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思政课”的出场逻辑、比较优势与实践要求

摘要： “大思政课”是思政课的范式创新。“大思政课”的出场既遵循了课程发展规律、回应了思政课的现实挑战，也为思政课改革创新提供了最新动力。相比传统思政课、“课程思政”和“社会大课堂”，“大思政课”在育人理念上的视野格局更加宏大，有助于推动“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有利于实现“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有机结合。要通过善用“社会大课堂”、网络云课堂和思政全课堂，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使“大思政课”在立德树人教育过程中发挥应有作用。

关键词：大思政课；出场逻辑；比较优势；实践要求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23）02-0033-08

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环节，发挥着主渠道的关键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正式提出了“大思政课”的理念，“‘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上思政课不能拿着文件宣读，没有生命、干巴巴的。”[1]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非常关心”“更多强调”思政课的背景下对于如何办好思政课提出的又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思政课改革创新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要充分发挥思政课在立德树人教育过程中的应有作用，迫切需要我们以“大思政课”建设为抓手，持续推动新时代思政课高质量发展。

一、“大思政课”概念的出场逻辑

“大思政课”的提出，体现了党中央对思政课的高度重视与更多强调。从本质上来看，“大思政课”可以理解为“大‘思政课’”，即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已有思政课的基础上，不断丰富育人内容和形式、扩展育人主体和空间、整合育人资源和力量，打造高站位、大视野、大格局、大情怀的思政育人大场域，实现思政课与实践同频共振，与时代同向同行。“大思政课”概念并非凭空想象、抽象演绎出来的，而是具备鲜明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准确把握“大思政课”的出场逻辑，是科学理解“大思政课”育人理念、善用“大思政课”的前提和基础。

（一）“大思政课”是遵循课程发展规律的思政课程

从课程发展的规律来看，“课程的产生和发展要符合社会发展、学生成长和知识增长的综合要求，从而促进受教育者成为具有一定素质的人”[2]。思政课程是在青年中传播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基本载体，是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环节，包含了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组织和课程评价等构成要素。思政课作为开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形态，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一环，符合党和国家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需要，符合青年自身成长和思维发展的需要，符合课程发展的基本规律。梳理我国思政课的发展历程，有助于更好把握思政课的运行规律。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思政课建设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一是整体建制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明确要求“废除政治上的反动课程，开设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政治课程，借以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3]。在此基础上，教育部确立开设“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基础”四门奠基性思政课程，标志着思政课整体建制的初步完成。然而，受到“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冲击，思政课初步形成的课程结构和课程规范一度被打破。为了扭转这一局面，教育部提出“不要用‘三政合一’（政治课、政治运动、政治工作合一）的办法削弱和取消理论课”[4]，重新确立了马列主义理论课程的地位。

二是“两课”建设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面对改革开放的时代新要求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任务，1980年，教育部印发《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马列主义课的试行办法》，进一步优化了课程建设的相关元素，特别提出要“着重联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和学生的思想实际”，探索将社会实践作为一种教学形式列入教学活动中。1985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通知》，正式将思想品德教育纳入思政课程体系之中，思政课建设从此进入了“两课”阶段。这一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更加丰富，法律和制度建设更加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体系和学科体系逐步形成。

三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时期。为了充分发挥思政课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渠道作用，2005年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实施方案》，构建了覆盖高校专科生、本科生、研究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新体系，突出了课程体系的整体性、课程内容的互补性、课程主题的贯通性、课程层次的递进性等特征[5]（P19），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政策遵循。

“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6]。从思政课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思政课始终遵循课程发展规律，推动课程形态从“马列主义理论课程”到“两课”再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发展演变。进入新时代，面对世情、国情、党情和民情的不断变化，党和国家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出发，围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思政课建设，召开了多次重要会议、出台了多项重要文件，营造了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办好思政课的良好氛围，推动思政课进入到“大思政课”的全新发展阶段。

（二）“大思政课”是回应思政课挑战的时代大课

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2019年学校思政课教师座谈会（以下简称“座谈会”）以来，思政课的面貌发生了格局性变化、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党对思政课建设的领导全面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成效愈加显著，教师队伍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教学改革创新的支撑保障更加有力。然而，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清醒认识到，思政课还存在课堂教学与现实脱节、重课堂教学轻实践教学、说理不深刻不透彻不鲜活等现象。

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主要源自教育环境复杂化、信息来源多样化、学生需求多元化给思政课建设带来的重大挑战，这些挑战同时也制约了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首先，复杂的社会环境影响了思政课的课程“地位”。从国际环境看，世界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中曲折发展，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道路面临严峻考验，这给思政课教学带来了新挑战；从国内环境看，随着社会现代化的转型，市场经济的引入与融合带来了功利化和世俗化的价值偏好，导致部分大学生重专业类课程轻思政类课程的现实困境，压缩了思政课的实际生存空间，增大了思政课在高校教育教学实际地位弱化的风险。其次，信息化时代消解了思政课教师的权威。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教育活动本质上就是一种权威性活动，教师必须是具有坚强意志和权威感的道德权威[7]。在传统的思政课课堂，思政课教师依靠道德权威和人格力量确立了权威。但是，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信息主体多元化、信息来源多样化和信息传递便捷化对思政课所要实现的思想统一和价值认同形成了巨大挑战。在开放办学的时代潮流下，思政课教师的知识缺陷和道德瑕疵，都可能被公开和放大，导致思政课教师的教育权威被逐渐弱化和消解。再次，思政课供给难以满足学生的多元需求。新时代青年学生的思维更加活跃，独立性和自主性更强，但抗压能力相对较弱、心智成熟度偏低。然而，面对大学生在精神和思想上存在多元需求的现实，一些教育者对于思政课的认识还停留在经验层面、感性层面和操作层面，重在解决“教什么”和“怎么教”的具体问题。而在时代条件与教育对象思想特征的不断变化的当下，仅凭已有经验难以满足新时代大学生对思政课的期待。

