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戌学制颁行的百年省思：科学精神与自主意识的统一

摘要： 新文化运动之后，社会各界倡导学制改革，经过七年酝酿，1922年政府颁布了壬戌学制。壬戌学制是在总结民国建立以来学校发展的经验教训、借鉴美国学制的基础上制定的，其最大特点是学制革新中科学精神与自主意识的结合：科学精神体现为学制制定过程的科学性与学制内容的科学性；自主意识体现为该学制是明辨择善的产物，是民间意识的体现，是个性发展的彰显。壬戌学制契合了时代需要，抓住了教育改革的关键环节，实现了教育制度的重组，并有力地推进了各项教育改革。回首百年，壬戌学制回应现实需要、开展教育实验、注意民间力量、关注综合改革等经验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壬戌学制；教育现代化；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科学精神；自主意识

中图分类号：G63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23）04-0108-09

收稿日期：2023-03-1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建设教育强国的国际经验与中国路径研究”（VGA180002）；中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以仪式为载体推进新时代民族院校爱国主义教育研究”（CSY21022）。

作者简介：李永（1982-），男，河南许昌人，教育学博士，中南民族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民国教育史研究；武汉，430074。周洪宇，历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430079。

一、引言

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肇始以建立近代学制为标志。学制是学校教育制度的简称，是一个国家教育制度的核心部分和重要表征，所以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学制问题。陈宝泉曾指出：“一国学制之良楛、人材之消长，国家之兴替，系焉其事，可谓重矣。”[1]清末开启了中国近代学制的建设，“新政”时期颁布的壬寅学制、癸卯学制是清政府挽救自身危亡、维持统治的重要教育举措，民国初年颁布的壬子·癸丑学制则肩负着除旧布新的历史使命。

1922年颁行的壬戌学制是中国教育界为适应中国社会发展需要，学习、借鉴西方教育经验，改造、更新传统教育的一个综合性成果，也是近代以来一次重大的教育制度创新。壬戌学制最大特点为学制革新中科学精神与自主意识的结合。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以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简称“教联会”）①的推动下，学制从酝酿到正式颁布，前后历时七年，在过程中遵循了科学的决策，在内容上凝聚教育界的智慧，在态度上更是明辨择善、力求科学稳妥、富于民主精神。

学制变革，可谓中国追赶教育现代化趋势的改革缩影。壬戌学制是时代召唤与教育应变的结果，具有历史合理性、理论适切性和实践可行性，体现了一代教育学人努力寻找传统与现代的最佳结合点，力图实现学制问题的中国化改造，进而探求以教育改造中国社会的新方案。回首100年前壬戌学制的颁行，该学制契合了时代需要，抓住了教育改革的关键环节，实现了教育制度的重组，并有力推进了各项教育改革，其经验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二、壬戌学制颁行的历史背景

壬戌学制的产生是当时社会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应时代而兴起的制度。20世纪20年代是新旧过渡的时代，社会转型与变迁构成了教育变革的历史背景。封建传统文化解体、军阀战争、政治动荡，这些因素彼此牵引所构成的张力，反而促使文化教育领域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尤其是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启蒙、冲击，如浪如涛的教育思潮和风起云涌的新教育运动，为学制改革提供了历史条件。此时，一批接受了中西文化熏陶的爱国知识分子期待以教育为途径、以学制改革为手段改变中国面貌，实现救亡图存。

第一，旧有学制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壬子·癸丑学制起草之时，教育总长蔡元培曾意欲取各国学制之长，制订适合中国实际的学制。但是，由于时代的影响，一是当时留日学者占据主流，二是人们的经验学识还有局限，所以最后仍趋重取法日本的简单做法，导致颁行之后不胜其弊。湖南省教育会批评学校种类太简单、阶段不衔接、年限不适当[2]。顾树森指出该学制有过重划一、仿效他国、少旁系学校等六大弊害[3]（P1-3）。现实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后，短期获得迅速发展的民族资本主义向学校教育提出了新要求，即亟需培养受过一定职业教育和训练的劳动者，以及企业管理人才，而“事业界方忧虑需要人才之无多”。①

