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场域的精英主义迷思与学术生态系统的优化

摘要： 在遵循精英主义逻辑与制度规范下，学术系统出现了一系列的冲突与悖论，学术论文数量繁荣与学术思想贫瘠之间的矛盾、科学语言与日常语言在学术研究中的应用与取舍，以及专家权威的式微与公共社会的问责，都反映出了精英主义逻辑下学术系统潜在的问题。现代学术系统在价值层面和制度层面向多元主义转变，研究生招生规模的扩大，学术筛选与分流制度、高校人事制度的改革都在促进学术系统多元主义格局的形成。而生态的学术系统需要学术精英阶层与其他学术阶层的共同推动，并形成多元化的学术话语呈现方式，促进学术与政治和市场之间的合作，并建立多元化的学术评价制度，在社会层面形成正确的教育舆论导向，进而形成生态化的学术系统格局。

关键词：精英主义;多元主义;学术职业;学术制度;学术生态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22）03-0045-09

一、问题的提出

“自有文字以来，知识生产及其规约都以精英化作为主要趋势。”[1]马克斯·韦伯曾指出，学术职业是一场鲁莽的赌博[2];默顿更是认为在科学系统中存在着需要学术人遵循的普遍规范与原则，并指出了学术系统中存在着“优者更优、劣者更劣的马太效应”[3];普莱斯通过文献计量学对学者发表文章的数量进行了统计，他认为少数的学术精英生产了其所在领域的大多数学术文章。然而从另一个侧面来看，学术系统遭遇着一系列的危机，诸如学术泡沫、学术抄袭、学术交易、学术造假、学术不公等问题层出不穷。阿特巴赫曾尖锐地指出，“学术界很难吸引‘最优秀的和最有才华的人才’。”[4]现代学术人生存的学术场域中充斥着更多的现实层面的压力，学术研究也不再是在“闲逸的好奇”下进行的创新活动，经济压力、晋升压力、发表压力、时间压力所共同凝聚的学术生存压力与学术职业早期的面貌已经截然不同了。现代学术人的生活场景大概可以被描述为以下状态：奔波于各个学术会议之间，利用仅有的时间空挡来撰写论文、阅读书籍，时间的碎片化成为常态。同时，行政性的琐碎事务也成为了与学术生活密不可分的整体。在以各种论文、荣誉、项目为衡量标准的指引下，学术系统不只是一场竞优的选拔，同样也是弱者的淘汰。达尔文的优胜劣汰法则在学术系统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的推进以及知识在社会中的弥散，使得从事学术职业人数逐渐增多，学术职业已不再完全是学术精英的舞台，而是更多的学术从业者工作的普通场域。在大学场域“非升即走”以及人事制度改革的环境下，我们看到了学术人对于自身价值实现的盲从和无奈。学术系统在看似华丽的外表下隐藏着巨大的危机。而这其中的逻辑就是一场对于学术精英主义的精英主义标准与学术人多元主义发展之间的冲突与矛盾。本研究关注的问题是，学术场域中的精英主义制度遭遇到了哪些挑战，在面对日益成型的多元主义学术格局以及多元主义制度推动下如何建构我国的学术生态系统？

二、学术场域的精英主义迷思

（一）数量的繁荣与思想的贫瘠

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20年发布的数据来看，“2010年至2020年（截至2020年10月），中国科技人员共发表国际论文301.91万篇，连续四年位居世界第二位，数量比2019年统计时增加了15.8%。论文共被引用3605.71万次，增加了26.7%，排在世界第二位。中国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11.94次，比上年度统计时的10.92次提高了9.3%。世界整体篇均被引用次数为13.26次，中国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次数与世界水平仍有一定的差距。在2010～2020年间发表科技论文累计超过20万篇以上的国家（地区）共有22个，按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次数排序，中国排在第16位。”[5]从数量上来看，我国科技论文的总体水平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在能够体现学术影响力的篇章被引次数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均篇引用次数虽然不能够完全代表学术研究的质量，但至少说明我国的学术研究水平与世界主要国家相比仍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以社会科学为例，众多社会科学理论与流派源自于西方学术界，而我国在思想的形成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于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而言，学术成果的质量是我们更需要关注的焦点。以西方学术思想以及学术话语为中心的格局仍是目前主要的现实状态。从高等教育的理论发展来看，布鲁贝克提出的高等教育的政治论与认识论的分类方式，以及大学-政府-产业三重螺旋理论、学术资本主义理论、学术创业理论等，甚至当前的大数据理论以及人工智能理论在高等教育中的应用，都起源于西方社会对于高等教育系统的研究。真正具有中国特色或本土化的高等教育理论并不多见。虽然近些年我们在生物科学、理论物理学等方面出现了一些突破，但从整体上来看，西方学术界掌控学术话语权的局面仍然没有改变。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起步较晚，相对于西方社会几百年的发展历史而言，在学术话语权方面就处于劣势地位。以教育学为例，中国教育学是在借鉴苏联凯洛夫的教育学以及其他西方国家教育学理论的“舶来品”，中国教育学以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缺少本土化的文化营养以及历史根基。“有关中国教育研究的国际发表所依赖的知识基础大多出自西方学者提出的理论，我国学者的国际发表往往处于‘学术加工’的位置。”[6]因此，从国际学术网络来看，具有学术影响力的学者以及学术思想相对还较少，我国学术话语权在国际舞台上还相对较为微弱。

