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递相出入”：从阳明学派转向甘泉学派

摘要： 有明一代，甘泉学派与阳明学派突破门户藩篱，允许弟子转益多师，生发出“递相出入”这一独特的教育生态。受“出王入湛”师承经历的影响，蒋信以甘泉心学为宗，又兼容阳明心学，构建起以“理气心性合一”为教育本体、以“慎独”为工夫进路的“天地万物为一体”理论体系。就学派归属而论，蒋信当属甘泉学派传人，而非阳明学派弟子。蒋信这一师承范例，既反映了明清之际门户意识的变化，警示学人不宜盲从以黄宗羲《明儒学案》为主导的学派划分依据，又体现出明代中后期心学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对当下拔尖人才的培养不乏借鉴意义。

关键词：“递相出入”；蒋信；甘泉学派；阳明学派；学派归属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24）06-0100-09

明代教育思想激荡不已，学派分支众多，其中尤以甘泉学派和阳明学派最为著名，呈现出“时天下言学者，不归王守仁，则归湛若水”[1]7244的师承倾向。甘泉学派以湛若水（字元明，号甘泉）为宗，又称湛门、湛学，阳明学派则以王守仁（字伯安，号阳明）为首，又称王门、王学。统观甘泉学派和阳明学派的弟子群体可以发现，不少弟子存在变换师门的师承经历。缘何会产生如此现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恐与“递相出入”这一独特的教育学术生态息息相关。“递相出入”一语，出自黄宗羲的代表作《明儒学案》：

王、湛两家，各立宗旨。湛氏门人，虽不及王氏之盛，然当时学于湛者，或卒业于王；学于王者，或卒业于湛，亦犹朱、陆之门下，递相出入也[2]875。

所谓“递相出入”，就是发生在明代中晚期阳明学派与甘泉学派之间的一种特殊师生交往形态及其呈现的学术生态。其突出的表征是两派弟子不囿于门户限制，可依据自己的学术追求而转换师门[3]。根据师承先后，“递相出入”可分为两种形态：一为由阳明学派转入甘泉学派的“出王入湛”，另一则为由甘泉学派转入阳明学派的“出湛入王”。不过，对于“递相出入”弟子的学派归属，黄宗羲并未形成一个自洽的判定准则，只是依照自身学术认知而在《明儒学案》中予以分门别户。由于该问题一直未经深入反省，学界多陈陈相因，把《明儒学案》的断语视作相关研究的前提性限制[4]。笔者曾在《大学教育科学》所发表的《从“递相出入”看明代心学教育流派的师生交往》一文中，以“递相出入”为切入点，勾勒“出王入湛”和“出湛入王”弟子群体。接续先前研究，本文进一步择取“出王入湛”弟子代表——蒋信，着重梳理、分析蒋信师承始末和思想倾向，在确定其学术特质的同时，为辨别整个“递相出入”弟子群体的学派归属提供划分依据。

一、蒋信学派属性之分歧

在儒学教育学术发展进程中，确定蒋信的学派属性是教育思想史研究的一项重要议题。蒋信（1483-1559），字卿实，号道林，湖广武陵（今属湖南常德）人，是明代中晚期著名哲学家、教育家。他先后师承王守仁、湛若水，博采两家学术思想之长，堪称“出王入湛”的范例。关于蒋信的学派归属问题，明清以来的学者基于各自立场，将蒋信或是归入阳明学派，或是划为甘泉学派，议论纷纷，但始终未形成一致性的意见。

视蒋信为阳明学派弟子，是学界的主流观点。这一观点的基调离不开黄宗羲《明儒学案》的宣扬与传播。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给予蒋信“实得阳明之传”[2]626的学术评价，并将其视为楚中王门的代表人物。作为辨析明代儒学源流的重要史料，《明儒学案》自面世便受到世人的热议与追捧。因其影响甚大，多数学者认同《明儒学案》对蒋信的学派归属，而排斥与其相悖的言论。譬如，有的学者从史学角度出发，依据《明儒学案》《黔诗纪略》所载而将蒋信视作王守仁的亲炙弟子，以此形成一条黔中王门的传承谱系脉络[5]。还有学者基于哲学视角，从本体论、修养论、实践论出发来分析蒋信的心学思想，等等[6]。这些研究虽承认蒋信师事湛若水的学术经历，甚至意识到蒋信思想对阳明心学的歧出，却仍选择信从《明儒学案》的学派归类。

