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色与重绘：大学学术评价市场化的逻辑审思与理性复归

摘要： 自20世纪中期以来，资本市场深度介入高等教育的发展和运行，由此促进了大学与产业之间的协同，改变了学术研究的评价机制。适当引入市场法则有利于根据社会需求调节科研重心、刺激成果产出和加强应用转化。但放任市场机制肆意蔓延却会破坏学术的底层逻辑，甚至侵蚀大学的理性根基。在量化制度与功利主义的表里应和下，知识工具人与学术名利场现象频频出现，跟随式研究与快餐式发表大行其道，学者主体身份异化，大学理性精神失色。遵循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哲学思维，大学的学术评价应守护理性根基，澄明价值旨归，祛魅符号暴力，重绘大学精神。

关键词：学术评价；市场逻辑；量化评价；理性根基；大学精神；价值旨归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23）02-0041-10

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指出要扭转不科学的评价导向，坚决破除“五唯”，提高教育治理能力和水平[1]。学术研究是现代大学的逻辑起点，学术评价事关科研事业的健康发展。自20世纪中期以来，官产学三重螺旋成为高等教育的代表性发展模式，服务社会被视为大学的核心功能，教学与科研更多围绕社会需求展开。20世纪八十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因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等丑闻而逐渐失去民众信任，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再次崛起，政府开始放任市场行为，减少公共开支。政府让出的空间迅速由资本填补，尤其是在高等教育领域。随着国际化的深入发展，美国模式深刻影响了世界主要国家的高等教育，其高度市场化的学术评价也带来了深层次的问题。

一、大学学术评价市场化的逻辑分析

根据高等教育哲学基本论述，大学的智慧溪流源于“闲逸的好奇”。探索未知是人类的天性，追求高深学问就是对未知之事或好奇之物进行“精确的知识验证”[2]。探究精神与学术化生存，实乃大学之根本。宗教改革与工业革命以来，资产阶级与高等学府里应外合，前者在政治地位、经济保障上为后者提供优厚条件，后者则通过探究高深学问报以高端人才和科技发明。基于政治考虑和经济收益，学术研究逐渐成为社会共业，政府与企业纷纷投入巨资，也期待获得回报。为测算投入与收益，现代学术评价体系应运而生，托马斯·库恩指出这种体系促进了“知识的专门化和系统化”[3]。马克斯·韦伯、齐格蒙特·鲍曼等现代性问题研究者曾将“现代性”谓之为标准化甚至“表格化”，当代技术哲学家斯蒂格勒进一步指出现代性的本质是“计算性”，此皆深刻影响了学术评价。尤其是20世纪中叶以来，资本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愈发深入，学术评价逻辑的市场化趋势日益凸显。

（一）理论逻辑：从人力资本到学术资本的    纵横跃进

根据威廉·克拉克的论述，现代性是“官僚化”（bureaucratization）与“商品化”（commodi

-fication）或“市场化”（marketization）共同驱动的理性化进程，其结果是“现代秩序”的诞生[4]。在此过程中，大学逐步走向科层化与商业化。二战结束后，政府投资大学创造的科技成果从军事转向民用。受资本市场影响，应用型研究广受热捧，逐渐成为学术组织的核心业务。1996年，OECD（世界经合组织）宣称世界正式步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具有两个显明特征，一是知识和信息对社会发展起关键作用，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人力资本；二是高等教育称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引擎，知识创新决定了民族未来。“知本”与“资本”合二为一，深刻影响了学术研究的目的与功能。

从经济学视角来看，学术评价市场化源自资本扩张。十八世纪末，亚当·斯密（Adam Smith）为“资本”概念注入现代内涵，将其定义为“对投资者提供收入或利润的资财”[5]。1960年，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指出“一切资本中最有价值的莫过于投在人身上的资本，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得多”[6]。与此同时，贝克尔（Gary Becker）将正规教育、在职培训以及其他知识都视为人力资本投入，并测算了其对美国收入与生产率的影响，发现教育投资对1929年—1957年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高达33%，由此得出：“决定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已经从物质资本转变为人力资本”[7]。两位经济学家的发现一经公布，便被正在推行经济扩张的美国政府作为政策依据。随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扩大高校招生和资助学术创新视作刺激经济增长的良方，人力和知识都被纳入投资范畴。1969年，新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加尔布雷斯（Galbraith J.K.）提出“知识资本”概念，他认为这是一种动态资本，是知识不断转化为财富的经济活动过程[8]。知识演化为资本的实质在于通过人的智能运作创造价值，其形成路径主要依赖教育投资。知识资本的扩张催生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学术生产体系，也造就了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科研资助机制。通过知识生产寻求经济效益，并以此来解决大学的现实难题，这种学术与资本的转化衍生遵循市场逻辑，是大学学术评价市场化的典型特征。

