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教师科研评价不良治理机制生成机理与优化路径

摘要： 高校教师是学术研究的中坚力量，其科研评价不仅指引教师个人的学术职业生涯，也深切影响高等教育发展和知识生产创新。在当前社会加速竞争、市场型治理和审计文化的合力促逼下，高校教师科研评价已超越了纯粹的学术活动范畴，演变成为由统一化裁决、倒计时装置、奖惩设置架构组成的自我运转与驱动的不良治理机制。这形塑出一种新型的权力空间，潜隐着对教师认知塑造、心灵规整与行为束限的治理力量，并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学术的自由探索。为优化这种不良治理机制，需持守科研本位和教师发展的治理理念，健全多中心的治理模式，完善质量导向的治理流程。

关键词：高校教师；科研评价；治理机制；加速竞争；学术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24）04-0058-09

高校教师是学术研究的中坚力量，其科研评价不仅影响教师的学术行为和职业发展，也在高等教育质量和知识生产创新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为完善现行科研评价体系，护佑学术健康发展，教育部、科技部先后印发《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进一步明晰了教育评价改革的意义和方向。由此，我国进入了评价改革新时代，教师科研评价也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教师科研评价是对教师科研过程及目标的价值判断，其结果往往与教师个人的职称晋升和工资待遇紧密联系，并关乎高校的办学水平和综合排名。目前，学界除一般性的考察教师科研评价的现实样态外[1]，还针对科研评价中过度依赖指标量化、功利主义倾向等积弊，立足于符号学[2]、时间政治学[3]、新制度经济学[4]等不同视角展开理论探索及对策研究[5]。这些研究极大深化了我们对教师科研评价问题的认识，但在反思性和本质论层面的探讨尚显不足，难以真正揭示其深层结构，也就无法更准确地探赜问题的内在要因，进而提出适切路径。鉴于此，本研究以高校教师科研评价实践为透视棱镜，理性审思其背后的结构性机理，深刻揭橥科研评价治理技术的系统性构造，以期为优化高校教师科研评价治理带来些许思考。

一、教师科研评价不良治理机制的现实图景

现行的教师科研评价不单是一项学术活动，实质上也是一种治理术。它通过与学校场域内部各要素交织作用，架构出一套稳定的治理机制。其具体实施包括三个相互衔接的关键步骤：以统一化裁决定位评价标准，借由倒计时提升评价效率，倚靠奖惩确定评价结果。这套治理机制在实现对教师认知塑造、心灵规整与行为束限的同时，也损害了作为“智识活动”的科学研究。

（一）统一化裁决框定评价标准，压制创新潜质

道格拉斯·诺斯认为“制度确定并限制了个体的选择集合”[6]，即制度凭借外在明文规定和内在精神价值作用于制度对象，使其形成制度所鼓励的行动方式和观念意识。循此思路，教师科研评价制度包含详细的规则内容和稳定的操作流程，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教师科研发展的现实标准，会让教师萌生出论文至上的倾向，并追求显性指标的提升。

一是标准固化形塑“唯论文”的评价路向。教师科研评价明确将论文视为关键性指标并给予较高权重，隐含“论文至上”的导向。《第四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显示，论文依然是当前科研评价最主要的指标，62.1%的大学教师、44.9%的科研人员“最看重论文”[7]。进一步讲，论文规定了教师发展的合宜行径，内含“科研=论文”的价值观念，甚至言说着“好教师=会写论文”的职业信念。在职称评审时，评审委员会或学术委员会的评委往往并不阅读论文以评判教师的论文价值，而只看教师提交的论文篇数和发文的期刊等级[8]。换言之，高校评判“好学术”的准则从推动前人研究、提出前沿性思想变为有无论文、论文等级和引用率如何。然而，学科不同决定了评估标准的不可通约，人文社科并不像自然科学体系严谨缜密，文献之间的相互引用并非时时必要。所以，论文发表数量和引用率有时并不足以证明教师的科研能力，“有论文”的真实性不仅并不等于“好论文”的卓越性，反而会引发标签化趋同、低水平重复现象，破坏学术生态。总之，论文几乎框定了教师科研质量的评判标准，奠定了科研评价“唯论文”的总体基调，致使教师出现“拼论文”的科研倾向。

