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分化到聚合：应用学科建设的社会逻辑

摘要： 以智能社会、算法社会、绿色社会为愿景的社会转型让应用知识（技术）更具“社会弥散性”，这是应用学科生存的“社会基础”。应用学科亟需将社会问题和市场规律纳入学科发展的合法性结构。应用学科“社会价值”的彰显，必须解决学科“分—聚”结构的“社会断层”问题，以结构化改革理路构建一个更具包容力、阐释力和应变力的学科建设“社会框架”。它以“社会需要”为逻辑起点，驱动学科由分到聚;以“社会贡献”为逻辑终点，指向学科由聚到用;以“社会创新”为逻辑中介，实现学科由用到创。最终，应用学科以其宏阔的“社会视阈”构成“分—聚—用—创（分）”的动态循环结构，真正让应用学科“聚而有用”“用而再用”。

关键词：学科建设;应用学科;社会逻辑;“分化—聚合”结构;术用价值;法用价值;道用价值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22）03-0047-11

2015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推动了一大批“应用研究型”“应用技术型”本科高校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行业技术进步探索办学方位的“社会转向”，其中应用学科的“应用转向”成为关键。这一转向源于我国“‘应用学科’的概念提出相对较晚，其研究理论不充分、不系统”[1]，导致应用学科建设路径、定位与基础学科趋同。但应用学科应该是在基础学科之上，直接指向服务经济社会一线，“重在解决社会实际问题、工程实际问题，推动经济社会发展”[2]的学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非基础学科甚至个别基础学科转型为应用学科已然成为发展大势。2019年4月，教育部等13个部门全面启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以“四新”建设为重要标志，提升学科的社会价值已然成为应用学科发展的未来导向。事实上，纽曼（John Henry Newman）“以知识本身为目的”的学术逻辑是一种“单向逻辑”，突出表现为研究成果止步于论文发表。但“以论文为主的研究成果发表体系中，并没有考虑社会这一视角，只是单纯地面向研究者”[3]，不能与社会需要建立起“循环链”，实际上是学科知识的“社会价值”缺失。可见，“应用学科本身是一个社会范畴，不可避免受到社会系统中各种因素的影响，社会需求和价值取向成为其发展的主导因素”[4]。一方面学科子系统不可避免地受社会大系统的“规限”，另一方面知识生产模式II转变，让应用知识更具有“情境性”特征、“实践性”标准、“社会性”本质，知识生成的“社会弥散性”使得社会发展和市场规律被纳入学科发展的合法性结构。应用学科不仅仅要研究知识生产，更要研究知识的生产力[5]，显然“社会价值”已经成为应用学科的“内在基因”而非“外在依据”，继续沿用“学院科学”的学术逻辑主导应用学科发展已不具适切性，亟需厘清应用学科发展的社会逻辑向路。

2020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增设“交叉学科”门类，2021年5月教育部办公厅公布首批“未来技术学院”立项建设名单，旨在探索专业学科实质性复合交叉合作规律，这些政策导向进一步明确了应用学科交叉聚合的发展需要。其中，应用学科“面对的是更为复杂的研究对象，具有更开阔的视野、更大的学科跨度”[6]，探索其聚合矛盾更为必要。实践中“联合培养”“复合专业”“地方智库”等各种学科聚合探索，并未有效实现“突破常规、突破约束、突破壁垒”的制度初衷。学科“聚而不合”，意味着“很多被认为是学科间或者跨学科的知识活动，事实上都仅仅是多个学科所提供的知识积累”[7]（P28）。这些机械累积的知识之间缺乏“熔炼”原理，导致学科联盟出现“聚而无用”的松散化、功利化与层级化的困境[8]。在吉本斯（Micheal Gibbons）看来，学科知识“熔”合的方法论核心来源于具有应用情景的“问题领域”，因为“学科合作尽管针对不同主题，但遵循一个由所有参与学科共同分享的一般框架”[7]（P29），且“合作导向一个基于问题解决的学科群”[7]（P29）。可见，只有建立在足以对各学科进行方法论阐释的“问题解决框架”下，秉持全面质量管理观[9]，才能真正跨越学科边界实现“形聚”到“神聚”。一方面，应用情景中的问题没有明确学科归属，问题本身复杂的社会牵连，需要问题导向的“一般框架”具有超越学科的包容性和阐释力，避免“聚而无用”;另一方面，应用情境中的问题也是高度可变的，所有用以解决问题的学科聚合都只是“存在于具体应用情境之中的临时知识聚合”[7]（P30），需要知识聚合的“一般框架”具备高度的应变能力，使其“用而再用”。当前，应用学科发展的“分—聚”学术范式即便成功实现“聚—用”联接，但只要保持这种单向度的聚合范式不变，它最终也会回归单一学科的制度化模仿，与流变的社会走向新的“断层”。可见，吉本斯提出的“一般框架”并非学术框架，而是指向超越学科的社会问题范畴，唯有“具备高度灵活性与自我更新能力”的“社会创新”渗透[10]（P223），方可推动学科知识在高度分化的基础上深度聚合，又在“聚以致用”的过程中，实现新知识的生成和分化。最终，“分—聚—用—创（分）”循环进阶的动态学科发展结构生成，这是应用学科发展必须遵循的社会逻辑。

