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矩阵式跨学科研究组织的样态创新及治理机制

摘要：为充分整合既有单一学科组织，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普遍设置矩阵式跨学科研究组织并进行样态创新，遵循“校内联合”和“校际联合”两种路径，衍生出大学校内矩阵式和大学校际矩阵式跨学科研究组织，其中大学校内矩阵式跨学科研究组织涵盖“学院-学院”矩阵、“校级科研机构-学院”矩阵两种样态。矩阵式跨学科研究组织横纵交错的组织结构特征决定了完备的治理机制不可或缺，涉及以学科交叉融合与协同创新为导向的治理目标、跨学科与跨界共治的治理结构、多元利益主体协商的治理方式和“三位一体”的制度保障四个维度。据此，我国研究型大学应着力推进多样态矩阵式跨学科研究组织建设，吸纳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治理，优化治理方式，健全制度保障体系。

关键词：跨学科研究组织；矩阵组织；治理机制；研究型大学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24）6-0090-10

一、问题的提出：大学如何凭藉既有学科组织创建新型跨学科研究组织

在信息“爆炸”时代，科学研究面临的复杂问题愈发开放多维，仅依靠单一学科组织的力量已难以满足各界的综合需求，跨学科研究成为日益重要的新型研究范式。为顺应跨学科研究趋势，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正加速推进学科交叉融合，纷纷设立新型跨学科研究组织作为开展跨学科研究的组织载体。然而，发展跨学科研究并不意味着所有研究型大学能够完全摒弃传统学科组织，对其学术组织架构进行全面重构。正如美国著名高等教育学者伯顿·克拉克所言：“历史上高教系统的变化通常采用这样一种折衷方式，即新的单位绕过旧的单位，而旧的单位依然生存。”[1]相比于主攻科研和社会服务的跨学科研究组织，传统学术组织的结构更加稳固，同时承担着教学和人才培养的职能，是维持大学运转的关键基础，在当前发展阶段中有着难以撼动的地位。因此，如何在大学原有的学科组织架构之下破除学科壁垒，并在保有和整合传统学科组织职能的基础上建立行之有效的跨学科研究组织载体，成为跨学科研究组织构建的一个重要问题。

跨学科研究组织是由多学科人群组成的集合体，其核心目标是通过整合多个学科以创造性地解决复杂问题。矩阵式跨学科研究组织是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中广泛采用的跨学科研究组织形式，其显著特点在于整合传统学科组织生成适切于跨学科研究的新型组织载体，实施双重或多重管理，通过合作机制将不同学科成员汇聚到同一组织中。这种组织形式不仅有效规避了传统学科组织间存在的学科藩篱问题，亦避免了对基层学术组织结构进行根本性重构，从而促进跨学科研究在研究型大学中顺畅开展。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在创新跨学科组织的实践中，创建了多种样态的矩阵式跨学科研究组织。同时，由于矩阵式跨学科研究组织涵盖了多个传统学科组织的利益相关者，对其实现有效治理尤为关键。因此，探析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如何创新矩阵式跨学科研究组织样态以及如何达臻高效治理，对推动我国大学的跨学科研究组织变革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二、矩阵式跨学科研究组织治理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

