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如何促进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

摘要：日本建成世界重要的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其高等教育发挥的作用不可或缺。日本政府通过制定全面而系统的科学技术政策，引导和支持高等教育促进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根据日本科学技术政策的阶段划分，其高等教育促进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的进程可以划分为国立大学领衔引进和移植国外科技制度、高等教育在科技发展中的重要性凸显、大学成为科技发展和创新的主阵地三个阶段。在政策指引下，日本高等教育主要通过推进产学官合作、培养研究型人才、提高教育和人才国际化水平等路径促进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同时，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两级分化趋势加剧、功利主义盛行等问题。有鉴于此，完善顶层设计，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优化科研环境和人才待遇，警惕和防范可能出现的高校两级分化趋势加剧、功利主义盛行等问题，是日本高等教育促进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带给我们的有益启示。

关键词：日本；高等教育；人才中心；创新高地；科学技术政策

中图分类号：G6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24）04-0088-10

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是我国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着力推进的三大战略，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战略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突出强调了教育、科技、人才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性，提出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统筹推进、一体安排，助推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高等教育作为最高层次的教育阶段，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产出世界一流创新成果的主要载体。因此，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离不开高等教育的充分参与。日本自明治维新开始推进科学技术的系统布局和战略发展，并将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要推动者。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性转型，日本明确提出通过科学技术创新重振日本经济，即“科学技术创新立国论”，而立国的关键在于开发脑力资源。自此，日本政府出台了“科学技术基本计划”等一系列政策以助推科技发展和科技人才培养，并将大学作为科技研发和人才培养的主阵地，推进教育、科技和人才的一体化发展。时至今日，日本已成为全球重要的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方面，日本科技人才培养取得显著成效。受益于日本科技政策的长期性和连续性支持，进入21世纪后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数量呈现“井喷现象”，此时期获得的诺贝尔奖数量超过日本总获奖数的70%，成为欧美国家之外诞生最多诺贝尔奖的国家[1]。另一方面，日本也出现了汇聚全球高层次人才和颠覆性重大创新成果的特定区域。如，与美国旧金山湾区和纽约湾区合称为“世界三大湾区”的东京湾区，是公认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同时也是高水平科技人才聚集的高地。探究日本高等教育如何促进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对我国深入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日本高等教育促进世界重要人才  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的政策变迁

日本高等教育促进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主要由政府科学技术政策引领。根据日本科学技术创新相关政策内容和实践主体的变化，可以将日本科学技术创新政策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5年之前，是在政府推动下的自主发展时期；第二阶段为1995年至2013年，是全面而有计划地推进科学技术的振兴阶段；第三阶段为2014年之后，是科学技术和创新一体化的推进阶段。相应地，高等教育促进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也可以划分为国立大学领衔引进和移植国外科技制度、高等教育在科技发展中的重要性凸显、大学成为科技发展和创新的主阵地三个阶段。

（一）国立大学领衔引进和移植国外科技制度阶段（1868—1994年）

日本近代科学技术发展肇始于明治维新时期大力引进和移植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1868年明治维新初期，日本政府邀请了大量的外籍教师和工程师到日本工作，并向海外派遣了大量留学生，由旧帝国大学移植和引进现代科学，由工部省引进现代技术。因此，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日本旧帝国大学在科学技术发展方面起到了主导作用。近代科学经过明治维新初期的引进和移植后在日本逐渐发展，最终在19世纪80年代扎根，进入了独立发展的第一阶段。其重要举措之一就是建立了学术组织和制度，旧帝国大学和研究生院的建立为科学技术在日本扎根作出了巨大贡献，培养出了一批著名的理工科人才。此外，学术团体和科研报告制度也逐步建立起来，为日本研究人员提供了展示研究成果的平台。这些学术团体翻译现代科学著作、统一及传播学术术语、建立现代科技制度，为现代科学技术研究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科学技术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一时期，日本政府建立了若干重要的国家实验室（主要是旧帝国大学附属研究机构），并启动了针对研究人员的研究资助计划，建立了科学研究激励制度。与此同时，私营公司建立研究机构的势头逐渐呈现，有影响力的私人学术促进组织也建立起来。此外，这一时期的国际学术交流也发展起来。1926年在东京举行的泛太平洋科学理事会是在日本举行的第一次大型国际学术会议。二战后，日本进行了教育改革，将原有的旧帝国大学改制升级为四年制国立大学，旧帝国大学在人才培养、科技发展方面的职责也相应转移到国立大学上。