一、分而聚之：社会需要是应用学科建设的逻辑起点

唯物史观确定人类一切历史活动的第一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11]。正是基于“社会需要”本身所蕴含的物质的生产性与人的消费性特征，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从“现实的人”的需要出发，把物质生产生活作为考察社会问题的逻辑起点。“社会需要”的双重性，决定了直接作用于生产和生活的应用学科建设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内在共性。这种内在一致性使得应用学科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必然分属生产领域与消费领域，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生产性与消费性的统一[12]。当前，生产领域的结构升级，促使人从单一的“物质文化需要”向差异化的“美好生活需要”转变，且“较低层次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后，新的较高层次的美好生活需要又不断生成”[13]。事实上，这也是“社会需要”从生产性消费为主到生活性消费为主的转变。这种转变也必然促使我们重新审视现有应用学科“分—聚”范式的协同应变能力，关键是从“美好生活”的生产性需要切入，通过考察生产领域的“分工嬗变”，提出对应用学科知识生产、应用人才培养以及应用专业配置等多方协同的现实要求，逐层解锁应用学科建设与供给侧的结构性渊源，最终推动需求侧消费升级。

（一）产业分工个性化推动应用知识跨域集成

产业内部的分工结构是考察社会经济基础的基本单元。分工模式从传统生产视角向新兴需求视角的移位，是当前知识应用面临的最核心的社会现实导向。直接作用于生产生活的应用学科建设必须直面物质生产分工模式的转变，重新审视知识生产的内涵。传统以“生产为中心”的分工通过提高工人重复作业的熟练度、减少时间成本以获取“产量”的结构特征，已经无法适用于“质量强国”的“智能制造”需要，即大规模的流水线生产已经开始转向定制化规模生产，产业业态开始从生产型制造业转变为服务型制造业[14]。这意味着现代社会中的产业分工已从传统的“生产分工”逐步转向面向需求的“用户分工”。具体而言，学科需要从单一的学术概念拓展到兼具知识贡献、制度保障、组织结构于一体的混合体，学科建设不仅是专业建设或课程建设，还是制度建设和经济环境考量在内的系统工程。学科知识生产方式也不再是分科知识的线性延伸，而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具有知识贡献的研究领域”[15]，即学科建设思维要从传统“分科知识体系延伸”向“领域知识谱系集成”转变。要实现这一转变，其根本是重新审视应用知识生产的内涵，实现应用知识生产与用户分工模式下的产业调整高度匹配。传统的生产分工高度依赖技术技能知识的纵向延伸。尽管技术创新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超级明星”，但这种学术模式下的创新成果应用通常需要25～35年[10]（P99），难以适应变化加速的社会需要。此外，即便不考虑时间因素，从实用层面来看，新技术也并非始终满足用户需求。可见，从“用户分工”出发，是动态把握应用知识生产方式与知识体系现代化需要的前提。