伴随《明儒学案》观点的风行，“蒋信为湛门学人”的观点一直暗自与之抗衡。其中，《明史》因其正史地位而成为该论点的标杆。《明史》以学宗为据，把蒋信附录在湛若水名下，并指出“信初从守仁游时，未以良知教。后从若水游最久，学得之湛氏为多”[1]7268。这一看法与甘泉后学和阳明后学的意见较为吻合，如甘泉学派二传弟子唐伯元之言“蒋先生与先师吕巾石先生，并为湛门高弟”[7]；泰州王门周汝登只突出冀元亨的师事历程，即“（王守仁）过常德，见门人冀元亨辈，具能卓立”[8]，而不强调同行者蒋信之名。近年来，不乏学者关注蒋信的学思转变与学术认同的建构历程，得出蒋信为甘泉学派弟子的结论。①

两派观点一直处于拉锯考论的过程中。究竟何者为宜？见仁见智，但笔者以为，这里不妨以师承关系为主线，在揆诸蒋信始入王门而终归湛门的若干思想史事件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厘清蒋信的学术旨趣，进而更加客观衡定以蒋信为代表的“递相出入”弟子群体的学派归属。

二、出王入湛：蒋信师承始末

纵观蒋信的师承经历，大体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正德五年（1510）至嘉靖二年（1523）的13年间。在此期间，蒋信求师王守仁，并先后两次尝试王守仁所倡导的静坐之法，自悟性体，以求探索成圣为贤的现实路径。第二阶段则为嘉靖二年（1523）至三十九年（1560）。自嘉靖二年京师相识，蒋信与湛若水便一见定交，开启长达37年的师生情谊，直至湛若水逝世仍不改其心。

（一）初入王门

蒋信进入阳明学派，始源于自身对师友的渴求。儒家学人大多崇尚“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燕朋逆其师，燕辟废其学”[9]的教育理念，将良师、益友视作学习修身的必要因素。蒋信亦概莫能外。然而，蒋信初习心学，无师无友，因而只能自己钻研儒家典籍，自然难免陷于孤陋寡闻的困境。直至二十五岁，蒋信结识了同乡儒者冀元亨。恰如蒋信自言“某自弱冠，与先生定交，道术同异之讲辩，欣喜忧戚之相通，此非寻常骨肉之好”[10]163那般。他俩志趣相投，时常“考索于书本之间”[11]，各抒己见，成为互助互依的挚友。

作为阳明心学的推崇者，冀元亨仰慕王守仁已久。在冀元亨的影响下，蒋信也对阳明心学产生了兴趣，并萌发与其一同拜师的想法。针对蒋信、冀元亨的拜师时间与地点，学界看法不一①。结合《王阳明全集》与《蒋道林文粹》中“正德五年……及归过常德、辰州，见门人冀元亨、蒋信、刘观时辈就能卓立”[12]1230“岁正德庚午，阳明子起谪道常，与某同请见而师拜之，遂荷装从之庐陵”[10]163“予自正德庚午拜阳明先生于吾郡之潮音阁”[10]157等语，可将蒋信师事王守仁的时空起点定为正德五年（1510）二月的湖广常德府武陵县。那时，王守仁接到朝廷调令，正从贵州龙场驿前往江西庐陵出任知县。途经辰州、常德时，王守仁受邀分别在当地的隆兴寺、潮音阁讲学。蒋信、冀元亨便是王守仁潮音阁讲会所收的会讲弟子。所谓“会讲弟子”，是指因信服讲者的演讲言论与思想而拜师的听众群体。相对而言，这类弟子的数量众多，流动性较强，师生交往一般伴随讲学活动而展开。正如这次潮音阁讲会，便大大扩充了阳明学派弟子规模。除蒋信、冀元亨外，文澍、刘观时、杜世荣、王文鸣、胡珊、刘瓛、杨礿、杨褫、何凤韶、唐演、龙起霄、龙翔霄等武陵学人亦奉王守仁讲学语录为修身要典，推崇不已。

蒋信师从王守仁期间，仅是习得潮音阁讲会内容，并对“静坐以自悟性体”修身方法倍感兴趣。在王守仁看来，当今士人多为外界事物所困扰，迷乱心绪，故须将静坐作为学习圣学的入门工夫，借此来找回丢失的本心，悟见性体。经过王守仁20天的宣讲，蒋信等楚中王门弟子对这一学习方式毫不怀疑，且跃跃欲试。正德六年（1511），蒋信初次尝试静坐之法。

先生（蒋信）偶抱羸疾，久之，病益甚。先生乃谢绝医药，借寓道林寺，只以一力自随，闭目趺足，默坐澄心，常达昼夜不就枕席。一日忽香津满颊，一片虚白炯炯见前，冷然有省之间，而沉疴已脱然去体矣[13]97。

