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化社会中的大学

摘要：社会的媒介形态经历了口耳相传、纸质传播以及电子媒介、互联网媒介时代。当前人类正在逐步走向由数字和人工智能组成的媒介化社会。通过媒介自身不断的迭代发展，大学所生产的知识得以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大学也在媒介化社会中成为传递信息和知识的“媒介”，并实现了大学及其成员与其他组织的虚拟共联。然而，身处媒介化社会中的大学正面临着批判性思维的式微以及媒介伦理和媒介素养匮乏等问题。在互为媒介的社会环境下，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大学与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增强大学成员的媒介素养与能力，积极拓宽媒介与公众参与教育研究与决策的渠道，提升大学的媒介传播能力与媒介生产力，构建开放、共融的大学与媒介互动环境。

关键词：媒介；媒介化社会；媒介大学；媒介治理；大学治理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23）06-0021-11

媒介是指使双方发生关系的人或事物，英文中的媒介为medium，常常用作复数形式media，译为中介体、传播渠道、手段和方法等含义。从字面意思来看，媒介是不同关系体之间的一种中介，发挥着连接不同关系体的作用。曼纽尔·卡斯特指出，“随着网络社会的发展，公共领域实现了范围转移——从围绕政府到围绕媒介系统”[1]。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中，开篇就指出媒介即讯息，“任何媒介的‘内容’都是另一种媒介”[2]（P18）。通过媒介，人类社会长期积累形成的文化、知识、文明得以传播与保存，媒介在传递知识与信息的同时，也在与其他媒介形式和社会情境进行融合与互动。不同的人、不同的机构、不同的社会要素处在由媒介构建的“关系性存在”的结构中，并从中实现不同要素之间的互动，赋予各种事物以新的涵义。“铁路的作用，并不是把运动、运输、轮子或道路引入人类社会，而是加速并扩大人们过去的功能，创造新型的城市、新型的工作和新型的闲暇。”[2]（P18）在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媒介化社会中，大学这一古老又常新的组织需要在持续变革的媒介化环境中不断前行。

一、媒介化社会的形成

（一）媒介化社会的早期图景

自人类产生之日起，人们的生产与生活便需要借助媒介方得以进行。在原始社会，部落中的“巫师”作为与神明沟通的人员，指导人们按照“上帝”的意志来进行生产和生活。由于生产力低下以及人类认知的局限，人类所依赖的媒介形式无法完全与身体器官相脱离，信息的交流与传播主要借助于语言媒介来实现，“语言一直是人类进化过程中最强有力的催化剂”[3]（P20）。后来人类逐渐通过实物来记载重要的事件和活动，例如把绳子打成结，分大小或颜色来记忆和传递各种信息，通过在木板或竹片上刻出深浅大小不同的刻痕记号来进行信息传播。这一时期，媒介传播的内容与形式较为单一，主要围绕部落氏族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来展开。随着人类活动复杂化，人们开始借助文字进行交流和传播，我国发明了甲骨文通过将文字镌刻在龟壳上来进行简单的交流与信息传递，古埃及则主要借助纸草作为文字的载体，“字母弥补了由口语到语言之间的断裂，也因此造成了说话者与其所说的话之间的分离，并促使概念性论述成为可能”[4]（P408）。自此，以往基于口耳相传的经验通过固定的文字形式得以保存和流传，人类实现了解放口耳等感官的信息交流方式。在古登堡活字印刷术未产生之前，教会的《圣经》主要依赖于职业抄书人的辛苦劳作，欧洲各个城市图书馆的抄书匠将文字记录在羊皮卷或纸草上。人类知识得以从易流失的口耳相传媒介转向手工书写的媒介时代，无疑进一步推动了文字和思想的世俗化。1453年德国工匠约翰·古登堡研究源自中国的活字印刷技术原理和基本技术程序，并在吸取和借鉴欧洲印刷经验的基础上，发明了古登堡活字印刷术。古登堡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改善了手工抄写媒介时代成本过高、信息不易保存以及难以大批量生产所造成的局限，进而超越了传统的听觉文化，逐渐走向以读写为特征的视觉文化。第一本被印刷出来的书籍是拉丁语版本的《圣经》，古登堡时期的造纸技术对于推动教会知识的进步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而古登堡体系“本质上是由印刷术心智和表音字母秩序所形成的沟通系统”[4]（P410）。有了印刷术的加持，教士们可以通过纸质文本记录心智发展，进行知识传承，以供同时代乃至后代的学者学习与交流。借助于印刷技术的普及与运用，欧洲各国的图书馆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知识传播的重复性和范围进一步扩大。