第二，突破教育困境的主观努力和对美国教育思想的偏好。近代以来，中国有学习外国经验以改变受欺凌地位的强烈愿望。一战后，美国科技发达、经济繁荣，教育更是走在世界前列，学习美国是当时的最佳选择。该国长期以来更注重精神、文化方面的扩张，也最早退还庚子赔款培养留美生，发展中国文教事业。基于对西方国家文化教育事业的比较以及对美国的偏好，中国教育界在选择方向时掺杂了更多美国教育因素。几乎与此转向同时，一批在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研习教育学的留美生相继回国，随后“向美国学习教育”逐渐成为时代风潮。

第三，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思想文化的变革是教育改革的先导。新文化运动作为民族自新运动，是一次比较彻底的“攻心”与“革心”思想改造[4]，带来了文化的觉醒与思想的启蒙，动摇了传统教育的根基，还通过“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方式促进了学制的革新。“走出去”主要是指这一时期的留美热潮以及考察美国的热潮。“请进来”是指一战之后国内学界力邀杜威、罗素、孟禄、杜里舒、泰戈尔等一批著名学者来华访问，他们对国人的思想和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的教育呈现出个性化、平民化、实用化和科学化趋势，与之相伴随的教育观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革新，则成为了学制改革的先导。

第四，欧美教育思潮以及杜威、孟禄等学人对学制改革的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教育思潮层出不穷。这些教育思潮随着新文化运动传入中国，成为正在寻求出路的中国教育界的曙光。在此背景下，教育学界邀请欧美学者来华交流，对学制革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陶行知曾说，杜威博士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已经成为中国初等教育改革的指导方针之一[5]。杜威的教育观点与壬戌学制适应社会进化、发挥平民教育精神和谋求个性发展的标准相契合。再如，孟禄博士来华调查，到达之初就在上海与中国教育界讨论中国的学制及其改革问题。随后，他参与了教联会第七届年会关于学制问题的讨论，与代表开讲演会一次、谈话会三次，其言论主张直接影响了会议，间接影响了全国教育界。②

三、科学之精神：壬戌学制的颁行与内容

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其中，科学主要是指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以及认识和判断事物的科学方法，同时也指具体的科学技术、科学知识[6]。壬戌学制明显受到了新文化运动之后“科学”精神的影响，其制定过程与颁行内容均呈现鲜明的科学性特征。

（一）《壬戌学制》制定过程的科学性

壬戌学制的制订体现了科学的教育决策。学制从酝酿到正式颁布，前后历时七年。它由教联会率先提出草案，后续又经历了多次酝酿、反复讨论、审慎研究、深入探讨、多方博弈、审定颁布、实践反馈等若干阶段。壬戌学制酝酿时间之长，讨论范围之广，参与群体之众，各地试点之频繁，专家评点之踊跃，舆论分析之尖锐，使其具有了稳固的社会基础、广泛的认可度和较强的科学依据。

第一阶段：壬戌学制的酝酿准备与《学制系统草案》的拟定。1915年4月23日，教联会在天津召开第一届年会，讨论湖南省教育会提出的“改革学校系统案”，开启了学制改革的先声。鉴于学制问题关系重大，教联会议定将原案附函请各省教育会召集专家研究。1919年10月10日，教联会在山西太原召开第五届年会，议决改革学制为第六届年会的提案方针。1920年10月20日，教联会在上海召开第六届年会。大会收到安徽、奉天、云南、福建四省教育会提交的学制议案后，遂将改革学制作为下一届年会的重要议题，并请各省区教育会组织学制系统研究会，就此研究讨论并制成议案。

1921年10月27日，教联会在广州召开第七届年会，讨论了广东等省区提出的11件学制改革议案，最终决定以广东省教育会提案为大会讨论蓝本，拟订《学制系统草案》。广东省议案的入选，在于他们重视此项工作，方法严谨且科学。广东省不仅组建了学制系统研究会，还分部开展研究：其中，初等教育部先后开会讨论8次，中等教育部讨论9次，师范教育部开会7次，大学及专门教育部开会7次；学制系统研究会在拟订学制的过程中，分别从组织、宗旨、沿革及趋势、社会、科学五个方面考察德、英、美、法、日五国学制的得失[7]（P178-179）。为了使《学制系统草案》更臻完善，教联会借助各省区教育会、高等教育机关、报馆杂志社，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并鼓励各省区试验新制。

