育公平；“破五唯”；“第一学历现象”；学历歧视；就业歧视

中图分类号：G40-052；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24）04-0037-09

一、问题提出

进入21世纪以来，部分用人单位在招聘过程中重视并追查应聘者的“第一学历”，并据此进行差异化对待。这种“唯学历”“唯名校”“唯本科”的学历偏向不仅损害了公平就业的基本原则，而且破坏了教育生态，扭曲了人才评价与选拔机制，加深了社会不平等与阶层固化的趋势。对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及教育部明确发文纠正和防止偏重“第一学历”的倾向。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真心爱才、悉心育才、倾心引才、精心用才，求贤若渴，不拘一格，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1]。这凸显了党和政府在打破思维束缚、拓宽视野、消除制度障碍以及激发人才创造力方面的迫切需求和坚定决心。

然而，在现实社会中，作为一种官方并不认可但实际存在的选拔标准，“第一学历”备受看重。《中国青年报》关于大量高校毕业生在招聘过程中感到“第一学历”被过度强调的报道，表明“第一学历”在某些情境下已经转化为一种隐性标准而存在，其影响或明显或微妙地渗透于多个领域[2-3]。此现象难以根除，反映出其具有复杂而深远的社会根源。因此，从社会学角度探讨“第一学历现象”存在的原因及其社会危害，进而引导全社会确立更加公正且科学的人才评价与应用体系，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二、“第一学历现象”的界定

（一）“第一学历”的概念

学历是指人们在教育机构中接受科学文化教育和技能训练的学习经历，通常指个人获得的最高或最后的学历。“第一学历”这一概念，并未得到教育部官方承认和明确界定[4]，它在现实中普遍被理解为首次进入高等教育机构所获得的学历。具体而言，“第一学历”是指高中毕业后，参加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被某一高校录取后修业期满所取得的文凭[5]。

（二）“第一学历现象”的内涵

“第一学历现象”是指在招聘过程中，即便求职者已经获得了硕士或博士学位，用人单位仍会追溯其本科学历背景，并根据其本科毕业院校的类型或声誉进行区别对待[6]。同时，用人单位在追查“第一学历”的过程中有如下偏好：首先，按照教育类型区分普通本科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在此维度中，普通本科教育往往被视为优于高职教育；其次，按照学习方式区分全日制教育与非全日制教育，非全日制教育的学历被视为次于全日制教育；最后，根据高校的综合排名和社会声誉，将求职者毕业院校划分为由高到低的等级，如“985工程”大学、“211工程”大学或“双一流”高校以及普通本科院校、专科院校等，形成了一种层级化的评价体系[6]。网络舆论中形象地将这种“第一学历现象”称为“学历查三代，出身看本科”[7]。在上述普遍认知基础上，本文将“第一学历现象”界定为：在招生、招聘乃至职业晋升的过程中，用人单位或组织重视并追查个体首次获得的高等教育文凭的类型、学习方式、学校层次，并根据文凭的类型与等级优待或歧视求职者的社会现象。

（三）“第一学历现象”的解析与评价

“第一学历现象”体现了社会对高考的高度重视以及高等院校层次分明的等级结构。认可或偏重“第一学历”的人，信奉高考分数与偏爱名牌大学本科教育。他们认为，高考分数直接反映了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学习习惯，而这些能力和习惯在四年本科教育中能够转化为特定的专业素养和综合素质。他们坚信，高考分数高的学生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和良好的学习习惯，而名牌大学提供的优质学风和高水平培养体系能够进一步提升这些学生的能力和素质。相比之下，非名牌大学录取的学生可能在学习能力和学习习惯上有所欠缺，加之本科教育质量相对较低，导致其能力和素质与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存在差距。

“第一学历现象”揭示了学历形式可能遮蔽能力实质的问题。在这种现象中，“第一学历”被简化为一种非理性的筛选工具。高校的层次与声望被转化为一种教育背景的象征，与该校学生的学历身份紧密关联，并成为招聘中的评价标准与职业门槛。因此，名校本科毕业生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社会价值和认可，这不仅导致社会对名校本科学历的过度推崇，还引发用人单位对非名校本科生的偏见与歧视，就业公平受到损害。这是社会对个体教育成就的符号化，也是对名校效应的异化解读，并由此衍生出一套基于高校声望与文凭分层的筛选机制与社会评价，其中蕴含了基于教育背景的盲目崇拜和歧视。“第一学历现象”导致了对人才能力的非理性判断，限制了对个体全面能力的客观评价，不仅削弱了社会对于个体多样性和潜力的认可，也忽视了人人皆有展现自我价值的可能性。

三、“第一学历现象”的成因分析

迪尔凯姆（Émile Durkheim）在其社会学理论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分析原则，即在探究社会现象时，应当深入研究现象的产生原因与功能[8]。这一原则对于理解“第一学历现象”具有指导意义。西方学术界主要是从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冲突论和符号互动论三个角度对文凭进行研究。因此，本文基于这三个视角对“第一学历现象”的成因进行深入剖析。