（二）媒介化社会的当代图景

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人类进入了以电报、留声机、广播、电话、电视等为传播形态的电子媒介时代。电子媒介时代的传播是以媒介提供者为主导的信息和资源供给方式，作为普通公众的群体是被动的“受众”，对媒介所提供的信息和内容并不具备一定的选择权。卡尔·简森描绘了一幅20世纪50年代媒介与人们生活之间互动的场景，“起床时收听（定时开关）收音机新闻，早餐时读报纸，用来指导稍后当天的休闲活动。在上班路上，随身听或车载收音机则创造出用户化的媒介环境。在不同的工作中，媒介可以作为不停歇的情绪调节器，部分缓解劳动的疲劳；媒介可以作为一个机构的构成要素（如财政部门的经济新闻），或者作为服务于特定目的的文化来源（如午间休息时间看报载连环画，为了解回家的路况听交通信息广播）。电子家装、电影院、游戏厅和娱乐中心提供了重新考虑和改变以前常规做法的机会。在每种情形中，大众媒介都为维持个人正常生活和重建社会集体制度的指导过程做出了贡献”[5]。1969年，美国出于军事目的建立的阿帕网投入使用，但由于其军事目的等特殊原因，在随后的发展中这一网络的使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真正投入使用的网络是20世纪80年代建立的BITNET，后在90年代中期被今日无处不在的全球网络系统——互联网所取代。借助于互联网，传统的媒介形态（书籍、报刊、电视、电话）都在加速融合，微观媒介（智能手机、个人电脑、平板）更是加深了个体交往程度。可以说，“并不是我们的工具塑造了我们的行为，而是工具赋予了我们行为发生的可能”[6]。由此，现代社会的人类生活又呈现出另一幅媒介化社会的场景：起床时查阅手机了解新闻与咨询，早餐时打开电视或平板电脑收看新闻动态，上班路上用车载音乐或与蓝牙相连接的播放设备打发开车时光或了解实时路况信息。在不同的工作中，电脑成为了必备品，与互联网一起为工作者提供工作信息和娱乐消遣节目。在每种情形中，大众媒介都为个人空间和个体制度的维护做出了贡献。“技术的进步使发达工业社会对人的控制可以通过电视、电台、电影、收音机等传播媒介而无孔不入地侵入人们的闲暇时间，从而占领人们的私人空间。”[7]媒介化社会改变的是人们从传统的、面对面的、线性的、整体性的生活转向非线性的、个体性生活方式。媒介之间也在不断发生着互动与连接，通过彼此之间的非面对面接触来改变人们的生活。