（二）科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取舍

语言是表达学术观点和思想的重要方式。科学语言代表的是一种专业化的术语，1931年奥地利电气工程师维斯特提出了“术语工作系统化”的思想，现代意义上的术语学才得以真正形成。“语言的进化，也包括基本描述语言的进化，也同定理和理论的进化一样，是科学的一个方面。”[7]

亚里士多德时代的科学研究主要以希腊语和拉丁语作为主要的言说方式。到了近代以后，随着科学中心向美国的转移，英语成为了主宰科学语言的一种主要形式。英语在国际范围内的学术系统中几乎占据着垄断地位。孔德从知识论以及知识范式的角度指出，人类的发展经历了神学、形而上学、实证科学以及后实证的时代。与此相对应的是，语言也在经历了从前科学时代向科学语言以及后科学语言时代的转变。学术语言的发展也经历了从口语交流向书面表达的转变，借助于印刷术的创立与发展，学术语言通过纸张表现出其外显性的一面，并随着现代网络技术的不断创新，开放存取以及在线阅读成为人们获取学术资源的又一种重要的渠道。

科学语言在满足学术共同体需要的同时，也要照顾到社会公众的参与程度。就人文社会科学而言，造词和概念似乎成了学术质量的代名词，学术语言的晦涩难懂、深奥似乎与学术造诣高之间成正比。然而，学术文章更应当通过朴实的语言将晦涩的道理讲出来。当前人们也发现了晦涩难懂的语言给人们的认知所带来的困窘：一方面由于学术研究公共责任的凸显，使得学术研究需要使用通俗化的日常语言来让社会公众明白研究的内容和意义;另一方面，知识在社会中的弥散，使得更多的公众成为了受过教育的人，从而更具有批判与质疑理性的能力。科学语言所带来的一个潜在的问题是文章可读性的丧失。在科学语言的指引下，我们只是得到了一篇篇符合标准的、不会出错的标准化“产品”，在一些看似规范、宏大、标准化的叙事中，能够启发学者思想以及进一步研究欲望的主要观点可能因晦涩的科学语言表达而丧失，这或许也成为科学语言被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维特根斯坦指出，语言具备着潜在的规则，语言的运用及其语境与人们的生活形式密不可分。“语言的说出是一种活动的组成部分，或者是一种生活形式的组成部分。”[8]如果说科学语言代表了从日常生活的剥离，那么日常语言在科学研究中的应用则体现了生活经验对于科学研究的复归。伴随着科学范式以及后现代理论的影响，日常语言也在走向科学化，或者说日常语言也在逐渐发挥着科学表征的作用。例如在一些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中，概念的生成往往来自于所观察的社会事实，日常语言的运用也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乃至自然科学研究插上了想象力的翅膀。科学语言和日常语言在学术研究中的应用界限正在逐渐走向模糊，而在精英主义原则下的学术系统中，因过于夸大或看重于科学语言的作用和功能，忽视了日常语言中的意义与价值。

（三）专家权威的式微与公众社会的问责

马克斯·韦伯将近代思想的发展轨迹概括为

世界的脱魅（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9]，当代的学术系统同样也存在着学术职业的脱魅，也如托马斯·M.尼科尔斯指出的“专家之死”的反智主义思潮。“专业人士和外行、学生和老师、知者与疑者之间的那道界限在谷歌、维基百科和博客盘踞的世界里日渐崩塌。”[10]信息获取的便利以及公众整体受教育年限的增加，使得公众不再是被动的、盲目的选择信任，而更多的是站在自身和理性的角度渴望专家给予更有建设性的意见。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学术创新凸显交叉学科特征，这些都是要求不同领域间专家的协同。因此，对于某一个领域问题进行解释的绝对权威已经荡然无存，“大学教师从绝对知识权威走向相对知识权威，从个体性知识权威走向群体性知识权威。”[11]同时，社会公众对于与自身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医疗、教育服务体系等社会问题关注度的提升，逐渐在公共领域中形成了一种“问责”的文化。学术人的工作除了要满足“象牙塔”内教学与科学研究的需要，同时更加需要学术研究回应更多的来自公众的需求，承担起自身的社会责任。

（四）“以学术为业”抑或“为稻粱谋”？

马克斯·韦伯认为，学术人应以学术为志业，将学术职业视为一种召唤（Calling）。“以学术为志业”代表了作为学术人的一种精神追求，他们在探索真理以及进行科学研究的过程中，需要避免其他世俗因素的影响，需要保持价值中立，具备坚守真理，追求真理的高尚品格。学术的产生与发展源自“闲逸的好奇”，然而当以学术为志业的精神追求遭遇现实生存压力的情形下，学术研究活动也在逐渐与纯粹的兴趣追求渐行渐远。有学者曾指出，大学教师要保持内心的自由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保持精神的高洁与思维的高尚，不为五斗米折腰。”[12]然而在现实的学术系统中，压死学术人希望的最后一根稻草往往是那些看似庸俗的细微事件。一些高校聘任制度的改革使得高校教师在基本的生存问题面前都显得岌岌可危，精神层面的自我实现需要被迫退居到较为次要的位置。现代学术人不仅成为体制内的特定组织中的一员，同样也成为了众多跨学科组织的“契约人”，学术人在实现对于自身内在精神所要求的“以学术为业”的神圣召唤，同样也要为个人成长、家庭维持、社会公共问题的解决而奋斗。