二是方法量化造就“数量取胜”的评价导向。作为“透明的工具”的量化评估具有客观、公正等特性，是当前教师科研评价的通行方法。量化测评本质上是科学主义与经济思维结合的产物，主张无论科研还是教师均可被算法和数值计算度量、比较排位。于是，快速产出可量化展示的业绩成为科研评价中隐而不彰但强效有力的要求。这不仅规避了风险，让教师发展变得安全且可预测，更营造了数字依附式的科研文化，进而诱发注重产出的科研计策。遗憾的是，能够测量的东西与我们真正想知道的东西可能毫无关系，以标准化的指标量化代替基于经验的个人判断会带来一系列非计划的负面后果[9]。事实上，科研既非生产亦非制作，而是具有高度复杂性和精神性的实践活动，这决定了科研评价不只是论文篇数的统计累加，更是评价主体交往互动的建构产物，涵盖技术和社会双重维度。量化方法及指标固恋既抽离了教师主体的生命活力与生活体验，使其展露出“计件式”发展策略和“快餐式发表”行动，还去除了学术研究的情境维度与过程要素，锁定了倚赖数字的科研评价。论文指标与量化方法共同支撑了教师科研评价的尺度，具有衡量科研质量与教师能力的治理效用。由于“和制度相比，个人没有精神的权利，个人的发展和教养在于对现存制度的精神的恭顺同化”[10]，长期蛰居统一化裁决下的教师难免将之内化为“自我知识”的一部分，并投身于可量化、可比较和可验证的短平快研究当中，最终沦为“单向度的人”并带来“单向度的学术”。

（二）倒计时装置掌控科研节奏，引发自我剥削

“我们对自身以及这个世界的所有认识，都是经由我们对时间的想象、解释、利用和实践来传达的。”[11]在社会生活中，时间的精细化分割与生产的效率化追逐密切相关。高校中遍布的倒计时装置作为时间的操作化产物控制了教师的科研节奏，也提高了教师科研评价活动的效率。此时，时间不再是中立客观的物理存在，而是承载了治理意志与道德意涵。

首先，制造稀缺时间，改变“无时间性”科研，让科研评价转变为一种“嵌入性秩序”。在米歇尔·福柯看来，时间机制是掌管个体存在及生成个体的权力技术[12]181。在科研评价中，作为一种借由提示特殊事件到来的结构性装置，倒计时以翻转时间结构、采用倒叙方式和划定边界范围等形式实现了教师科研工作和评价的联结。细言之，科研评价结果极大依赖于教师在固定时间内的科研产出，而节点作为一种“信号”将向未来延展舒缓的无限可能窄化为不断逼近目标的短时距离，呈现出规范性和索引性。倒计时圈画了教师的学术环境，形塑了教师的时间感知，传达出某一时间点内完成任务的科研期待，进而策勉教师加速奋进，自觉调整学术劳动的内容、时长和节奏，从而在“特殊日子”到来前积累足够的学术资本。同时，倒计时将流变的自然时间建制化为所有评价活动依循的制度化时间，展现出整体性和公共性，强制性地将所有教师“无时间性”的科研活动嵌入特定时间段，消除了评价的偶发性和不确定性。在此意义上，倒计时装置为教师开展科研实践设定清晰节律，也为管理者监督科研进展提供稳定时序，进而反过来催逼教师提高科研效率。

其次，侵占私人时间，诱导“无边界化”产出，致使科研评价形成一种“人造性秩序”。教师不仅在校科研工作受倒计时支配，校外时间规划也逃不开倒计时框限，即学校制度时间蔓延到教师日常生活，带来私人时间“科研化”。具体而言，倒计时只指定截止日期而不规定具体过程，看似为教师磨砥刻厉创生出空间，但在时空分离引发生活全面提速的背景下，决定性时刻的到来往往会加剧教师焦虑、恐慌等劳动情绪，使之在心理上产生紧迫感、不安全感。出于主动筹划的反身性，教师会选择“积极卷入式”科研策略，使有边界的教师劳动被置换为无边界的“恐惧忙碌”甚至“虚假忙碌”。与此同时，各类通信技术的加持进一步将教师的私人时间变换为随时可利用的工作时间。换言之，流动性的工作模式与没有阈限的科研时间导致教师不得不利用甚至挤压生活时间，以超负荷的方式自我剥削，不断延长工作时间，以期达到刚性的绩效考核要求。倒计时装置溢出学校围墙，隐秘榨取教师的校外时间，提升了教师科研的产出效率。“我们的行为和实践的节奏、速度、期限和顺序其实并不是由作为个体行动者的我们所决定的，而是几乎完全由社会中的集体性的时间模式和同步化要求所预先确定的。”[13]至此，教师的全部生活都被包裹在人造的“学校时间”中，而科研评价也成为超越学校界限、时刻追求高效运转的机制。