伴随学科交叉融合成为学科知识生产的新模式，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普遍转而重视跨学科研究，纷纷通过组织变革为跨学科研究提供组织载体。矩阵式跨学科研究组织是一种基于传统学科组织构建的特殊组织形式，矩阵组织结构破解了大学传统学科组织学科单一、无法应对涉及多个学科复杂问题的困境，是学科型组织与任务型组织的结合体[2]，既维系了传统学科组织的原有运行模式，又实现了不同学科的整合。矩阵式跨学科研究组织是基于跨学科研究议题需要而组建的多机构联合组织形式，采用纵向和横向两套系统交叉管理：纵向系统为学科导向，每个学科组织或综合机构都有各自的专业研究领域和机构职能；横向系统为任务导向，由项目领导实施管理，多学科组织协同合作解决复杂问题。由罗顿提出的跨学科变化三角理论可知[3]，来自政策、社会资助等自上而下的外部关注，大学推进跨学科研究组织建设与管理的系统实施，师生从事跨学科研究的强烈愿望等自下而上的内部动力，三者共同促使大学内的学科研究转向跨学科研究。由于不同矩阵式跨学科研究组织的主体构成不同，这三种动力的协作方式也有所差异，进而影响其横向、纵向的治理机制。源于矩阵组织结构的特征[4-5]，矩阵式跨学科研究组织的最大特点在于其学科导向与任务导向交错的双重体系，且跨越两个及以上单一学科学术组织（如传统学院与科研机构）。这使其具备了不同于传统直线管理组织的多元治理机制，其治理的本质在于多元主体之间平等互动的协作治理。结合组织治理理论，本研究对矩阵式跨学科研究组织治理机制的分析主要从治理目标、治理结构、治理方式、制度保障四个方面展开。第一，治理目标承载着组织运行的使命与宗旨，是矩阵的多元主体为实现特定利益而制定的目标。第二，治理结构是组织构成要素的有效排列组合方式，主要包括治理主体、治理客体以及协调二者关系的组织形式、管理方式等机制，是实现治理目标的手段和途径。其中，治理主体指行使治理职能的承担者，治理客体指被治理的对象。第三，治理方式是在治理活动中采用的具体方式和手段，以及不同治理主体之间在行使治理职能方面的协作关系，用于实现治理目标和维护治理秩序。第四，制度保障是落实治理机制的具体途径，明确组织成员的身份、分工与行为准则。制度是组织治理的具体内容、重要保障，同时也是组织文化的孕育者与载体。本研究的矩阵式跨学科研究组织治理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见图1）显示，治理目标为组织治理提供方向指导，治理结构与治理方式既是实现组织目标的具体方式，又是组织治理的形式表现，制度保障则是组织长效稳定治理的基础性前提，四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治理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

三、研究型大学矩阵式跨学科研究组织样态创新

矩阵式跨学科研究组织的产生旨在破除不同学科组织之间跨界合作的障碍，是传统单学科组织联合开展跨学科研究的产物。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主要遵循“校内联合”和“校际联合”两种路径创设大学校内矩阵式与大学校际矩阵式两种样态的跨学科研究组织。其中，大学校内矩阵式跨学科研究组织又可细分为“学院-学院”矩阵式跨学科研究组织和“校级科研机构-学院”矩阵式跨学科研究组织两种样态（见图2）。“学院-学院”矩阵是研究型大学中最为常见的矩阵式跨学科研究组织，由大学内的不同学院合作而形成。“校级科研机构-学院”矩阵则由大学内部的校级科研机构与学院共同建成。大学校际矩阵式跨学科研究组织作为大学校际间的跨学科研究组织形式，通常由两所及以上大学的多个单学科学院联合组建。不同样态的矩阵式跨学科研究组织为研究型大学多路径开展跨学科研究提供了灵活多样的组织载体保障。

（一）大学校内矩阵式跨学科研究组织

对于综合性研究型大学而言，大学内部通常拥有相对丰富的多学科资源优势，因此，通过内部联合的方式创建矩阵式跨学科研究组织是其推进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方略，学院与学院联合以及独立研究机构与学院联合是两种主要的内部联合形式。

1.“学院-学院”矩阵式跨学科研究组织

相较于其他矩阵式跨学科研究组织样态，“学院-学院”矩阵是一流研究型大学普遍采用的组织形式，通过将不同学院的研究人员按照某种主题或问题进行组合，形成矩阵式组织结构：纵向接受不同学院学科指导，横向接受项目问题导向的引领。研究人员在组织内基于共同的研究兴趣和目标相互交流、合作和创新，他们通常同时属于跨学科组织和原单位，受多个主管的管理。这种组织形式使研究人员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更加密切，有助于解决复杂问题，促进跨学科研究和创新。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普遍创设了“学院-学院”矩阵式跨学科研究组织，典型代表有斯坦福大学Bio-X跨学科倡议计划、卡内基梅隆大学机器学习部、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以及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艺术人文研究所等。Bio-X是斯坦福大学开创性的生物科学跨学科研究机构[6]，其名称中的“Bio”为“Biology”的缩写，“X”表示医学、工程学、物理学、化学等自然学科，由医学院、工程学院等学院联合组建；卡内基梅隆大学机器学习部主要由统计学系、计算机科学学院组建，同时也包括来自哲学、工程、商学和生物科学等领域的教师[7]；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主要由哥伦比亚大学气候学院、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法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等学院联合组建[8]；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艺术人文研究所则由人文学院和艺术及建筑学院联合设立[9]。学院间矩阵的构建有助于实现多学科协同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进跨学科项目研究，提升跨学科产出效率。