历史上来看，一些声名显赫的科学家曾在大学中任教，学术研究早期是在大学之外的一种具有行会性质的自组织中进行的。如，英国皇家学会、法国科学院以及一些专业性质的学会发挥着学术交流与学术生产的功能。如果说中世纪大学的学术职责仍是满足于教会层面的需要，那么现代大学中学术人的精神追求与其社会责任就成为了相伴相生的话题。随着研究所需的经费和研究工具的改进，完全凭借个人兴趣和能力进行学术探索的方式显然已无法实现学术研究的创新，且随着学术研究的制度化以及高等教育与社会之间缝隙的缩小，大学也在从“象牙塔”向“参与式大学（Engaged University）”转变，学术研究更加注重社会公共问题的解决以及学术研究的社会担当。如果说法国和德国是知识政治化或知识国家化的代表，那么美国就是知识商品化抑或知识市场化的代表。美国的高等教育模式加速了知识与市场之间的联姻，和其他国家不同的是，美国“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科研活动的主要支持还是来自私人企业。”[13]当前学术研究对于经费、仪器、人员的高度依赖使得其更无法脱离于社会而独立存在。尤其对于一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来说，长时期的冷板凳以及高压下的学术评价机制会迫使一些学术人去追求一些见效快、政策倾向性较强的话题与项目。那些周期更长的研究工作就变得举步维艰，这些研究更多的是一些基础研究，需要更坚定的学术精神追求以及持久的学术热情才能够完成。

三、学术系统的价值转向：从精英主义到多元主义

自“学术职业（Academic Profession）”一词出现以来，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学者对于学术职业的研究更多地指向了“精英阶层”。学术系统价值层面的转向也意味着学术职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学者从关注普遍性的制度规范转向了特殊主义的要素决定论。默顿从科学的普遍主义原则的角度分析了学术系统中的规范性要素。随着学术职业系统复杂程度以及社会问题复杂程度的加深，科学社会学家们也开始发现了特殊主义在学术系统中所发挥的作用，朱克曼、普莱斯、布鲁尔、拉图尔、马尔凯等学者从不同的层面对学术系统进行了分析。我国学者阎光才也发现了“年龄因素”“性别因素”“组织性质”“学缘关系”等要素对于学术职业的影响，这些特殊因素的作用也为学术系统多元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些特殊因素中也同样是在遵循着精英主义的逻辑：好的大学、优质的学术关系脉络能够为你的研究以及声誉地位提供更为积极的作用。“因为有名的大学提供了更多和同一领域顶尖学者交流的机会。”[14]优秀的大学在提供高质量的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学研究活动的同时，也在从文化层面上自身的符号资本。从价值层面来看，学术系统的变迁其实也受到了来自后现代思潮的深刻影响，后现代思潮中核心的意旨在于对普遍理性的质疑与批判，并认为并不存在完全可通约的知识结构和体系，世界并非是单一意义的存在，而是多种意义的共存。认识统一性的丧失使得多元化的意见的碰撞与呈现成为了常态。因此，在现代学术系统中，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彼此相悖的意见出现。如同托马斯·库恩所指出的，范式转换并不意味着旧有范式的消亡，而是新范式成为了主流占据着主要的学术话语权。也如赵鼎新所指出的“社会科学的发展路径是多元范式下主流范式的交替（Paradigm Alternation ），而不是范式转移。”[15]学术标准是一种精英主义的导向，而在实际的学术场域中学术人的发展方式则是多元主义的。罗伯特·金·默顿认为在科学界存在着一些普遍性的原则（公有主义、普遍主义、去私利性、独创性、怀疑主义），而齐曼则认为存在着一些特殊性的原则（归属性、权威性、局部性、定向性、专门性）。学术系统在某些特征方面的相悖，正体现了学术系统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多元主义的价值体系。学术人在遵循着一些共同的价值基础外，还有一些原则是多元主义的。在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我们很难对两者作出孰优孰劣的价值判断。在学术系统中需要遵循一般意义上的普遍性规则来保障学术系统的正常运转，同时一些特殊主义的原则同样也在不同的学术规则中发挥着作用。学术系统中有种“英雄主义”的气质，如同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魅力型领导力一样，引领学术研究朝前运行的必定是所在领域的先驱、佼佼者，后起者们带着对“先贤”的敬畏，怀揣着创新的梦想，试图完成超越和进步。也正如牛顿所言，其进行的科学创作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完成的。因此，学术研究版图不断被前人所充实，使得后来的研究者都是在基于既有研究的基础上而展开，学术研究内容的不断完善同样为学术多元主义的形成提供了知识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