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懋元高校分类定位思想探赜
作者: 韩延明摘要: 科学分类是高校有序发展的前提,准确定位是高校人才培养的关键。在紧扣中国国情和教育实际、深入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中生成的潘懋元高校分类定位思想,特别是其新建本科院校、民办高校和高职院校等应用型高校分类定位思想,对改革开放以来各类高校各安其位、各展其能并建立结构合理、优势互补的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引领作用。潘懋元高校分类定位思想的生成逻辑,包括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潘懋元先生的挚爱教育情怀、理论创新勇气、实事求是精神,以及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的胸怀和气派,值得学人效法。
关键词:潘懋元;高校;分类定位;生成逻辑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22)04-0012-09
今年102岁高寿的中国高教泰斗潘懋元先生,依然精神矍铄地活跃在学术论坛和教书育人岗位上。他多年兢兢业业从事高校教学、科研与管理工作,且善于思考、善于创新、善于进行理论提升和实践探索。其高等教育思想博大精深、体系完整,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发挥了思想引领、理论指导和决策参考的重要作用,而蕴蓄其中的高校分类定位思想亦是含英咀华、问道求真,富有前瞻性、创新性和应用性的独特贡献。
一、潘懋元高校分类定位思想的理论支撑
国内外高等教育发展史表明,要使高等学校各安其位、各负其责、各展其能、各具特色,必须对其进行科学分类与准确定位。如此,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人才规格、专业学科、课程体系、教学方法、教材建设、服务面向以及质量保障体系等,才能真正具有针对性、可行性、高效性。21世纪伊始,潘先生就敏锐地提出了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四个关键问题:“一是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速度问题;二是高等教育的分类定位与发展方向问题;三是高等教育质量问题;四是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1]这四个方面,成了一个时期内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界的研究重点和热点,其中不少成果成为政府决策和相关政策的重要依据。
面对快速发展的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潘先生站在建设国家高等学校体系、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厘清各级各类高校发展目标的高度,针对我国高校一度趋之若鹜的“在水平定位上动辄提‘国际’知名”“在类型定位上重学轻术”“在层次定位上层层攀高”“在规格定位上越大越好”“在学科定位上综合求全”[2]的所谓“高大上全”现象,对高校的分类定位、目标管理、质量标准、特色建设等进行了认真调研和理论探讨。他认为,科学分类是高校有序发展的前提,准确定位是高校人才培养的关键,观念更新是高校深化改革的引擎,强化特色是高校错位竞争的良策。据不完全统计,自2003年的《高等学校分类与定位问题》[3](P5)到2019年的《让高职教育走进“一带一路”》[4],潘先生针对高校分类定位及有关问题相继发表了50余篇论文。
分类定位是实现高等教育健康发展和质量提升的基础。然而,如何实施科学分类和准确定位,一直是一个世界性的教育难题。潘先生明确指出:“就整个高等教育系统而言,必须有科学的分类,以构成与社会人才需求相适应的教育体系;就每所高等学校而言,院校及其所设置的学科、专业,必须在高等教育体系中找准自己的‘定位’。”[5]
从理论层面和实践断面剖析与审视,高校的分类定位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高校类型与层次定位。所谓类型定位,是指高校要明确自己在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中的确切位置,找准自己的“类特色”,确定自己属于哪一类型的高校。美国高校就分为理论研究型的综合大学、应用型的专业学院、实用型的专科学校和职业技术学院。所谓层次定位,是指高校要根据自己的办学层次,根据学校隶属关系层面,确定自己在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所应发挥的层级作用。二是高校目标定位。目标定位包括高校培养目标和发展目标两个方面:高校培养目标定位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靠谁培养人、培养出来的人怎么样。教师是育人的主体,承载着传播真理、育化新人的时代重任。高校要切实加强以师德师能为重点的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充分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高校发展目标定位即高校发展的基本方向,包括高校办学思想、总体发展规划、教育理念、校园文化、运行模式等一系列具有导向性、引领性的内容。