（三）奖惩设置标识身份差异，形塑道德化思维

教师科研评价治理的强大势能不单体现为以统一化裁决和倒计时装置改变教师的行为倾向和心理惯习，更为深刻的机理在于凭借奖惩巧妙实现激励、分类等治理功效——在教师间标识差异，划定区隔，使其成为科研场域内拥有不同身份地位的“学术工人”。

其一，以奖惩确保激励效果。制度往往通过惩罚来配置社会资源，引导人们采取理性的行为，从而形成秩序[14]。科研评价制度正是以奖惩规则实现对教师权益的再分配，达到教师发展可视化和行为一致化的双重效果。一方面，通过奖惩规则实现教师学术成果与所得资源的强关联，按照固定标准和程序实施赏罚，利用经济利益导引特定行为。个体大多是怀赏畏罚的理性自利人，奖惩表征着行为的预期结果，指引教师“应当且必须如此”。另一方面，奖惩宣扬特定的职业理想，对何为好的科研实践作出了价值裁决。于是，那些研究效率高、发表期刊影响因子高及成果引用率高的表现型教师更易获得好处。在每次奖惩中，教师得以感受并体认到主导理念和主流价值——优绩至上，进而形成稳定的价值判断，凝结为非反思性价值选择，最终以效率原则和计算逻辑开展科研工作。可见，教师科研评价不仅以奖惩定义了什么科研最有价值，催生出工具理性的科研理念和发展路线，还凭借内在精神进一步固化、传播和延续了特定的科研话语、学术框架，从而不断发挥治理效用。

其二，以分类制造身份差异。作为一种制度化分类系统，奖惩将教师分为优秀者与平凡者两大类型，规定双方在绩效、权益等方面的边界及应遵守的道德承诺，进而确保权力施与。它是“一种追求规范化的目光，一种能够导致定性、分类和惩罚的监视。它确立了个人的能见度，由此人们可以区分和判断个人”[12]208。换言之，通过高度程式化的流程和极具荣誉性的仪式，教师科研评价为不同教师赋予特定化的奖赏和差异化的身份，标识他们在群体中的个体价值和相对位置。这不仅能表明教师间的横向距离和等级差距，还可以影响教师的身份认同和行动选择，最终形成一种有意识的、可持续的状态，显示出对作为被评价对象的教师的征服以及作为被征服者的教师的对象化。这种象征性的结构性文化网络能够释放出非权力影响力，从而持续加大治理力度。

其三，以道德化思维强化教育意蕴。奖惩依托榜样教育和道德审查扩展教育价值，提升治理效力。个体不仅外显行为来自模仿，其态度和价值观念、好恶行为习惯乃至道德品质、性格特征都可能来源于模仿[15]。高校通过设置各类名誉头衔、荣誉称号等方式树立榜样，彰示着特定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激活教师内在审查机制及对标性行为分析，给予教师心理暗示和模仿趋同的精神动力，进而促使他们改变原有惯习，甚至习得崭新的科研发展模式。如果自身行为与榜样相反，教师会出现自卑、羞耻等负面情绪，将自身置于“不道德”的位置而自我矮化，并主动调整行为以靠近榜样。可以说，教师科研评价正是通过有意识地树立科研榜样，利用教师趋向积极体验的情感本能，使其形成细密的道德化思维，并在荣辱感支使下自觉调适行为、规训自我，不断巩固治理结构。教师科研评价通过发挥奖惩的激励、分类和道德化功能，成为高校科学管理的治理术，它让教师的心性、认知、行为与监管调控、扩大效能的科研评价治理目标更加贴近，也使教师的科研实践愈加规范化、效率化和生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