从教育学视角来看，学术评价的市场化反映了现代大学的运行模式。20世纪中后期，受人力资本理论影响，政府将扩大高等教育规模视作拉动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和提高国民素质的一举多得之计。为了追求社会声誉和经济收入，越来越多的大学投身到市场化运动中。21世纪全球知识经济体系的规模和实力与日俱增，高等院校参与应用科学和创业活动的驱动力不断加强，并建立了相应的学术研究机构与评价制度[9]。由此，希拉·斯劳夫特（Sheila Slaughter）和拉里·莱斯利（Larry Leslie）提出了“学术资本主义”概念，直言不讳地指出：“在外界支持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高校参与主体不得不通过提高自身的稀缺性知识和专业技能，以便在市场或类市场中进行资源竞争时更具优势。”[10]（P8）随着政府拨款进一步削减，利益相关者纷纷加入知识生产，企业对大学的影响逐渐增大。为了保证知识服务质量和提高知识生产效率，大学和教师必须接受多样性的市场评价[11]，从而深刻影响了学术评价的标准和性质。自由探究和独立思考的学术研究传统的生存空间逐渐缩小，经济收益和交易价值成为大学科研机构的必然选择。

从人力到知识再到学术，资本市场逻辑重构了高校与教师的身份定位，让研究者成为知识市场中的生产者与交易者。学术进入市场后，研究必然受驭于市场规律与法则。利用知识再生产求得效益最大化，逐渐成为大学的普遍追求。

（二）制度逻辑：非升即走与量化评价的表里应合

20世纪末，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勃兴引领了全球范围内的公共管理体制改革。该运动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根基，着重强调效率和效益，具有产出导向的工具理性特征[12]。在新制度环境下，大学的治理方式、研究模式以及评价机制发生显著变化[13]。作为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策源地，欧美大学的预聘制度改革充分展示了学术评价的市场逻辑。

预聘制度最初是为了激励和筛选优秀青年学者而设计，其核心机制是“非升即走”。初级学者入校被聘为助理教授，一般以三年为周期签订合同，签约6年或7年后主要根据学术贡献决定去留。预聘制最初可以视作终身教职（tenure track）的“配套措施”，其基本功能有三个： 筛选、激励和保障[14]。但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推进，青年教师沦为廉价劳动力的现象越来越普遍。由于政府拨款削减，大学管理者发现终身职位并不符合学校利益，因此更倾向于雇佣兼职人员。1995-2017年间，美国高校教师总人数从93.17万增加到154.36万，增长率约为66%；其中全职教师人数从55.08万增加到82.12万，增长率为49%，兼职教师人数从38.09万增长到72.24万，增长率达90%[15]。21世纪欧美大学的预聘制度显著呈现出三大趋势：一是终身教职教师的比重下降，二是实施终身聘任后再评审制度，三是部分州与高校取消或计划取消终身教职[16]。

作为现代大学溯源地，德国研究型大学曾长期奉行“科学、修养、自由与寂寞”理念[17]，其教师聘任制度主要由政府支持和管理，一旦入职即为终身受聘。2001年，为扩大国际影响力，德国启动学术聘任制度改革。此次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学习美国建立助理教授制度：年轻学者必须首先接受预聘，在两个三年任期结束后接受考核，根据考核结果申请终身教职[18]。受教授退休年龄延长和财政拨款下降的影响，欧美大学聘任的非终身人员比例不断增长，这意味着年轻学者的科研压力越来越大、发展空间愈来愈小。大学教职已经不单是“以学术为志业”，更是谋生之手段和牟利之技能。不可否认，预聘制度乃至临聘制度具有高度灵活性，无论是从人员筛选、专业保障、学术氛围还是流动机制和文化环境，都自有适合其发展的土壤。但随着信息技术和交流媒介的迅猛发展，各国大学陆续加入到激烈的学术市场竞争中，“非升即走”制度异化为提升科研产量的工具[19]，重科研轻教学、重产出轻过程、重效益轻道德的市场化学术评价正在让科学研究变得功利而浅薄。

