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教师学术评价的数字规训及其突围

摘要： 近年来，受计量范式和技术理性思潮的影响，数字为本的隐忧式学术评价成为高校教师学术发展的重要标尺。随着数字话语的提升，高校教师学术评价的数字规训在微观实践、中观规制与宏观环境逻辑理路上主要表征为数字敞视监狱的异化理性、数字致瘾机制的内卷依附、数字价值茧房的趋同迷思。究其本源，高校教师学术评价的数字规训源于绩效主义催生了符码崇拜、“单向度”行政逻辑加剧了制度惯性、国际化考核指标倒逼了“学术漂移”。因此，突围数字规训的关键在于：跳脱计量陷阱，促进学术评价本真的价值依归；弱化行政干涉，避免学术评价制度的内旋纠缠；超越标准同化，构建多元互参的立体式评价体系。

关键词：高校教师；学术评价；数字规训；突围路径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23）01-0074-09

一、问题的提出

工业革命以来，数字崇拜逐渐成为评判人们生产价值的重要依据，并侵蚀着以探究人类发展规律为目标的科研活动，科研工作者们更多地思量着如何以最低成本、最短周期以及最少付出来获得“高、优、多”的科研成果。在数字计量支配下，高校教师学术评价内卷于数统化、数据化及算法式等竞争逻辑的“丛林化”。在20世纪80年代，文献计量法凭借精准可控、高效便捷等特性迅速成为判定科研成果质量和学术资本等级的主导性工具，进而诱发了以下载量、引用率、影响因子等数字标尺赋值于论文、课题、著作等科研产出。罗萨认为，“现代化社会本质是一个泛在数字型时代，人的社交关系皆被数据与算法所裹挟，数字技术已成为凌驾于主体性的‘调控场域’”[1]。在高校里，以数字迷恋及指标狂热为取向的学术评估主宰着高校教师的生存样态，教师主体性被“非人性化”的数字监控所侵入。在考核评估的数字规训中，高校教师陷入“学术GDP”“科研竞标赛”“科研KPI”等数字化法则之中，难以挣脱数字囹圄。

当前，关于高校教师学术评价的研究可谓方兴未艾。有学者从算法技术视角探析指出，学术评价被算法拟态环境所驯化，陷于数据枷锁、智能依赖以及信息越位等内在困囿，进而衍生出学术异化等风险[2]；有研究者从经济学视阈剖析指出，组织考核偏好与个人科研效用间存在正相关性，为确保组织产出高质量学术成果，可构建连续型动态评价、制度差异化分类考核等[3]；有研究者从管理学视角解析学术锦标赛的内涵表征与生成机理，指出激活学术评价效能应从提质增效优化评价标准、放权赋能松绑学术权力等路径出发[4]；有学者从制度分析视角发现，破解学术评价“五唯”困局关键在于弥合多重制度逻辑矛盾下不同主体的行为选择，即强化政府、组织及个人的共同价值导向[5]。上述研究者基于不同角度“开设良药”，但均属于高校教师学术评价的外部视角，忽视了教育场域中全景数字已成为规训高校教师知识生产创新的本质内核，即数字规训对高校教师带来更具隐蔽性及诱惑性的内部异化和控制。一方面，随着数字化在教育评价领域的不断深化和拓展，“基于数字、依赖数字、数字牵制”等已成为高校教师考核评价的新常态，导致学术评价改革为数字化空间所裹挟，教育伦理道德不断受数字智能技术的冲击，高校教师因“数字崇拜”逐渐丧失主体意识而从属于数字制约。另一方面，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共同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一种新的教育社会契约》所言，“面对数字技术蕴含巨大的变革潜力，唯有积极探索技术转化路径才是破局之道”。因此，学术评价的数字主义对高校教师学术发展产生怎样的规训隐忧，仍是当下教育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鉴于此，本研究试图从米歇尔·福柯的全景敞视视角切入，审思及剖析全景数字化规训下高校教师学术评价中的表征和机理，以期寻求突围路径。

二、数字规训：高校教师学术评价的诠释框架

全景敞视主义最初是由杰里米·边沁提出，后经米歇尔·福柯进行深入阐释并认为“全景敞视建筑典型构造——‘圆形监狱’，即中心位置的瞭望塔被若干个小囚室所包围，进而形成一个环状形态”[6]。全景敞视主义作为一种直接作用于人的规训形式，从微观视角和观念层面来诠释权力对个体“注视、观察、描述”等行为进行日常化、全方位的精巧控制。福柯认为，“规训是一种强制给定的技术结构，不仅具有干预、监视肉体的能力，而且还是知识生产的重要手段”[7]。数字权力的触角在教育场域中不断渗透延伸，进而升级为左右个体认知逻辑的数字超级全景监狱。马克·波斯特基于“全景监狱”理念，结合数据技术特点，提出“信息化时代的人类正处于一座没有围墙、窗户及狱卒的超级全景敞视监狱之中，数字话语体系统治着个体的日常生活、重塑着个体的身份结构”[8]。