第二阶段：各地讨论、试行及专家评论。根据教联会第七届会议精神，各地开展关于《学制系统草案》的民主讨论。1921年11月21日，江苏省教育会安排袁希涛报告《学制系统草案》及其推行方法。1921年11月30日，江浙两省教育会的代表报告讨论新学制的计划。1922年2月11日，广东省组织的新学制实施研究会召开第一次大会，议决该会议事细则及分组研究办法。另外，各教育社团、教育刊物也对《学制系统草案》进行了宣传与倡导。如《新教育》刊发了“学制研究号”，《教育杂志》刊发“学制课程研究号”，《教育与职业》刊发“新学制职业教育研究号”。上述活动，再辅之以各地对新学制的试办，形成了一场群众性的学制改革运动，时称“新学制运动”。

同时，许多教育专家撰文评论学制草案，对新学制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学者们普遍肯定草案的优点。余家菊认为，以儿童身心发育阶段为大体标准和顾虑各方情形采取弹性方案，是为两点创新[8]（P1）。廖世承认为新学制优点是，中小学之衔接可以较前密切，教材亦便于沟通；小学年限缩短，中学于六年中之第三年定为一小结束，可以减少中途退学之弊病[9]。孟禄指出，新学制的特色是自由大，特异多[10]。此外，各界学人还提出了完善草案的批评与建议：蔡元培建议中学采取四二制，高等专门学校没有必要单独成为一级[11]。陶行知指出草案没有突出生活事业上的需要，不符合草案所列标准[12]（P131）。胡适主张新学制的中学应从试验学校办起，等到验明了成效再设法推广[13]（P191）。汪懋祖认为高等师范学校尚未纳入大学制度之内[14]。

各省区教育会发起组织、社会广泛参与的学制大讨论，一方面是声势浩大的学制改革大宣传，另一方面是行之有效的学制草案大诊断。事实证明，这场大讨论实效显著：一是改旧立新成为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二是讨论比较中看到《学制系统草案》的长短；三是奠定了编拟出符合中国教育实情、有利于教育发展的学制改革基调。

第三阶段：壬戌学制的审定、颁布与实验。教联会第七届年会后，新学制成为社会高度关注及议论的问题。北洋政府教育部迫于形势，赶在教联会第八届年会召开之前，在北京召开“学制会议”，通过了《学校系统改革案》（也称《学制会议案》）。1922年10月11日，教联会在济南召开第八届年会，21个省区教育会的代表带来了《学制系统草案》的修订意见。教育部派陈容、胡家凤携带《学制会议案》参加年会，但是却故意回避《学制系统草案》。另外，教育部希望教联会维持《学制会议案》，不要大变动。但上述意图，引发与会代表不满。胡适在会议开幕式的演说中，曾号召与会代表不要打官话、闹意气，而是根据两方议案，制定最适宜的学制以颁布施行。最后，会议推定胡适、姚金绅执笔起草学制，陈容、胡家凤从旁商酌。1922年11月1日，修改后的《学校系统改革案》正式颁布。为区别于壬子·癸丑学制，该学制也称“新学制”，又因为采用美国普通教育的六三三分段，亦称“六三三学制”。

教育改革，不仅在于理论勾画，还在于实验实践。教联会第七届年会之后，广东教育界人士在广州执信学校率先试行“六三三制”。天津南开学校在1922年暑期以后也进行新学制的实验。“南开新制课程，易稿数次，会议十数，学者之理论，专家之经验，社会与个人之需要，均面面顾到。”[15]壬戌学制颁行以后，各省区开展了新学制的实施工作。比如，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将初级中学分为增进身体健康、培养基本知能等普通目的，鉴别并适应青年的个性等特殊目的，契合了新学制倡导“注重生活教育”“谋个性之发展”的精神。东南大学附属中学则设立学制改组委员会，“凡教育上之新学说新设施，皆采择而实验之”[16]，并推行选科制和学分制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