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大学书院制改革汲取宋代书院办学经验刍议

摘要： 宋代书院办学蕴含着“教以复性”的德育内核，其以培养德才兼备、经世致用之人才为重任，着眼于教育事业的长远价值，一定程度上规避了传统官学中求学者为博取功名而受教的功利化弊端。宋代书院办学在总体办学目标、课程教学内容、教学组织形式、办学支持条件等方面为现代大学书院制改革提供了颇多有益经验。当下我国现代大学书院制建设正处于深化改革和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亦处于理论与行动整合的重要阶段。部分大学书院办学存在定位模糊、目标松散、互动欠缺、环境支持不足等现实问题，难以真正发挥书院的教学功能和德育价值。借鉴宋代书院办学经验，有助于把握古代书院教育德性教化之内核，明确现代大学书院须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的办学目标，灵活拓展大学书院的教学内容、层次和形式，全方位支持大学书院办学环境的营造，以保障大学书院办学的育人效果，推动大学书院制改革向纵深发展。

关键词：教育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现代大学书院制；宋代书院；办学经验

中图分类号：G649.2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24）06-0117-10

书院是中国特有的教育组织和学术研究机构。书院发轫于唐，兴盛于宋，后历经千余年的漫长发展，终因教育制度改革而谢幕于晚清（1901年）。自宋代书院教育制度定型以来，书院就作为立德育人的重要场所，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国民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时至今日，在高等教育改革持续深化的大背景下，古代书院教育的价值被再次发掘并力求滋养现代。

现代大学书院制别称大学书院制或高校书院制，是当代高校推进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式。当代大学书院作为创新人才培养的新载体和教学管理的新模式，已成为高等教育模式改革和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新趋向[1]。宋代在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上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其在唐代基础上发展出完备的书院制度[2]，并通过有针对性的办学目标设计、课程内容选择、教学形式配合和办学资源支持等推行德性教化的教育思想，兼具形而上的圣人之道和形而下的行为示范。针对现代大学书院制建设面临的现实困境，本文以宋代书院作为研究对象，从中发掘可资借鉴的办学经验，为现代大学书院制改革迈向“理论—行动”的有效整合提供参考。

一、现代大学书院制建设的缘起与现状

（一）现代大学书院制建设的缘起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肇始于民国时期，迄今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我国大学自建立起便取法域外，曾效仿过欧美、日本、苏联的办学体制，如今已经初步建立起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我国高等教育迈上发展快车道，已经步入普及化发展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逐年上升。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大学生数量最多的高等教育大国，但与成为高等教育强国尚存在不小的差距。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深，尤其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我国高度融入全球化，对高等教育愈加重视，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而当下，我国高等教育仍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重功利轻理性、办学模式同质化、文化底蕴不足等问题。书院制是我国延续千年的传统办学体制，积淀着丰富的办学经验。步入新世纪以来，书院制在现代大学重新受到重视和倡导建立，形成了现代大学书院制发展新气象[3]。一般认为，我国现代大学书院制是现代高等教育组织借鉴西方住宿学院制、融合我国古代书院制，致力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举措，大学书院制建设是目前解决我国办学过程中所遇困境的重要路径。

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实行的“学校—学院”教育管理模式，依托学院，开展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人才培育，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专门人才。但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社会对创新性人才、综合性人才的需求日益增长，仅仅依托学院和学科培育的单一专业人才渐渐不能充分满足社会发展需要。我国古代书院办学践行的是会通之学，崇尚博通。大学书院制汲取古代书院博通的精神，重点发展通识教育，有助于避免高校存在的人才培养模式单一、专业设置狭窄等问题，助推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提升高校办学质量。