图2展示了当前人们接触各类媒介的情况，我们从中能够发现，“个人电脑”“电视”“智能手机”成为了三类最重要的获取信息方式，而这背后的推动因素正是互联网、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在各类媒介中的普遍应用。媒介化社会的演变是“新媒介”和“旧媒介”与社会之间不断融合的过程。旧媒介形态以有限的交流频道和固定事件的供给来呈现内容，新媒介形态比旧媒介出色之处在于“无限制的交流频道以个人选择为时间表提供内容”[8]（P305）。新媒介形式的产生势必会对旧媒介形式造成一定的挑战，但并不会导致其走向灭亡。旧媒介往往通过重组与整合的方式适应新的媒介环境要求。例如，电子媒介时代以来，纸质书籍虽然受到了一定的挑战，但纸质书籍也在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在线阅读。通过在线付费或购买电子书，纸质书籍打开了知识传播的另一个通道。进入21世纪，以大数据运算与分析为本质的数智时代开启了新纪元。与以往媒介形式不同的是，当前的数智媒介更加强调在大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推算出个体的偏好，推送符合个体兴趣和导向的信息与内容。数智媒介更加突出了机器与人之间的深度互动，ChatGPT技术的出现更加让我们认识到数据运算与人工智能的威力和作用。媒介化社会的形成从本质上来说，是人类寻求身体解放以及实现便利交往的一种动态过程。互联网+、元宇宙、ChatGPT等技术的运用，使得信息的传播与人类交往实现了“微观化”的界面操作。事实上，“我们所在的世界已经数字化了”[9]。现阶段，图书、报纸和杂志也在逐渐通过数字化转型，借助手机、个人电脑、平板实现知识和信息的微观化和便利化的获取。数智时代背景下，机器与工具通过模拟人类的各类行为，实现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之间的互联——通过大数据的运算形塑个体和生活的数据躯体，个体和组织具有了“虚拟身份”，并利用虚拟身份实现与不同个体与组织之间的信息传递与交往。与之相伴随的是“知识付费”的到来，它意味着开放知识的存取不再是一种不计成本的投入，而是需要个体基于自身要求给予一定的知识付费才能够获取相应资源。“新媒体的重要性并不局限于将知识传播到更广泛的范围，它还将那些相对较私人性抑或是私密性的知识（从技术机密到国家机密）更加公开化。”[10]媒介通过自身的迭代发展，已经超越了传统媒介“工具论”，而成为了影响和参与社会结构形成的重要行动者，“媒介化社会是在媒介融合的技术支撑下，在受众的信息依赖牵引下，表征媒介对社会环境建构的影响力的一种信息社会形态”[11]。媒介正在通过数字与人工智能重新建构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新型关系，成为形塑结构化社会的重要参与者，社会变革也在不断推动媒介及其技术的更迭与进步。