（一）功能论视角：“第一学历现象”是社会“能职匹配”的功能性需求

功能论认为社会结构的每个构成要素均承载着维护系统整体稳定与协调的特定功能[9]271。作为社会结构的关键部分，教育系统具有社会分层的功能，表现为社会化与筛选的双重职能。迪尔凯姆强调，“教育即年轻人的社会化，包括为他们未来的成年角色做好准备，并基于个人成就进入职业结构”[10]。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学历的崛起归功于学历捕捉了教育的这两方面的元素：一方面，学历代表了教育质量的衡量标准，它意味着获得了知识与技能；另一方面，学历作为判断相对表现的一种方式，它意味着筛选[11]。教育的这种双重特性，弗雷德·赫尔什（Fred Hirsch）如此描述：“教育具有绝对与相对维度，在绝对的维度上，质量的增加是由接受教育的学生、优秀的教师、良好的设施等所决定的；但也有一个相对的维度，在这个维度上，质量取决于与他人所达到的教育水平之间的差异”[12]10。进而他得出结论：“教育作为一个筛选工具时，普遍进步的可能性实际上只是一种幻觉。”[12]10这表明教育系统的核心功能并不是平等地促进每个学生的全面发展，而是通过其结构化的评价机制，识别并选拔出具有特定资质的少数群体。因此，学校不仅仅是知识传递的场所，更是一种终结性的选拔机构[13]131。具体而言，教育不仅在促进个体知识与技能的社会化方面发挥作用，还通过考试筛选和文凭制度对人才进行层级划分[13]129，将不同才智、知识和技能水平的人分配筛选至不同的职位等级，提供相应的收入和社会地位，以实现社会分层[11]。这种“能力与职位匹配”以及实现“各尽其职”的方式有助于维持社会整体的稳定与协调。

“第一学历”成为反映个体能力的重要指标，深受社会对高考的高度认可与高校声誉等级的显著影响。在中国社会，高考被广泛视为教育系统中最有效与最权威的选拔机制，用于评估个体的能力和潜能，并进行分类。通过十二年的基础教育，学生在各类知识和技能上得到培养，高考则将这些不同能力水平的学生选拔、分流至不同的大学，由于大学之间存在明显的声誉等级差异，从而不同大学颁发的文凭则反映了个体能力和素质的差异。那些以高分被录取进入名牌大学的高中毕业生被视为具有卓越能力，加上名牌大学的本科教育质量比其他高校更受认可，所以，社会认可的高考筛选机制和名牌大学共同营造了名校本科学历的品牌效应。拥有名校本科的“第一学历”被普遍视为一种重要的能力证明，它代表一个人在知识水平和能力方面具有扎实基础。同时，名校本科学历是工作适应力与职业胜任力的象征，这也进一步提升了名校本科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因此，“第一学历”作为教育成就的重要标志，为劳动力市场提供了初步筛选的依据。用人单位依据“第一学历”评估求职者的基本能力，这种做法被认为能够简单高效地招聘到具备较高知识水平和较强能力的员工，进而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和形象。同时，这种做法也符合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使组织将求职者分配到适合其能力和素质的不同职位等级，从而提供差异化的职业岗位、收入和社会地位，实现社会分层。因此，从功能论的视角来看，“第一学历现象”可被视为社会对于个体能力与职位匹配的一种功能性需求，这显示了教育系统在社会分层中扮演的关键角色。

（二）冲突论视角：“第一学历现象”是文凭排斥和利益垄断的体现

冲突论认为，社会中不同群体之间的地位与利益分配在本质上是一场持续的斗争[9]295。冲突论特别关注社会地位的竞争，包括精英阶层的排斥策略以及教育与职业不平等的再生产机制[13]46。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了基于教育的地位群体支配理论，他认为特权阶层通过控制大学文凭的授予，限制候选人的数量，形成了对教育文凭的控制[14]。韦伯进一步分析了谋生竞争中的冲突本质，即竞争者通过行使权力来增加或保护自己群体在资源分配中的利益。这解释了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群体通过提高准入门槛来垄断特定职业，以及通过结构化竞争的方式来偏好具备相应文化资本的候选人的实质[15]。因此，雇主对持有文凭的劳动力需求增加，反映了专业领域通过提高准入要求来限制从业者数量的排斥策略[16]229。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在韦伯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地位群体之间的竞争。他指出，高等教育的扩张并不必然反映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变化。当更多的人获得专业技术或管理职位所需的学位，而职位数量未能相应增加时，“文凭膨胀”现象便会出现。在“文凭膨胀”的背景下，文凭的交换价值被削弱，便会迫使学生追求更长时间教育和更高级学位。柯林斯预见，这一过程将在更高层次上重复，导致高级学位的价值降低，竞争转向更高级别的学位[16]序。

“第一学历”成为劳动力市场的职业门槛，这与高学历人才数量的增加和岗位数量的相对有限有关。雇主只能通过设置门槛来简化决策流程，并维护优势群体的利益，从而筛选候选人。正如有学者指出，在高学历社会中，大学学历本身已不再稀有，学历内部进一步等级分化以维持其稀缺性[13]128。随着“文凭膨胀”和求职竞争的加剧，中国的学历体系内部经历了进一步分化，竞争的焦点逐渐转向了“第一学历”。雇主通过设置“第一学历”门槛，限制不具备名校本科学历的人进入相应的职位。从冲突论的视角看，“第一学历现象”反映了优势群体为巩固其社会地位和利益而采取的一种排他性策略。在这一现象中，即使求职者已经取得了研究生学历，雇主仍然侧重考察其“第一学历”，并偏好名校本科学历，从而构成了基于教育背景的隐性歧视，形成了文凭排斥和社会排斥。这表明雇主将高校声誉作为筛选标准，不仅限制了非名校本科毕业生进入特定职位的途径，也潜移默化地增强了名校本科学历群体在经济和社会资源获取上的垄断地位，而且这种学历等级的差异与职业发展路径和经济收入密切相关。从冲突论视角来看，“第一学历现象”既是社会阶层和利益冲突的体现，也反映了社会结构性的不平等。

（三）符号互动论视角：“第一学历现象”是学历身份符号的意义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