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引导是大学书院制兴起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2017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提出“要探索建立书院制、住宿学院制等有利于师生开展交流研讨的学习生活平台”[4]。作为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现代大学书院制建设自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开始积极探寻落实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新模式和新路径。随后教育部亦出台多项政策，明确将大学书院制教育作为教育改革和创新发展的重要内容。如教育部印发的《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明确提出支持高等院校依托书院、宿舍等学生生活园区，推动“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方便学生思想教育、师生交流、文化活动等，以进一步提升高等教育质量[5]。2021年，教育部高教司在工作要点中提出要支持和引导高校开展“三制”（书院制、学分制和导师制）拔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6]，强调了书院教育对学生人格塑成和德育教化的重要作用。现代大学书院制建设重在其内在课程教育体系的设计建构，通过为学生提供优质的通识课程内容和跨学科、跨领域的学术交流机会，提高其人文素养和专业能力。

大学书院制的出现并非偶然。高等教育本身具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自然需择取既能够有效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又能适应自身发展的办学模式。大学书院制恰是融合优秀传统文化和高等教育组织形式的重要载体，成为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的重要选择。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突出强调“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学书院制正符合国家这一文化战略要求。中国古代书院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办学经验，汲取古代书院办学经验是解决当代高等教育发展问题的重要路径。大学书院制建设的兴起顺应了当今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需求，得到了政府的政策支持，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

（二）现代大学书院制建设现状

1963年由新亚书院、崇基学院和联合书院合并形成的香港中文大学掀开了我国现代大学书院制建设的序幕。随后我国的大学书院逐渐增多，如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台湾政治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纷纷开启了大学书院制建设。尤其是在内地（大陆），党和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为大学书院制建设提供了政策支持，有力地推动了大学书院制的发展。当前我国现代大学书院制的建设如火如荼，高校书院的总量不断攀升，分布地域广泛，类型多样。

从试行书院制的整体效果来看，“一些高校在校内开展了书院制育人试点，取得了明显成效、探索了有益经验”[7]。作为创新人才培养的新模式，当代国内高校书院的办学活动一方面吸收和借鉴了我国古代书院的精神内涵和形式特点，另一方面也结合了国外大学住宿学院的运作经验，呈现出中西合璧的特质。不同的是，有别于我国古代书院和西方住宿学院“自然生长”的发展历程，我国多数现代大学书院依靠“摸着石头过河”的“后天发展”而采取一种“嵌入式”推进策略，即在高校原有通识课程、组织体系和场所空间等各个方面嵌入书院制[8]。这种“嵌入式”的建设模式得益于其实施的便利性，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国内高校书院的规模扩张，但同时也在磨合过程中产生了诸多争议，如书院教学内容定位难达共识、书院制教学文化内核缺失、书院与学院教育协同失衡等[9]。整体上来看，当前高校在书院制改革过程中尚存在诸多不足。

首先是教学内容的通识性弱，教学目标松散。通识课程是书院教学的重要基础，也是高校实现三全育人的重要载体。但由于成立时间短，书院制建设尚不完善，部分高校书院实际上并没有实现真正的通识教育，而仅是增加了通识讲座、经典阅读，以及一些素拓活动[10]。这些内容作为一种填鸭式输出，缺乏围绕教学目标的形式设计和逻辑规律，易在学生群体中产生诸如“水课”或“与专业不相关”的刻板印象，从而降低学生对课程内容的兴趣。以这种方式推行的通识课程教育往往教学目标不够明晰，书院功能定位模糊，以至对学生的德性教化流于形式。此外，西安交通大学的研究报告也曾指出，书院课程常与思政教育的联系不够紧密，课程建设也缺乏完整的体系[11]，难以落实课程思政工作与实现人才全面发展的教学目标。这不免与设想中“建设高质量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理念相悖。

其次是教学实施的形式单一，互动性弱。当代高校书院作为一种外生秩序性组织，在教学环节中多数时候还是采用传统班级授课制的方式，学生作为被动的知识接受方，很难像在古代书院或西方住宿制书院中一样与导师建立密切联系，感受“言传身教”的魅力[12]，亦很难做到因材施教，充分挖掘学生的个性和天赋。另外，一些通识课程的教学内容过于晦涩，与学生专业学习关联度低，导致学生自学和反思的意愿不足，主动性差。加之授课者缺乏教学设计，忽视与学生的互动，在课程教学的实践中呈现出懈怠、消极之感，影响教学实效。