二、大学与媒介的互动

（一）中世纪时期大学与媒介的互动

从媒介层面来看，中世纪大学的确立不仅意味着“大学”这一新型机构的诞生，更意味着大学为师生提供了组织化、建制化的交往平台，促进知识交流、知识增长以及知识创新活动的进一步拓展。中世纪大学经历了从口头媒介向手工书写和印刷媒介转变的过程，早期师生的活动主要是对宗教教义的阅读与掌握。当时教师鼓励学生在课堂上进行辩论，大学内部的教学与科研活动主要围绕着翻译、整理、评注和辩论而展开。大学教授和学生在进行教学、评注的过程中需要依赖相应的参考书和文本材料，手工抄写版本的书籍成为中世纪时期教会成员以及世俗人员学习和交流的主要媒介。一直到中世纪后期，“绝大多数居民并不能接收到外界的任何信息。很多消息被口头转述之后变成了流言。人们所了解的除了自身的经验外，就是一些带有个人感情色彩的听说来的事情了……对讲方言的文盲居民而言，教堂是信息的主要来源。世界上的新闻，不论是宗教的还是民事的，都是从讲坛上听来的……为便于管理，城镇被划分为几个大大小小的区，法律和习俗都是由口头传述的。甚至在法庭上，一个活的证人也比羊皮纸文件上的话更值得信赖”[12]。在古登堡印刷术出现之前，中世纪大学进行知识传播与生产的主要载体是纸草和羊皮卷，而羊皮卷的使用权掌握在教会手中。正是由于羊皮纸和纸草的稀缺，中世纪前期和中期的大学往往通过口头辩论以及资源稀少的手抄本书籍来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直到西欧各国采用古登堡发明的印刷机，仍有很多修道士在修道院里不停地抄书。”[13]在中世纪后期，一些城市中开始出现图书馆，但彼时图书馆中的书仍然是借助于手工抄写，抄书人群体中既有修道院的修士，也有专门从事抄书工作的抄书匠。在亚历山大图书馆，还专门配备了供抄书匠使用的抄书室，正是在抄书匠的辛苦努力下，古希腊著名的荷马史诗的全部诗稿，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古希腊医师、有西方医学奠基人之称的希波克拉底的许多著述手稿，第一本希腊文《圣经》译稿以及对医学有贡献的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和学者阿基米德等的著作手迹均有留于此。得益于分布在大学和城市中的抄书室，亚里士多德的拉丁文著作在12世纪末13世纪初已经传遍整个欧洲。在中世纪后期的1453年，古登堡印刷术的发明加速了知识传播的速度和范围，大学师生们获得了更多来自全球范围的知识与信息。与此同时，批量化印刷书的生产，终结了流行于中世纪时期的手稿文化，开启了印刷产业向规模化生产的转型。古登堡印刷技术的发明进一步推动了知识的世俗化和普及化，加速了教会权力的瓦解。“某种意义上，没有印刷术的兴起就不会有科学的普及，也就不会有对于研究型大学的需求，更谈不上欧洲大学模式在全世界的‘凯旋’。”[14]（P32-44）从15世纪末期开始，从事研究的科学家和世俗大众都能够读到宇宙学、地理学、自然历史和医药学等领域的新译本。1475年托勒密的《宇宙志》出版，1533年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出版，1543年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出版，这些学者和他们的代表性著作不仅大力推动了科学知识的发展，也使以观察、实验为特征的知识生产方式逐渐走入科学知识生产系统之中。

（二）近代时期大学与媒介的互动

在17世纪至19世纪早期，科学知识生产的活动是游离于大学之外的。在当时的欧洲，以法国国家科学院以及英国皇家学会为代表的官方和民间科学协会成为了推动科学进步与知识生产的重要力量。并且，不同类型的科学协会所推崇的是以培根主义为主的倾向于实验和实用的导向，因此同时伴随着科学仪器的发明。在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双重推动作用下，机器生产模式代替了手工生产模式，十七世纪的科学家发明了显微镜、望远镜、温度计、气压仪等一系列促进知识生产的科学仪器。1665年英国皇家学会创办了学术界中最早的《哲学汇刊》，开创了在学术共同体中借助于连续出版的期刊印刷媒介形态了解科学研究前沿的先河。“机器印刷的书籍以及图书馆和报纸、学术期刊共同营造出一个学习知识（经典图书）、获取消息（报纸）、分享新观点（学术期刊）的社会传播图景。”[15]与之相匹配的，近代之后大学的教学与科研活动也逐渐走向了组织化与制度化的进程。柏林大学通过建立“讲座制”，使教师与学生的活动有了组织单位和形式，且“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往基于书籍而展开，大学教学伦理主要体现在大学教师对于高深学问与科学知识的探究”[16]。科学研究也采用讲座制的形式，传播和生产“固态知识”，并且主要依托于学术共同体中的传播。伴随着美国赠地法案的颁布，大学的功能进一步得到拓展。威斯康星大学校长查尔斯·范海斯在其就职演讲中提出，大学应当是为本州全体人民服务的机构，它将努力寻求把英国的寄宿制学院和德国研究型大学的主要优点结合起来，人文学科、应用学科和创造性研究将共同发展，兴趣各异的学生均可从这些密切相关的学科中得到益处；大学将是“瞭望塔”，应作为“公共事业”的基本工具积极参加改造社会的活动。后来在吸收德国讲座制的基础上，该校还通过建立研究生院，进一步促进高深知识的体系化培养，使学生能够更加系统化地学习近代以来的经典书籍与文献，同时注重借助于媒介技术进一步加强社会服务，扩大知识传播与生产在社会中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