当时，蒋信正饱受疾病折磨，久患不愈。于是，他寓居道林寺中，希望通过静坐来洗涤身心，澄心净体。静坐过程中，蒋信断绝了外物所带来的一切烦扰，只是一心悟道，真正做到了心定理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恶疾竟果真尽除。身体上的愉悦加深了蒋信对静坐体悟的认可，并成为其信服阳明心学的开端。

正德十年（1515），已过而立之年的蒋信再次静坐体悟。这是蒋信拜入阳明学派以来的第二次正式静坐之行，亦是最后一次。此次静坐不仅帮助蒋信再次恢复身体康健，更使其思想得以贯通、升华。

早在拜王守仁为师之前，蒋信就偏爱研究《鲁论》《西铭》等儒家典籍。师事王守仁后，尤其是经历了第一次静坐体悟，蒋信的学术思想初显端倪，即“万物一体是圣学立根处”。为使这一念头不断明晰，蒋信再度前往道林寺静坐。时过半载，蒋信忽而豁然开朗，对“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14]等儒家先贤之语产生切己体会，仿佛达到了宇宙与我浑然一体、内外融通的超脱境界。通过静坐，蒋信进一步完善己说，并将“万物一体是圣学立根处”中的“万物一体”明确为“自己与万物实为一体”。

然而令蒋信时常反思的是，“万物一体”讲求身心合一，在亦动亦静中体悟、感通，与阳明学派的主静倾向似乎并不相符。阳明学派主张“学以求尽其心而已”[12]256，突出心悟在求学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追求默识之功。但经两次静坐的体悟，蒋信发现若仅通过静坐来领悟圣学有偏颇之嫌，他说：

始知向来领会元只是思索，去默识尚远。向来静坐虽亦有湛然时节，还只是个光景。这圣学立根处岂能容易，信得及须是自得[13]97。

在蒋信看来，“万物一体”之所以成为圣学之立根处，主要在于其对自我意识与内外贯通的强调。只有通过对外物的体认，个体才能自得于心，脱离对世界的表面认识。阳明学派所标举的“静坐体悟”，却片面强调个体的主观能动性，极易使人陷入禅化境地。这无疑成为蒋信后来皈依甘泉心学的一个重要诱因。可以说，蒋信对阳明心学的认同始于静坐，亦终于静坐。一方面，静坐使蒋信初次感悟性体，找到入圣门的途径；另一方面，透过静坐，蒋信也与阳明心学日渐背离，发现了阳明后学流入佛老的势头与弊病，为日后叛出王门埋下种子。

（二）转师湛学

与阳明心学产生思想分歧后，蒋信转而跟随湛若水学习。自嘉靖二年（1523）京师相见，蒋信便决定师事湛若水，开启并延续了长达37年的师生情谊。37年间，二人彼此认同，互动不断。特别是确立师生关系的头五年时间里，蒋信可谓亦步亦趋，不放过任何一个当面聆听湛若水教诲的机会。他俩的交往非常密切，既有大量的课堂授受活动，更不乏不定期的书信往来，成为其时师生交往的显例。

1.京师执贽，问业甘泉

嘉靖二年（1523），蒋信以岁贡生身份而获得在京师国子监读书的机会。早在武陵求学王守仁时，蒋信就听闻湛若水之名，渴望一睹其风采。所以，一到京师，蒋信旋即主动上门拜谒湛若水，“执贽四拜，因呈平生见处”，不仅举手投足间尽显尊崇，更是畅言自己对于圣学精义的见解。听完蒋信见解后，湛若水不禁耳目为之一新，深感眼前之人实为可造之材，不禁发出“楚中有是人耶”[13]97的赞叹。

为方便探讨心学思想，湛若水特地包揽蒋信在京所需的衣食住行。只要有空闲，二人便相聚论学切磋，就心学话题各抒己见。随着论学话题的逐渐深入，蒋信对湛若水愈发心悦诚服，感叹其“随处体认天理”的立说宗旨深中肯綮，十分契合自身的生活境遇和思想追求，原来因背离阳明心学而不知学归何处的困惑亦涣然冰释。蒋信京师执贽的时间虽短，但丝毫不影响其服膺甘泉心学的意志和决心。

2.南雍从学，分担教事

在蒋信行拜师礼后，湛若水即奉命赴南京任国子监祭酒。一听说老师在南京讲学，蒋信便决定随之学习。嘉靖四年（1525），蒋信抵达南京，并参加国子监入学考试。当时，正逢湛若水和王守仁就程颢的“学者须先识仁”学说展开辩论，南京国子监便以此题为考试内容，让诸生加以阐释解答。关于这一议题，蒋信浸淫已久，遂以独到视角的分析、新颖的见解而深契湛若水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