最后是办学环境的营造不足，“环境育人”收效甚微。作为书院教学的潜在课程[13]，此处的“环境”有两重语意，既指书院选址的自然环境和景观，亦指书院的人文环境与文化熏陶。我国古代书院往往“择胜而处”，认为自然山水内含与人相似的品质，能够使人获得启发和共鸣，有助于人的自身得到完善[14]。当今大部分高校采用基础改造的方式，在原宿舍区或教学楼内改建书院，进行设施补齐和景观美化。这种人造景观的方式往往容易割裂学生与环境中各要素的联系和互动，难以达到“风水相接、寓教于景”之境。另外，高校书院中良好的文化氛围亦有助于学生沉浸其中，实现更好的文化浸润和人格塑造。这在给书院建设者提出更高文化内容挖掘与呈现要求的同时，也容易被“效率为先”的衡量误区所干扰。评价书院“文化性”的关键要素被书院建设的效率、规模和短期成效等功利性标准影响，最终书院被建设成似是而非的“样子工程”。如有的学校仅开辟一个中式风格的阅读空间，仍冠以“书院”之名[15]，缺乏对书院的定位和规划，难以满足“环境育人”的要求，自然也无法支持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

鉴于以上对高校书院制办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的分析，本文拟结合宋代书院办学的史料记载，对宋代书院办学的目标内核、内容安排、传授方法和环境条件进行条分缕析，以为现代大学书院制的改革提供经验和路径的参考。

二、宋代书院办学经验缕析

北宋初年，以私人讲学为主的书院大量涌现。历经两宋更替的发展低谷后，由于南宋理学的发展和朱熹、张栻、魏了翁等著名学者积极开展营建书院活动，书院又逐渐成为民间学术活动的中心，书院的功能性得到进一步拓展，书院办学经验蔚为大观。纵观宋代书院发展的历史沿革，其办学的一大特点在于注重德性教化的办学内核，这在书院办学宗旨、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和环境营造等诸多方面均有体现。宋代书院办学注重非功利化的学生德性与学问的综合培养，配合自学为主、共同讲习和教师引导为辅的立体教学方式，融理论施教与实践躬行于一身，体现出一以贯之的系统性和科学性。概而言之，对宋代书院办学的“目标内核—内容安排—形式设计—环境条件”四部分逐一进行分析，总结其中可供借鉴的办学经验，有助于化解现代大学书院制改革与建设发展中面临的现实困境。

（一）德性教化的总体办学目标

宋代书院教化作为“偃武教，兴文事”的重要标志[16]，其教学理念深受“教以复性”的指引，在教学过程中将“进德”与“修业”置于同等地位，主张通过以课程为主要载体的“教化”实现对学生“德性”的塑造，将培养“希贤希圣”之士作为书院教育的终极目标[17]。而作为书院教学之本，“德性”为何？其又应如何“教化”？圣贤之士作为个体“德性”养成的理想代表，是优秀道德品质和个人能力的完美结合。钱穆先生将其总结为“此见人与天合，心与理合，惟圣人始到此境界”[18]。“人与天合”尽显宋人眼中圣贤之明哲通达、察道明伦；而“心与理合”则与宋代理学蔚然成风、归为正统不无关系。在先秦《庄子·天下篇》提出的“内圣外王”基础上，宋儒对至德之人的评价标准随着理学视角的加入而变得更为复合，内圣需有“德”，外王需有“功”，建功需有“智”，德、智、功兼备方可称为圣人贤士。从 “学而优则仕”，到“人伦者，为学者之必先”，官学功利之弊得以矫正，“修身养性、通明义理”逐渐在教化中落实。从北宋王安石“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无不在于学也”[19]的经世致用，到南宋朱熹“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20]的格物致知，宋代书院教育的风格、派别、形式和重点虽受社会环境影响而流变、调整，但其最终仍指向对个体德性塑造的不二追求。这也是宋代书院教学的内核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