高校要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建构和完善现代大学制度体系。三是服务面向定位。即高校在培养人才、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文化引领过程中所能够影响到的地理区域或行业范围,特别是区域高校尤应在这方面合理定位,不要好高骛远。高校要强化和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社会服务水平,更好地发挥在推进区域社会发展中的独特功能。四是学科专业定位。高校要综合考虑传统学科专业、优势学科专业、新兴学科专业、交叉学科专业等的不同发展,科学调整、改造和优化学科专业结构。五是评估标准定位。国家要建立高校分类评估的体系和机制,按照不同类型的高校制定不同的培养目标和评估指标体系,克服“一刀切”现象和盲目攀比陋习。
潘先生认为,高校的科学分类和准确定位,最根本的是要注意把握教育规律和转变教育观念。首先,高校干部和教师必须掌握教育科学、懂得教育规律,并按教育规律办事。否则,必然影响其对教育效果的判断、正确决策的制定和对教育全面、准确的认知和评价。1980年11月,他应邀到湖南大学作题为“高等教育学及教育规律问题”的讲座,第一次提出了“教育内部关系规律”和“教育外部关系规律”,科学阐释了教育与个体身心发展、教育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应该说,这是潘先生对中国教育界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为其对高校进行科学分类、准确定位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石。其次,高校干部和教师必须革新教育思想、转变教育观念。他强调三个转变:“一是要把唯社会价值观或唯主体价值观转变为在满足社会需要的前提下,充分尊重人的主体价值,使社会价值与主体价值协调平衡的价值观;二是要把传统的知识价值观转变为包含知识、能力等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观;三是要把急功近利的教育发展观转变为可持续发展的教育发展观。”[6]这也是潘懋元高校分类定位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同时,高校分类定位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教育立场。他尖锐地指出:“不要一阵风都去搬美国式教学计划,要保证学生系统地掌握必要的基本知识与技能,保证基本规格,并留有适当余地。一句话:要走中国自己的道路。”[7]
二、潘懋元高校分类定位思想的路向探索
社会发展史表明,人类从事某一项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离不开四种人才:一是学术型人才;二是工程型人才;三是技术型人才;四是技能型人才。而这四类人才的高质量培养,则有赖于高校的科学分类和准确定位。
长期以来,世界上较有影响的高等学校分类法主要有四种:一是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会1971年制定的高校分类法,按性质和功能把高校分为六种类型;二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6年制定并在其后多次修订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按人才培养目标把高校分为三种类型;三是美国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的规定性分类,按严格的系统把高校分为三个层次;四是欧洲高等教育机构分类法(U-Map),按照6个维度与25个指标对高等学校进行分类。
2003年,在当时美国卡内基高校分类法和加州大学分校模式风靡我国教育理论界的情况下,潘先生根据我国社会人才结构和骤入大众化阶段的高校发展实际,结合世界发达国家的高校类型,在科学厘清高等教育各子系统及其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种属关系、并列关系、层次关系)的基础上,认为“《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关于高等教育类型的划分,更值得我们重视。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考虑的不只是某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现状,它必须全面概括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基本情况,因而大体上能适用于不同国家的高等教育分类”[3](P7)。据此,他创新性地把我国高校分为三种基本类型:第一类是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其学习层次是“本科(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主要培养各类研究型高级专门人才;第二类是多科性或单科性专业性应用型大学或学院,其学习阶梯是“本科(学士学位或文凭)—专业硕士(学位或文凭)—专业博士(学位或文凭)或进入研究型博士”,主要以各行各业的专门知识为主,培养应用性高级专门人才;第三类是多科性或单科性的职业性或技能型高校,其培养路径是“专科(副学士学位或文凭)—职业本科(学士学位或文凭)—进入专业硕士”,“以各行各业实用性职业技术为主,培养生产、管理、服务第一线专门人才”[8]。
