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递相出入”看明代心学教育流派的师生交往

摘要： 在明代中晚期，“递相出入”伴随心学教育运动而生，为心学教育流派的师生交往增添别样色彩。作为明代心学的领军代表，阳明学派和甘泉学派讲学成风，弟子云集，学派宗主王阳明和湛甘泉鼓励弟子们转益多师，共同造就出“递相出入”这一独有的师生交往形态及其教育学术生态。“递相出入”不仅宣扬自由问学精神，打破师承门户的桎梏，还富有个性鲜明的师道文化气息。它努力促进每个生命都向世界敞开，在学脉相联的交互中吐故纳新，对个体成长、学派壮大及明代心学教育学术生态的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在“递相出入”的影响下，阳明学派和甘泉学派的弟子们自觉出入于王学与湛学之间，以求同立异为学术旨归，敢于跨越门户藩篱而转相授受，形成了以“差异个性”为教学原则、“竞争合作”为教育机制、“内在约束”为管理文化、“生命关怀”为价值取向的师生气象，对当下师生交往关系的构建亦有一定启示。

关键词：教育流派;阳明学派;甘泉学派;师生交往;“递相出入”;会讲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22）01-0097-08

纵观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演进轨迹，肇基于孔孟的儒学教育流派发展到明代，遂而嬗变为心学教育流派。论及明代心学教育流派，总是无法避开阳明学派和甘泉学派。阳明学派的领袖是王守仁（字伯安，号阳明），甘泉学派的领袖是湛若水（字元明，号甘泉）。这两大学派齐头并进，竞相争鸣，共同引领着明代心学教育运动，特别是强有力地推进了中晚明时期的书院教育活动。诚如《明史》所言：“时天下言学者，不归王守仁，则归湛若水”[1]（P7244）。王阳明、湛甘泉一生汲汲于讲学活动，各自都培养了一大批弟子，且不乏出类拔萃者。伴随频繁的讲学活动，在阳明学派、甘泉学派之间产生了一种新的师生交往形态和教育学术生态，即“递相出入”。“递相出入”不仅含有打破师承门户的自由问学精神，还富有个性鲜明的师道文化气息，从而在中国师生关系史上占据不容忽视的一席之地。如不能明晰“递相出入”的主要表征及其反映出的精神特质，则无法洞悉阳明学派和甘泉学派的师生关系，难以透彻理解阳明心学和甘泉心学缘何会勃兴于有明一代，更遑论汲取有益于当下师生关系建构的重要启示。

关于明代心学教育流派研究，学界过往虽有若干成果，但主要集中于王阳明、湛甘泉及其后学代表性弟子思想分析，而对“递相出入”问题未有专门系统的论述，仅是哲学史和思想史界略有提及。中国教育史界几乎无人问津，这在一定程度上势必对明代心学教育的客观认识和整体评价造成影响。于此，笔者以“递相出入”为切入点，梳理其与明代心学教育运动勃兴间的相互关系，进而探究阳明学派和甘泉学派之间可圈可点的师生关系。

一、“递相出入”与明代心学教育运动勃兴

“递相出入”是产生于反思和批判程朱理学思潮基础之上的一种教育学术生态现象，它始终承载着明代中晚期阳明学派、甘泉学派的教育理想与学术追求，希冀通过规避程朱理学教育所含有的难以消弭的偏颇，进而能在自由流动、包容开放的环境中实现和谐的思想创造。

（一）“递相出入”产生的时代背景

所谓“递相出入”，是指发生在明代中晚期阳明学派与甘泉学派之间的一种特殊师生交往形态及其呈现的教育学术生态。其突出的表征是这两大学派的弟子不囿于门户限制，可依据自己的学术追求而转换师门。如站在历史变迁的维度加以审视，“递相出入”与明代心学教育运动勃兴息息相关。

阳明学派、甘泉学派活跃于15世纪后期至16世纪的中国，历经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六朝更替，恰值明代中晚期，这是一个思想文化碰撞剧烈的多元时代。历史地看，“递相出入”因应明代心学教育运动崛起而产生，明代心学教育运动亦由“递相出入”风行天下。

一方面，明代心学教育运动的兴起是“递相出入”产生的重要契机。实事求是而论，“递相出入”作为一种新的师生交往形态与教育学术生态问世，绝非中晚明教育领域里的一种偶发现象，而是受到内、外双重因素的影响。随着心学教育运动的展开，学者聚徒讲学、结社论道的热情愈发高涨，带动了不同学派间的相互交流，为“递相出入”提供了生发的文化土壤。

另一方面，明代心学教育运动因“递相出入”而增光添彩，所产生的时代影响愈加深远。“递相出入”蕴含着学术包容的自觉精神，使得阳明学派和甘泉学派间形成了相互交融、休戚相关的深度交往。两家学派师生群策建言，求同存异，希望在争鸣问辩中有所创见。可以说，如果没有“递相出入”的出现，明代心学教育运动则难以拥有声势浩大的时代影响。