“学院-学院”矩阵式跨学科研究组织适用于多个学院之间专业领域有所交叉，需要通过矩阵组织以促进学科交叉合作、强化协调机制的情况。“学院-学院”矩阵式跨学科研究组织的优势在于机构之间独立性、灵活性较高，可快速响应各自学科领域的需求。这意味着各个学院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和需要，快速调整研究方向和策略。

2.“校级科研机构-学院”矩阵式跨学科研究组织

在校级层面，一流研究型大学设立了诸多独立建制的科研机构以开展专门研究。通过校级科研机构与学院形成矩阵亦是研究型大学创设矩阵式跨学科研究组织的形式之一。此种形式中，研究型大学的校级科研机构与学院之间通常在研究领域上有所交叉或存在合作基础，进而采取跨部门、跨组织共建的方式形成新的跨学科组织，在纵向上接受不同学院或校级科研机构的专业研究领域指导，在横向上接受项目问题导向的引领，以整合不同学科领域的资源，提升研究能力，促进学术交流与创新。部分校级科研机构本身即是针对复杂问题或特定研究领域而设立的多学科组织，倾向于选择与学院这类学科组织合作构建矩阵，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些机构需要获取与吸纳其他学科资源，但面临着森严的组织壁垒，通过矩阵形式可以规避障碍。“校级科研机构-学院”矩阵式跨学科研究组织的典型代表有麻省理工学院（MIT）的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Computer Science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boratory，下文简称CSAIL）、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科学矩阵等。CSAIL由MIT的校级科研机构人工智能实验室与计算机科学实验室密切合作发展而成，并与MIT的工程学院，科学学院，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学院等学院共同构成矩阵式的跨学科结构[10]；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科学矩阵则是在校级机构伯克利分校数据科学中心与政治学系、经济学系、社会学系、心理学系、法学院等多院系的支持下组建而成[11]。

在“校级科研机构-学院”矩阵中，校级科研机构通常拥有相对综合的研究领域与专家队伍，以战略性眼光负责整体规划和资源配置。合作学院提供丰富的学科资源与人才团队，帮助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并以具体项目为依托开展跨学科研究。校级科研机构能够提供较为充足的资源支持，同时亦可为学院提供更广泛的研究机会。“校级科研机构-学院”矩阵式跨学科研究组织适用于大学校级科研机构与学院之间有相对紧密的联系或互相依存的关系的情况，各参与方在形成矩阵之前就具备一定的跨学科倾向或综合性的跨学科研究基础，有助于在保障学校整体利益的同时充分发挥校级独立建制科研机构和学院的特长，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多方主体协作推进跨学科研究的开展。

（二）大学校际矩阵式跨学科研究组织

大学校际矩阵式跨学科研究组织属于跨校际的跨学科协同研究组织形式，是大学与大学之间基于跨学科议题或跨学科资源需要而组建的组织机构，由合作大学对其进行协同治理。大学校际矩阵式跨学科研究组织往往涉及多所大学、多个地区甚至多个国家间的合作，需要协调不同地区、不同大学在文化、制度、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差异，因此通常情况下此类矩阵式跨学科研究组织更加复杂。此外，为确保校际间的跨学科研究能够顺利开展，大学校际矩阵式跨学科研究组织对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的要求较高。这类组织一般在各自大学内部建立研究中心或实验室，并通过跨校合作和联合项目来实现跨学科研究。大学校际矩阵式跨学科研究组织的典型代表有德国听力研究卓越中心、哈佛-麻省理工卫生科学与技术部（Harvard-MIT Health Sciences and Technology，下文简称HST）等。德国听力研究卓越中心由同属下萨克森州地缘相近的卡尔·冯·奥西茨基-奥尔登堡大学、汉诺威医学院、莱布尼茨-汉诺威大学三所大学合作建成[12]，汇聚汉诺威医学院耳鼻喉医学、卡尔·冯·奥西茨基-奥尔登堡大学的听力学等方面优势资源形成大学与大学之间的矩阵；HST由哈佛医学院、MIT工程学院及医学工程与科学研究所合作组建[13]。大学校际矩阵式跨学科研究组织可以充分利用各校资源，形成互补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