基于相关学者对“全景敞视”理论的阐释，本研究认为高校教师学术评价的数字规训表现为数字符码贯穿于高校教师学术评价的各个向度及环节，数字标尺以优先话语权评判着高校教师学术能力。然而，学术评价手段日益受数字技术规约，极易导致高校教师学术评价呈现数字困囿，即学术评价价值受制于数字化编码支配，使得高校教师本体深受数字异化控制。因此，透过数字“敞视监狱”的异化理性、数字致瘾机制的内卷依附、数字价值茧房的趋同迷思等表征，依次从微观实践、中观规制以及宏观环境上确证着数字规训。究其实质，高校教师学术评价的数字规训折射出功利主义催生了符码崇拜（指标赋值、数字标签）；“单向度”行政逻辑加剧了制度惯性（符码依赖、层级传导）；国际化考核指标倒逼了“学术漂移”（复制模仿、对标仿真）。三者相互渗透交织，共同作用诱发高校教师学术评价数字规训症候群的复杂逻辑（如图1）。

具体来讲，高校教师学术评价的初衷是通过引入数字技术来提高学术评价效率，进而促进高校教师学术创新发展。在微观实践层面，高校教师学术评价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困囿于数字计量、数尺标签等工具理性价值，继而使学术评价被数字化裹挟以致出现本真性价值偏移，即本应服务于提升高校教师学术发展水平的数字化评价工具反倒成为禁锢高校教师学术创新以及“破五唯”政策有效落实的枷锁。在中观规制层面，高校通常以数字化考核评价机制、数据算法监控等方式来降低学术评价中人情往来、熟人圈子等无序竞争生态[9]，这反而导致高校教师更依赖于学术评价中的数字技术工具，进而蛰居于进退两难的“数据洞穴”。为此，在宏观环境层面，为有效缓解国内高校过度追捧国际化学术评价指标的趋同竞争，构建具有中国本土化特征的学术评价体系，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20年颁布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中明确提出“破五唯”痼疾的制度设计。然而，“破五唯”政策由于尚未明确具体实施环节，致使各个行为主体依旧难以摆脱“五唯”制度惯性。高校往往以“观望跟风”“徘徊模糊”姿态等待其它高校教师学术评价的改革经验，仅仅单纯地进行“文本化破五唯”行动[10]。因此，基于异化的高校教师学术评价改革实践以及“破五唯”政策的落实落地，迫切需要我们探讨高校教师学术评价的数字规训表征有哪些、怎样生成以及如何突围等主要问题。

三、高校教师学术评价中数字规训的  现实表征

当下，高校教师学术评价的数字规训是基于一种数据评估模型的思维逻辑，寻求数字统计、数字计量的终极理性体验。鉴于此，高校教师学术评价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实践方式，有必要聚焦实践中的数字全景场域，遵循微观实践、中观规制以及宏观环境的逻辑理路从“数字敞视监狱”、数字致瘾机制、数字价值茧房三个层面探讨“数字规训”的现状。

（一）“数字敞视监狱”的异化理性

米歇尔·福柯基于“圆形监狱”理论提出，“在现代监控型社会的自我映像下，全景敞视凭借微小权力将个体行为规训于数字洞穴中，执行权力的监视机构则成为无孔不入的‘毛细血管’”[11]。高校教师学术评价的数字理性是建立在客观数据分析、科学技术认知基础上，以引导评价对象指向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适切运作。但为更好地回应学术资源的复杂需求，数字化评价被赋予为异化特质的规训机器，高校教师更多地追求数据化、指数化以及数统化的行政绩效问责，致使学术评价极易成为以数字规训为表征的“敞视监狱”。与此同时，数字计算导向将数字权力和数字技术嵌入到高校科层行政体系中，对高校教师进行高频度、大范围、精细化的数字尺度考核，使数字化评价成为控制高校教师的规制手段，并以崇拜至上的规训力量对高等教育场域进行全方位监视[12]。此时，复杂的高校教师学术评价沦为简单易行的计数符号，更多突显行政科层主导下“数字法则”的评价设计，继而倒逼高校教师追逐与自身学术利益高度关涉的学术指数、计分考核以及科研计量等目标任务。