2009年,潘先生根据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与趋向,参考世界发达国家(美、英、法、德、日等)的高校类型,将我国高校分为学术型(研究型)大学、应用型本科高校和职业技术高校三种类型[9]。这种简捷而科学的分类,既可避免高校间因定位不当而目标错位、相互攀比、缺乏特色等,也有助于培养适应社会人才市场需求的多层次、多规格、多领域的各级各类专门人才。当然,潘先生同时指出:“三种类型的区别,主要在于人才培养目标不同,并无层次高低之分,更无社会地位之别。各种类型之间,可以架设‘立交桥’。”[10](P101)他进一步指出,三类高校的学生培养一定要“因材施教”:本科生培养要以学习为主,通过课程学习和初步的科研训练,培养某一专业的专门人才;硕士生培养要课程学习与科研并重,通过自主学习和有指导的科研活动,使其具有从事科学研究或独立承担技术工作的能力,以培养某一学科的高层次专门人才;博士生培养则以科研为主,通过自主的科研活动,使其具有独立从事科研的能力并做出创造性的成果,以培养某一学科的带头人[11]。他多次警示,要避免“研究生培养本科化”。“所谓本科化,不只是指培养方法的本科化,还包括培养目标、课程设置、论文水平、管理制度的本科化。”[12]
三、应用型:潘懋元高校分类定位思想的着力支点
在高校分类定位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中,潘先生尤其重视对推进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举足轻重的应用型高校——新建本科院校、民办高校和高职院校的深入研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各安其位、各赋其能的高校分类定位思想和实施策略。
(一)新建本科院校的独特定位
1999年高校“大扩招”政策实施以来,我国大量的新建本科院校相继应运而生。针对这类高校当时严重存在的“方向不明,为地方服务的意识不强和力度不够”“行业特色的淡化与消失”“优质教育资源不足且结构不合理”“学术型较多而技术型较少”等“提高教育质量的瓶颈”[10](P112-113)问题,潘先生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来调查研究这些高校的发展定位问题,因为“定位明确之后才能明确对培养对象的培养目标和规格,决定设置什么专业和课程,采用什么样的教学方式,以及购置什么教学仪器设备等”[13]。
潘先生认为,新建本科院校在办学定位、培养目标、发展路径、社会服务等方面理应朝着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方向发展,应定位于:“(1)立足地市,为地方服务;(2)职业本科或应用性专业本科;(3)有所侧重的多科性或单科性;(4)教学型或教学为主的教学研究型。”[14](P67)为此,他相继发表了《论新建本科院校的定位问题》《新建本科院校的办学定位与特色发展》《做强地方本科院校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什么是应用型本科?》《应用型本科教育特点与建设重点的探讨》《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历史探源》《应用型人才培养呼唤知行体系教材》《论行业特色型院校的回归与发展》等切中要义、影响深远的重磅论文。
潘先生对新建本科院校的发展目标定位、学科专业定位、人才培养定位、市场需求定位、课程设置、教材建设、师资队伍(双师型)建设和教学模式、生产实习等诸方面,均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他特别强调,新建本科院校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在教师。为此,他对教师素养提出了三点要求:“第一,学术水平——基础理论、学科理论、跨学科的知识面;第二,教师职业知识、技能——教育知识和教学能力;第三,师德——学术道德、教师职业道德。”[15]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已经证明,潘先生对新建本科院校的科学定位和发展道路设计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新建本科院校如果循规蹈矩地去挤人才市场早已饱和的传统本科道路这个“独木桥”,只能惨遭失败甚至被淘汰出局。所以,新建本科院校要走与社会需求紧密结合的应用型发展道路,根据产业结构变化,以就业为导向,转变单一的精英教育培养目标,改革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使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能够适应社会人才市场多样化的实际需要。他指出:“本科以上老高校,要扩大专业口径,拓宽就业的适应面;新办本科高校和高专高职,要加强应用性、技术性、职业性,培养‘适销对路’的人才。”[16](P84)不难看出,国家后来不断推行的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政策和举措,基本上吸纳了潘先生的研究成果和路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