综上所述，在这一阶段，日本大学从属于政府，根据政府的指令、依托政府提供的资金支持开展测试和研究活动、培训研究人员。但是，此阶段日本尚未形成系统的科学政策体系，研究活动并非在统一的科学政策指引下进行，仍处于政府推动下各机构自主发展的阶段。日本高等教育主要通过国立大学移植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培训研究人员、建立附属研究机构以推动研究开发，进而参与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

（二）高等教育在科技发展中的重要性凸显 阶段（1995-2013年）

这一阶段以1995年日本《科学技术基本法》的出台为开端。1990年前后，世界冷战格局崩溃，各国从军事优先转为市场导向逻辑的科学技术路线，日本与美国的竞争激化，在信息技术和生物工程学方面失去竞争力，迫切需要推进科技发展以寻求突破口。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也是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的时代，大学及企业等的研究开发费用以1991年为顶点，之后连续3年减少，因此有必要采取积极的财政措施，增加国家研究开发费用的支出[2]。在此背景下，90年代中期，日本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性转型，明确提出通过科技创新重振日本经济，即“科学技术创新立国论”。《科学技术白皮书》指出：“要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持续发展，提高国民生活水平，为解决人类共同问题做出贡献，就必须通过开发我国宝贵的脑力资源实现科技创新立国战略，领先于世界。”[3]“科学技术创新立国论”将开发脑力资源视为实现日本科技创新立国战略的唯一途径和手段，高等教育在培养人才、推进科技创新中的作用得到进一步重视。1995年日本政府出台《科学技术基本法》，规定政府应制定一项基本的科学技术振兴计划，全面且有步骤地推进日本科学技术振兴[4]。根据这一规定，日本政府自1996年开始，每5年制定一次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以促进科学技术振兴。自此，日本开始依靠全面且体系化的政策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相继出台了“振兴日本经济、改革大学结构计划”“面向人才创新实现日本再生”“大学改革实行计划”等政策，持续强调开发脑力资源和发挥大学作为社会变革引擎作用的重要性。这一阶段日本的科技发展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主要依靠《科学技术基本法》及各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推进；政府主导色彩浓厚，建立了落实科学技术政策的自上而下的“司令塔”体制并不断强化；竞争色彩逐渐浓厚，科学技术战略走向重点化，引入竞争性资金并不断提升其比重；在内容上主要强调推进研究开发，将科学技术与创新结合起来，但也强调知识创新和研究人才的重要性；强调教育在科技振兴和日本再兴中的重要性，尤其强调高等教育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主张通过大学改革助推科技发展和日本再兴。

1995年至2013年，以《科学技术基本法》的出台为契机，日本政府开始制定一系列连续的科学技术振兴政策，进入了全面而有计划地推进日本科学技术振兴阶段。在此阶段，教育改革尤其是高等教育改革被视为泡沫经济背景下日本经济社会的“救世主”，主张通过大学改革培养年轻的研究人才、推进知识创造。

（三）大学成为科技发展和创新的主阵地阶段（2014年至今）

21世纪初，日本经济面临严重危机。世界经济在10年里实现了约2倍的增长，日本却保持着零增长的态势，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半导体产品等产品群的世界份额也急速下降。此外，随着老龄化的加剧，社会保障费每年约增长1.3兆日元，但国家税收却从60兆日元左右下降到40兆日元左右，公共财政累计赤字超过了1000兆日元[5]。原本支撑日本国家发展的三大要素——经济、社会保障和财政逐渐变得脆弱不堪。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强调创新的重要性，希望通过创新实现日本复兴，并于2014年出台了科学技术振兴和创新振兴合二为一的、极其重要的国力强化战略——“科学技术创新综合战略”。自此，日本科学技术发展进入了科学技术和创新一体化推进阶段。日本政府相继出台了《科学技术·创新创造的活性化相关法律》与“面向与世界并驾齐驱的创业公司生态系统的形成”“面向科学技术创新的创造型大学奖学金创设事业”“综合创新战略2020”等政策，并于2020年将原本的《科学技术基本法》修正更名为《科学技术·创新基本法》，进一步加强了创新与大学改革的联系。这一阶段日本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要特征如下：科学技术相关政策名称及内容均强调了创新，政策也逐渐聚焦于大学改革；政府主导，不断强化“司令塔”体制；市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逐渐明显，产学合作及竞争性资金成为推动科学研发的重要力量；在内容上强调构建人才、教育和科技创新的良性循环，且科技和创新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大学逐渐成为科技创新的主阵地，高等教育通过培养博士等青年研究者、推进产学合作、国际人才流动等方式参与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