数字规训下，高校教师学术评价受困于“客观”计量、“精准”评估以及“理性”统计等数字化模型操控。一方面，数字化评价以数量化、简单化及指标化等特征成为高校教师学术评价惯用的测量工具，以至于高校教师的学术生活被转化为可计量的符码和尺度，忽视了高质量学术创新的内在节奏。数字规训对学术评价标准进行筛选与过滤组合，勾勒出数量化学术考核评估的“数据轮廓”，进而使高校教师呈现出追逐参加会议、申请课题、发表论文等计数强迫症[13]。另一方面，数字监视的实时性让教师被动地处于为高校排名提升、项目申请增多、论文产出增加等忙碌状态。数字化时代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技术控制语境，使高校教师在算法重构、数据监视中丧失了多元发展空间，蜷缩于“保持在线”的学术状态。数字化生存将高校教师裹挟于指标依附的持续状态，高校教师犹如“提线木偶”忙于无休止的聘期考核、职称晋升及学术绩效等竞争性学术生产，逐渐困囿于数字游戏制造的平庸性圈层。

（二）数字致瘾机制的内卷依附

鲍德里亚指出，“数字技术时代带来的便捷性比任何时代更容易使人上瘾，其致瘾性正重塑着年轻一代的思想”[14]。数字致瘾机制凭借一套隐藏的“成瘾模式”，对人产生强烈的吸引效果。在数字算法空间中，数字规训可以基于不同学术评价的话语设置，自发地嵌入数字算法中并勾勒出关于高校教师的考核标准设计，进而契合于受众群体数字化权重的现实需求。在科层管理体制影响下，高校教师学术评价受外部强有力的行政干预，极易受“忽左忽右”的教育政策体系所牵制。学院重点学科数量、教师绩效考核分数、市场资源配置比例等具体数值任务以“营销诱饵”形式对高校教师进行高强度持续刺激，继而使高校教师深陷被计量、被评估、被比较的“数字旋涡”。在此语境下，这种精进计量手段规训着教师转向可应用、易转化及可盈利的同质化研究，加剧了学术共同体陷入“有量无质”的学术内耗怪圈。同时，学术评价制度受制于行政、社会、学界等主体的利益联结机制，固化了数字评价的路径依赖。这种与绩效考核挂钩的学术评价硬性规定，在执行环节极易异化为“随波逐流”的数字量化管理模式。

数字技术符号与主体选择惯性之间的张力深化了高校教师对数字规训的依赖，学术评价制度倒逼高校教师持续地接受数字决策的思维惰性。高校教师学术评价制度很大程度上被精确测量规约为数字压力传导链，并以数字集合体形式衍射到学术评价的各个位置。高度仿真的数字评价结合了教师的需求偏好、价值诉求以及知识结构等要素并设计出受众迷失的成瘾体验，逐渐使高校教师陷入数字化锁定样态，甚至让高校教师忘却赖以立身的精神信念、价值品质及自主意识等主观能动性发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的酬薪调查研究显示，“高校教师的基本工资仅占总收入的14%，其稳定性作用显著弱化，为了获取86%的竞争性收入，高校教师被迫游走在科研景观中的‘数字脚本’，疲惫于论文发表、课题申报等数字评估指标”[15]。客观地说，学术评价的数字致瘾源于高校教师对“唯数字”主义的迷思，高校教师往往受外部条件限制因而囿于“制度惰性”（论文发表数、著作出版量、被引用频次等）。然而，数字符号的可视化、易对比、便操作等特征更符合政策制定者的理性决策认知，也满足了绩效问责的初衷，但却剥离了学术本真价值意义，甚至出现评价手段与目标相背离、学术内部竞争的非理性倾轧等现象。

（三）数字价值茧房的趋同迷思

数字技术能够根据受众群体的知识结构、行为偏好以及身份背景等因素勾勒出该个体的数字画像，并结合人们的选择性心理对海量信息进行筛选与过滤，抓取选择性记忆并完成个性化信息的定制。正如托马斯·库恩所说：“丰富的信息导致人们无法获取有效性内容，使人们的关注焦点迷失于大量的信息茧房中。”[16]“价值茧房”是高校教师有选择地接触共识性学术评价信息，久而久之将自我封闭于同质化学术评价标准所构建的“孤岛”之中，进而以通用性学术评价体系固化教师的学术仿真。同时，国内评价机构单向度地迎合“洋指标”“洋名次”等趋同化西方规则，导致中国本土学术评价盲目式“跟风”。学术评价国际化是现代高等教育数字主义评价的产物，无论是大学还是学科，都在以数字指标及数据标准的形式输出排名，且简化为以国际科学索引系统（主要包括 SCI、SSCI、A&HCI）收录的论文数量作为国际认同的学术符号筹码。更为吊诡的是，在国际学术评价指标引导下，高校为迎合国际化学术指标偏向，将“在SCI或SSCI期刊上发表论文等同于在国内权威期刊上发表若干篇论文”规定作为高校教师评优评先的硬性基准。这种“向外走”的学术依赖不仅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国际化受损，而且圈禁了高校教师的思考表述自由，最终使教师学术评价走向“脱域化”的学术病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