（二）“递相出入”与明代心学教育发展

明代初叶时期，朱熹理学一统天下，导致学界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学习形式，都呈现出令人生厌的教育局面。譬如，一味奉行朱熹理学所提出的“坐如尸，立如齐，头容直，目容端，足容重，手容恭，口容止，气容肃”[2]这一为学主张，便使得不少学者不仅仪态拘谨，且在思想追求上不敢越雷池一步，只能奉朱熹理学的一家之言为金科玉律。统治阶级对朱熹理学顶礼膜拜，抬到无以复加的神坛境地，要求所有学者只需继承并领会朱熹理学思想即可，不必别出心裁而另立新说。这种墨守成规的为学取向，几乎阻断了学者们自由流动的学习空间。在如此境遇下，即便有的学者想摆脱画地为牢的思想束缚，也无处问津，只能亦步亦趋，沦为朱熹教育思想的附庸。直至王阳明、湛甘泉共同营造出的“递相出入”教育学术生态，才真正打破这一格局。

明代正德、嘉靖年间，心学教育运动异军突起。王阳明与湛甘泉桴鼓相应，共倡心学，热衷讲学，造就出“书院生徒乃遍天下。盖讲学于斯为烂漫矣”[3]（P446）的心学教育运动。作为当时的两大心学巨擘，王阳明和湛甘泉对求学者有着很高的号召力和吸引力。通过心学教育运动，王阳明“聚徒于军旅之中”[1]（P6053），湛甘泉“无处不授徒，无日不讲学，从游者殆遍天下”[3]（P245），为学派招揽了一大批弟子，形成流动性较强的会讲弟子群体，使得弟子们接触到其他学说的机会增多，开始对阳明学说和甘泉学说的异同加以反思、批评，为“递相出入”的生成埋下伏笔。

可以说，“递相出入”对明代心学教育运动的演进发挥着能动的反作用。因不同时期个人学术倾向的变化，有的弟子在拜入阳明学派后，接触到甘泉学说而为其折服，有的弟子则是先师事湛甘泉，其后却由聆听阳明学说而心悦诚服。相形而言，若如明代初叶时的学界，这些弟子则根本无法更换师门，只能拘泥师说，固守一家之言而乏善可陈。但是，王阳明和湛甘泉不仅不约束弟子向其他学派问学求道，反而鼓励他们摒弃门户之见，自由往来于名师之间。这样，一批又一批的王学、湛学拥趸融入明代心学教育运动，或醉心于王学，或留心于湛学，遂而形成“递相出入”这一教育学术生态。王阳明、湛甘泉相知相契，情谊一生，学术交往近30载。这段岁月既是“递相出入”教育学术生态的生成时期，更为明代心学教育运动的勃兴提供了切磋砥砺、论学取友的交往范例。阳明学派和甘泉学派的众多追随者受其影响，亦相互论辩，各取所长，进一步使得心学教育思想在互动中发展。

毋庸置疑，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心学教育运动中，若就思想衍化及其教育传播的视角来讲，学派领袖与追随者虽角色不同，但往往起着其自身特殊的价值，环环相扣，相辅相成。综括起来，“递相出入”乃与明代心学教育运动共生共存、相伴相生。追随者因心学教育运动而主动研习王学，抑或湛学;明代心学教育运动又因追随者出入王学、湛学之间而蔚然成风，勃兴壮大。

二、出入王学、湛学之间：转相授受和求同立异

“递相出入”成为一个专有名词，源自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对阳明学派与甘泉学派弟子之间自由出入、交互学习而转换师门所予以的总结：

王、湛两家，各立宗旨。湛氏门人，虽不及王氏之盛，然当时学于湛者，或卒业于王;学于王者，或卒业于湛。亦犹朱、陆之门下，递相出入也。其后源远流长，王氏之外，名湛氏学者，至今不绝，即未必仍其宗旨，而渊源不可没也。[4]（P875）

王阳明和湛甘泉同时讲学，竞相争鸣，但王阳明以其独特的会讲方式宣扬“致良知”，使得阳明学派异军突起，并很快风靡整个思想界，势头略高于甘泉学派，从而在当时出现了一批起初师从湛甘泉，但后来学成于王阳明的知名弟子。然而，有的则是起初师从王阳明，其后却又转向湛甘泉，扬弃王阳明的“致良知”说而投师在湛甘泉门下，信服和传播湛甘泉的“随处体认天理”说[5]。因之，要弄清“递相出入”的特质，可从学习形式和学术旨归两方面加以考察。