与预聘制改革联袂而来的是量化评价。量化评价是指以科学计量为核心的评价模式，其基本前提是研究成果或效果的可测量性、研究方法及其理论的可逆性、研究价值及其评判标准的恒定性。采取量化评价方式原是为了克服大学科层管理中的官僚主义，但如果未能充分考查其前提条件的严格限定， 将控制和规避人为非学术因素的机制完全诉诸一套计算方法，这样的学术评价不仅错置了量化评价模式可适用的范围和边界， 而且还会引发诸多新问题[20]。尤其是在市场逻辑下，以量化方式对不同研究加以计算，学术产品被打上了工具理性的烙印，质量转以数量、出版社层次、引用率与经费等直观数字来标识[21]，学术论文与科研项目异化为教师必须限时完成的“赏金”任务，学术界普遍出现“以量代质、利益中心、行政主导”等乱象[22]。量化评价追求的是市场推崇的“生产效率”，破坏的却是大学的理性精神。综观当前的大学学术，一方面，科研成果似乎正在呈现爆炸式增长，然而人类社会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的文明程度却未见显著提升，甚至还出现了更严重的种族冲突和贫富分化。另一方面，大学的马太效应愈发明显，譬如美国高等教育出现的“核心悖论”，即少数精英大学风光无限，但整个高等教育体系却令人失望。甚至，“在国家层面……美国显然处于教育衰退状态。来自高校学者研究和亲身经验的数据显示，大学正在走向破产”[23]。

二、市场逻辑主导大学学术评价的哲学反思

现代学术评价的基本功能包括引导、保障与激励，主要目的是促进政府、产业和大学“三重螺旋”。市场逻辑主导下的学术评价遵从工具理性，学术品味和社会诉求易被经济利益所遮蔽，本应发挥激励和保障功能的评价体制，变成了统摄和操纵学术的测度标尺，致使研究从主动的内在追求异化为被动的功利行为。

（一）学术主体的身份异化：知识工具人与学术名利场

启蒙运动后，自由思想和理性精神日渐彰显，以此寻求生存意义的本性被称为人的主体性。马克斯·韦伯以理性为旨归，提出学者应“献身于学术并以之为职业”的经典论断[24]，为大学学者的主体身份写下注脚。现代知识分子无法像古典时代那样超然且闲逸，也不能如中世纪学者一般自由迁徙，但“为知识而求知”的主体精神仍是学者的终极寄托，也是大学的生存根基。大学是学者的“主场”，知识探究的挑战性与满足感是学者从事学术活动的主要原因。反过来，大学也要为学者提供一方遮风避雨的住所，如此才能保证科学之树常青、大学精神长存。简言之，主体性是学者投身学术之因，创造性是学术研究之果。

从个体学者的角度来看，市场逻辑下的量化评价机制让学术活动倒因为果，知识创新演化成轰隆作响的科技生产线，学者的“主体身份”也就无从谈起。学术研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愈发紧密，学术评价不仅取决于“知识市场”的交易需求，而且与学者的物质收益挂钩。预聘制让大学教师初出茅庐就面临着“非升即走”的压力，并且诸多高校还在继续缩短聘任年限、提升通过标准，部分高校甚至施行极其严苛的绩效考核。在获得长聘职位前，大学教师的真实身份是“佣工”而非成员，其作为高校教师的基本权利都难以保障，更不用说大学事务的参与权与话语权，而这些正是学者获得归属感、发挥主体性的核心要素。为了生存与发展，教师不得不追求成果数量与刊物档次，深陷工具主义量化窠臼中[25]。当青年学者难以拥有自主探究的时间和平台，他们就会倾向投身于资深教授门下，或者加入较为成熟的大项目团队，沦为知识生产流水线上的“工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