在2014年之后，以“科学技术创新综合战略”的出台为契机，日本政府开始重视科学技术与创新的一体化推进，对原先的各项科学技术政策及项目的名称都进行了更改，体现了“创新”。如，“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更名为“科学技术·创新基本计划”。科技和创新的主要场地也转向了大学，实际上逐渐形成了以大学为中心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良性循环。

二、日本高等教育促进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的实践路径

纵观日本20世纪末至今的科学技术政策，科技发展与高等教育改革的联系较为紧密，产学官合作、培养研究型人才、提高人才和教育国际化水平是政策中反复出现、多次强调的高校助力科技发展的途径，也是高等教育促进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的实践路径。

（一）推进产学官合作，构建创新生态系统

产学官合作自20世纪末便已经兴起。日本政府1998年颁布了《大学等技术转让促进法》，1999年制定了《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法》，2000年出台了《产业技术力强化法》，为产学官合作的开展奠定了政策法律基础。2004年法人化改革之后，产学官合作成为大学的主要发展方向之一，日本政府认为产学官合作是从基础研究成果中实现持续创新创造的重要手段，必须采取多样化措施实现其可持续发展。一方面，日本政府通过强制和激励措施促使大学根据自身特色探索多样化的产学官合作模式。2006年修订的《教育基本法》将“研究成果回馈社会”列为大学继教育、研究之后的第三个使命。2013年修正的《国立大学法人法》允许国立大学法人向特定研究成果的业务经营者出资，大学风险投资企业陆续成立。另一方面，日本政府通过推动高校研究成果在社会上的落地吸引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合作。2016年“第5期科学技术·创新基本计划”要求实现产学合作的正式化，产学官合作进入飞速发展阶段，科研开发成果在社会上的落地成为发展重点。“综合创新战略2020”中也指出，要通过大学改革等把握产学需求，完善产学官合作体制，以创造人才、资金、教育良性循环的创新生态系统。

首先，推进产学官合作的深入持续发展，必须构建恰当且高效的产学官合作体制。总体来说，日本产学官合作的管理和推进机制，主要是政府通过研究经费干预推动产学合作发展，并通过政策项目对产学官合作进行战略性规划；大学与企业主要通过合作研究、委托研究、专利转让、知识财产转化以及临床试验等方式进行合作，将大学的研究成果回馈社会。其基本体制如图1所示，通过大学、企业、政府和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最终构建真正可持续发展的“创新生态系统”。东京大学作为日本的顶尖高校，在产学官合作方面进行了诸多特色化实践探索，其致力于在大学、地方社会、初创公司、大公司等投资者和资助者四方之间建立智力资产、知识产权、人力资源和资金的良性循环，即建设一个良好的产学官合作生态系统[6]。为此，2004年东京大学构建了由产学协创推进本部、东京大学技术许可机构、东京大学边缘资本合作伙伴有限公司组成的三方合作体系，为学生和教职工提供创业咨询和创业课程，为个人和企业提供旨在促进东京大学研究成果商业化的孵化设施、项目支持和研究设备共享服务。此外，东京大学还设立了东京大学产学协创·社会连携协议会，主要负责搭建高校、地方社会和企业间合作交流的平台，探寻产学官合作的新模式和新项目，实现产学合作创业生态系统的国际化扩展等。东京大学通过上述组织搭建了较为完善的产学官合作体制，创建了高校、企业和社会之间资源共享、合作互促的良性生态系统。

其次，明确和拓展产学官合作方式有利于促进产学官合作体制的高效运转。产学官合作的主要方式包括合作研究、委托研究、专利转让、知识财产转化以及临床试验等[7]。如，东京大学产学官合作体制建立在明确和拓展产学官合作方式的基础之上，明确划分了各组织的职责，从多方面拓宽产学官合作方式。“产学协创推进本部”主要负责从多方面支持东京大学的合作研究、委托研究、专利转让、知识财产转化以及临床试验等产学研合作活动的发展，包括审查合同内容、寻找合作研究及委托研究的最优主题与合作对象、探索全新的产学合作领域、构建东京大学与企业及地方社会的联络网等。东京大学技术许可机构主要负责技术转让相关事务，截至2022年共签订了6 382个技术转让合同，盈利约125亿日元[8]。东京大学边缘资本合作伙伴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与日本国内研究机构及海外高校合作，投资在科学技术领域具有优势的初创企业，至2023年共投资了150多家公司[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