思政课建设面临的种种问题倒逼思政课进一步改革创新。“大思政课”的出场，是思政课建设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统一。善用“大思政课”，是激发思政课内生动力、实现思政课内涵式发展的最新理念和重要抓手，是回应当前思政课现实挑战、破解思政课建设突出问题的有效路径。

（三）“大思政课”为思政课改革创新提供    最新动力

思政课不同于常见的科学理论课，也不是一般的社会实践课，而是关乎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之培养大计的理论大课和实践大课。因此，思政课要有针对性、系统性地帮助学生正确认识时代大势和历史使命，引导学生立大志干大事，矢志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和民族复兴伟大事业。“大思政课”的出场不仅满足了思政课的本质要求、契合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规律，更有助于拓展新时代思政课的格局、空间和形象，推动思政课高质量发展。

首先，“大思政课”凸显了思政课的“大格局”。从任务和要求上看，思政课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天然承载着“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重大使命[8]。进入新时代，思政课教学环境面临着“两个大局”相互交织、融合交汇的复杂形势，思政课承载的使命更加艰巨。“大思政课”的出场，拓展了思政课贯通古今中西的大视野，凸显了思政课的“大格局”，使思政课能够真正肩负起“国之大者”的教育使命和政治使命。

其次，“大思政课”拓展了思政课的“大空间”。传统思政课教学活动习惯于教室授课，教育空间局限和教学形态单一影响了思政课的教学成效。“大思政课”极大拓展了思政课的教育教学空间范畴。一方面，“思政课不仅应该在课堂上讲，也应该在社会生活中来讲”[1]，“大思政课”能够走出教室，将授课场域延伸至整个社会大空间，博物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广大农村工厂社区等都可以成为思政课的教学场所。另一方面，借助于信息技术进步带来的技术优势，“大思政课”可以汇聚优质教学资源、打破学校和班级建制、突破教学时空限制，构建虚实融合和“双线”融合的立体化教学新形态。

再次，“大思政课”提升了思政课的“大形象”。思政课不仅承载着治国理政的政治使命，也致力于培养能“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的时代新人，理应在青年学生心中树立起“大形象”。但是思政课长期存在的“配方”陈旧、“工艺”粗糙、“包装”老土等问题，拉大了思政课与青年学生之间的距离。“大思政课”既注重理论讲授又注重社会实践、既关注宏阔世界又重视学生需求，能将思政课讲深、讲透、讲活，成为“有虚有实、有棱有角、有情有义、有滋有味”的“金课”[5]（P14），从而有效提升思政课的整体形象。

二、“大思政课”的比较优势

“大思政课”是在传统思政课基础上的范式创新，是破解思想政治教育现实矛盾、实现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量和着力方向。从育人理念来看，“大思政课”不仅创新了原有思政课的育人模式、廓清了“课程思政”的育人形态，也强化了“社会大课堂”的育人理念。

（一）创新思政课的育人模式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明确提出“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并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9]。立德树人从来都不是抽象的，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主渠道，思政课具有极端重要性。然而进入新时代，无论是社会大环境，还是大学生自身的思想观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给思政课完成宏大育人使命带来了极大挑战。“大思政课”理念的提出，本身就是为了提高思政课的教学质量、提升立德树人的成效。只有坚持“大思政课”视域下的守正创新，让思政课主动与时代发展、社会环境以及多种育人系统有效互动，才能发挥思政课在立德树人中的应有作用。

从思政课到“大思政课”，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其课程形态、视野格局和课程体系得到了进一步优化。首先，“大思政课”的课程形态得到了拓展。有学者认为“大思政课”之所以“成其为大”，从形态学来考察，是因为其具有时间形态、空间形态、结构形态和功能形态等四种不同的形态[10]。也有学者认为“大思政课”具有三种形态，其中思政课程是基础形态、生活实践是拓展形态、社会运行是泛在形态[11]。不管是“四形态论”还是“三形态论”，都可以看出，相比原有思政课，“大思政课”的课程形态得到了极大丰富与拓展。其次，“大思政课”的视野格局更加开阔。在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思政课，要放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来看待。”[12]（P4-16）在正式提出“‘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重要论断时，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突如其来的疫情加剧了这两个方面给人们的影响”[1]。从“大思政课”提出的现实背景和具体场景可以看出，“大思政课”是一门立足大变局、应对大变局的时代大课、社会大课，比原有思政课的站位更高、格局更大。最后，“大思政课”的课程体系更加宏大。“大思政课”更加注重课程系统化、体系化建设，横向要求建设家庭、社会、学校网络相互配合支撑的全社会贯通体系，纵向要求建设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和本硕博思政课阶段性递进的全学段衔接体系，同时要求建设学生知、信、行相统一的课程评价体系。换言之，“大思政课”比传统思政课涉及内容更广、覆盖人群更多、建设标准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