（一）学习形式：跨越门户藩篱的转相授受

从学习形式来看，“递相出入”最为突出的表征是阳明学派和甘泉学派师生间跨越门户藩篱的转相授受。王阳明和湛甘泉不仅欣然接纳对方学派的学者前来求学，还鼓励门下弟子择善而从，转师他人。于是，阳明学派和甘泉学派所独有的师承形式——转相授受逐渐形成，并产生“出王入湛”和“出湛入王”两种面向。也就是说，“出王入湛”指的是原来师从于王阳明的弟子，其后跟随湛甘泉学习，划入甘泉学派的教育现象;“出湛入王”则指的是原来师从于湛甘泉的弟子，其后跟随王阳明学习，皈依阳明学派的教育现象。

从阳明学派转入甘泉学派的突出代表分别是黄云淡（字仲通，号南夷子）、蒋信（字卿实，号道林）、周冲（字道通，号静庵）、王道（字纯甫，号顺渠）和黄省曾（字勉之）等人。

譬如黄云淡，初从王阳明，后从湛甘泉。他“依违于两门道义之学”[6]，同视两位老师为儒学正脉。对待王阳明，他极力捍卫老师声誉。归入甘泉学派后，他仍不忘王阳明的教诲，在有人玷污老师的身后名时作《师服议》，为老师正名。对待湛甘泉，他“三四往来，不忍弃去而相从”，常年陪伴老师左右。在拜湛甘泉为师后，他先是跟随老师“从游于吴、楚，于岭海，于新泉，于瓯、闽，于武夷，于西樵，于罗浮，于莲洞”[7]，为当面领受教诲，不惧流离;后为老师治理武夷灵岩精舍，常年不归。二人常常游历于山水之间，有唱必和，堪称湛门亦步亦趋之典范。

出湛门而入王门的典型人物则是刘秉监（字遵教，号印山）、周坦（字仲履，号谦斋）、程文德（字舜敷，号松溪）、杨骥（字仕德，号毅斋）和杨鸾（字仕鸣，号复斋）兄弟等人。

譬如刘秉监，“初学于甘泉，而尤笃志于阳明”[4]（P443）。他变化师门的初衷就是源于对阳明学说的认同。初学时，刘秉监拜入甘泉学派，以寻得成人成己的现实路径。在学习过程中，他因讲会而初闻到王阳明的观点，从此信服王学，甚至痴迷到“讲学之会，匹马奚童，往来山谷之间，简约如寒士”[4]（P443）的地步，彻底归入江右王门之列。

对“递相出入”的弟子群像进行辨析，大致可分成入室弟子和会讲弟子两类群体。其实，阳明学派与甘泉学派弟子们起初的求师机缘是多种多样的。譬如，有的是因会讲而服膺，有的是听闻宗主盛名而负笈拜师，有的是因父辈或兄弟而初识，有的是源于地缘关系，有的则是受学友影响，等等。

通过拜师礼后，入室弟子经由王阳明、湛甘泉的口耳相传，其学派归属感得到提升的同时，并对乃师的教育主张产生出不同程度的反思和批判。其中不乏有一些弟子本着完善师说的动机，积极主动借鉴其他学派的优长，但更多的弟子则因师说不合己意而转学于他人。除去入室弟子外，转相授受的行为还常发生在会讲弟子的身上。所谓会讲弟子，是指参与王阳明或者湛甘泉举办的讲会活动而信奉其心学宗旨的受众。举办讲会是湛甘泉和王阳明宣扬心学思想的重要途径。无论王阳明的讲会，还是湛甘泉的讲会都不限制听众的身份，只要一心向学，即使是目不识丁的渔夫樵夫皆可听讲。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正是通过讲会活动才使得知识分子以至寻常百姓都能聆听心学双擘的教诲。往往是讲会一结束，不少听众折服于心学所散发的魅力，不由自主地加入到该学派。显然，比较于入室弟子而言，会讲弟子加入学派的门槛比较低。也就是说，大多数的会讲弟子因自身文化涵养粗浅，且理性认识水平低下，故而他们很难形成强烈的学派归属感。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他们更换师门、时常游走于不同学派之间的现象。

若是观察出湛入王的周坦，便能知晓两家会讲弟子的学派流动情况。作为阳明学说在岭南推进的核心人物，周坦曾是甘泉学说的倡导者。当时，一心向往圣贤之学的他，为亲身领略儒学大家的风采而“出游湖、湘、维扬、新泉、天真、天关”[4]（P665），活跃于各大讲会。因同为岭南人，周坦起初接触的是甘泉思想，并为之深深吸引，一度被誉为湛甘泉罗浮山讲学时期造诣最高之徒。但是，正如会讲弟子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周冲又因讲学活动而受到阳明学说的洗礼，遂拜阳明弟子徐用俭为师，转而成为粤闽王门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