“用户分工”由市场域决定产品与服务。用户自主决定采用企业或产业内的哪些工序、设计、产品和服务，产品随用户需求而灵活可变，这是利用工业化的模式生产个性化的产品，即个性化产品的规模化生产。个性化与规模化统一，实质上是市场需求的多样化与生产供给的规模化融合，市场域与生产域的融合要求知识生产方式也要同步实现知识的纵向分化与横向集成的融合发展。中国工程院前院长徐匡迪院士认为，能够称之为“颠覆性技术”的两个共性，一是原理的创新，一是跨域的技术集成，而并非单一的学科知识线性创新[15]。当然，这种跨域知识的集成不仅包括“怎么做的知识”，即技术技能层面的知识集成;也包括“谁的知识”，即社会关系知识的集成[16]。德鲁克（Peter Ferdinand Drucker）就深刻批判把“质量”等同于复杂高深技术的专业人士，并且他认为“先进的知识”也并不始终满足个性化的用户需要[10]（P107）。事实上，20世纪下半叶，信息技术已用于产业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但并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域个性定制需要。可见单纯的技术创新和集成可以实现高质量的“标准化”规模生产，但并不始终满足“个性化”的生活服务。应用知识跨域集成一方面高度重视生产域的技术技能知识集成，尤其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等共性使能技术的叠加聚合;另一方面更需要超越技术知识体系本身，融合社会知识体系，具备个性化产品生产要素选择的知识。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实际上是推动知识生产方式从纵向分化向横向集成转变，是应用研究“因果思维”向“关联思维”转变，是知识生产放弃“为什么”、转向“是什么”的跨领域“关联分析”。当然，这种转变并非预示要废弃知识的纵向分化与学术逻辑主导的原创性知识，而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知识生产方式的内涵拓展，这表明知识“关联分析”生产模式的重要性与市场的适切性。所谓“非专业”的跨领域的知识集成，也应该与“专业”领域的传统知识生产构成一幅跨域知识聚合谱系，灵活匹配生产域的个性化需要。

（二）社会分工多元化助力应用人才跨界融通

社会内部的分工结构决定社会上层建筑的表现形式，直接决定社会的差序格局，是我们考察观念、制度、组织等上层建筑的历史基础[17]。应用学科作为应用知识体系的制度化安排，理应以社会分工转型需要为逻辑前提来重新审视应用型人才的定义与发展处境。亚当·斯密（Adam Smith）高度评价制造业内部的劳动分工，认为唯有制造业的分工才会形成优势外溢和贫富国之间的差异[18]。马克思继承了亚当·斯密分工理论中的物质生产性原理，肯定了经济领域产业内部的“个别分工”对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但与亚当·斯密不同的是，马克思更加关注社会层面的分工，正如涂尔干（mile Durkheim）所说，“分工并不是经济生活所特有的情况，我看到它们在大多数社会领域里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马克思把分析的重点放在了这些影响带来的负面问题，即社会分工带来的等级化差异。事实上，一个脱离物质生产的劳动类型往往位于社会上层，相反，物质劳动者则屈于社会下层地位，这正是马克思把“真正的分工”界定为精神劳动与物质劳动相分离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消灭分工”实质是消灭社会分工所具有的阶级对立或社会分层意义，确立更加和谐的社会秩序与公平的社会角色。

现代社会的个体化进程使人们逐渐从阶级对立的等级社会转向剥离阶级属性的风险社会[20]，职业收益是个体主要的社会保障，职业分层是社会分工的主要差异化表现。现实中“脑体分工”不仅隐含“人才”与“工人”的层次差异（“人才”本身也存在“应用型”与“学术型”的层次分化），而且职业分层替代了阶级对立成为新的社会分工形式，从本质上而言，这仍然是“脑体分工”思维下的产物。但现实却在打破这种分界。譬如，随着前述产业分工的“用户中心”转型，尤其是第四次工业革命进程，催生出众多交叉多元的新职业业态（例如“碳排放管理员”“区块链应用操作员”“数字化管理师”等），我们已经很难准确将这些新兴职业归属到“工人”“管理者”“学者”中的某个类别（层次），也很难将这些职业归属于“政府”“企业”“学校”等某个固定组织，更难将这些职业内容归属于某个单一的学科。换言之，新的职业业态从层次分化走向类型多元，跨越了传统的脑体分工与学科界限，推动社会交往更加灵活包容，社会分工从等级化走向多元化;“人才”划分不再取决于“脑体分界”，而取决于社会分工的多元需要;应用人才不再局限于物质劳动领域，而是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模糊统一。这一切都源于社会分工需要更加“复合融通”的职业形态。“复合融通”不是学科专业的简单聚合，而是一种跨越传统分工界限及影响的“跨界能力”培养，核心是“非认知性”能力的培养，合作则是其中的重要方面[21]。因此，跨界过程实质是从分工到合作的过程，既包括人自身的不同能力协作，也包含人与人之间的比较优势协同。正因为这种合作关系，社会分工赋予专业化、专门化劳动者的优势才得以发挥;也正是在以“合作倾向”为核心的跨界人才需要下，社会分工才能形成更加公平正义的良序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