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生命的《论语》：《论语》研读作为一种生命的攀登

摘要： 本文从个体《论语》研读的历程出发，阐释《论语》研读与个体生命成长的内在关联。我对《论语》的研读经历了一个顶礼膜拜、反思批判到自我融入的阶段。就《论语》研读而言，我们需要的乃是倾入身心与孔子相遇，而不是把孔子作为仰视或俯瞰的对象。不仅如此，《论语》研读需要我们用整个的生命来绎读，用我们的一生来追寻仁爱之路，诠释仁爱的真谛。《论语》本身关乎每个中国人之个体成人的中华文化之精神根脉，《论语》研读乃是一种文化的承担。就个体自身而言，研读《论语》，意在打开我们作为中国人生命意义之本与源，让我们在一种民族文化的回返中重新甄定自我。

关键词：《论语》;仁爱;民族精神;中国人;个体成人

中图分类号：G40-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22）05-0023-08

我的《论语》研读：自我融入之路

1994年，我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受恩师涂光辉教授委托，10月去曲阜师范大学参加全国德育专业委员会学术会议。正逢儒学国际学术会议在曲阜召开，杨启亮教授给参会者准备了一套高质量的儒学论文，其中有沟口雄三、钱逊等知名学者的文章，让我一下对儒家文化心向往之，遂开始研读相关文献。其中有一本是方东美写的《生命理想与文化类型——方东美新儒学论著辑要》[1]，我深受启发，结合相关阅读，随后撰写了一篇论文，题为“孔子生命理想的建构与启示刍议”[2]。我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孔子生命理想的核心乃是“对个我生命的肯定”与“对普遍生命的认同”。文章写道：“孔子十五而志于学道，他学道‘爱人’，由此而逐渐建立起推己及人，进而推至整个社会，把个我生命与普遍生命完全融合在一起的完整而至善的生命理想，并将这种生命理想贯彻一生。”我在文末引用了沟口雄三出席北京举行的“孔子诞辰2545周年纪念与国际学术研讨会”时记者访谈的发言：“现在，人类面临着利己主义还是共生主义的问题，这正是儒学再次崛起的契机，因为儒学才是关注人类最根本问题的思想。”[3]

当时这篇文章的写作目标是：“本文拟就孔子之生命理想的根源、建构、意义及其对今天的启示作粗浅论述，以期为传统德育精华之继承尽微薄之力。”现在看起来，当时的论述颇有些稚嫩，对个体生命如何转向普遍生命并没有深度认知，而更多的是一种从文字出发的模糊感觉，对至善的理解同样流于概念。我对孔子思想的最初迷恋，有如——其实就是——一个乡村孩子初见世面时的惊喜与对其间所隐含的美好生命理想的、更多地出于直觉的怦然心动。这种直觉之中，也呈现了一种向着孔子打开的整体而健康的生命体验。

2000年，我开始攻读伦理学博士学位，后拟定的博士论文选题是《生命与教化：现代性道德教化问题审理》。2003年3月完成论文，5月底完成论文答辩。论文的主旨是站在现代启蒙的立场来看中国现代性道德教化问题的发生及其展开，论文的写作路径是以西方近代启蒙教化理念为理想范式来反思中国。从启蒙立场出发，借用时髦的“威权性”概念来分析，我提出：“教化的威权性使个体道德权利、道德理性自觉没有生成的空间，从形式上使个体生命的彰显没有可能。单一的规训的教化模式，造就依附性的道德人格。从教化内容到教化形式，个体生命的独立性、个体生命完整性、生命本身存在的价值与尊严，并没有作为‘问题’凸显出来。”[4]（P76-77）由此再来分析孔子的思想，我看到的是“作为生命存在的‘人’淹没在‘仁’之中，以‘仁’来说明、取代‘人’”[4]（P74），而没有充分论证“仁”对人的开显与成就。从目标上来看，孔子思想“强调‘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从而奠定了中国道德家们对道德的关注集中在个体人心而不去关注道德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他们试图纯然依凭个体人心自觉来实现达到高蹈的道德价值理想”[4]（P138），我没有从正面论证“为仁由己”“我欲仁”之中对自我主体性的凸显;就路径而言，我关注到的是孔子教化理路中的规训一面，“‘为仁由己’并非意在显明主体意识，而不过是显明规训的路径，显明个体为仁的无可选择性，既然‘我欲仁，斯仁至矣’，‘有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那么个体就没有不为仁的理由”[4]（P206），却忽视了“为仁由己”意在开显个体成人的正道，并非否定人的自主选择性;我强调教化过程乃是“独白性的”，缺乏真正的对话性，“儒家所强调的个体内心自觉，就并非体现教化过程的开放性，让个体作为一个自由意志的主体与外在的他者展开什么是善的对话，那‘善’的标准答案早已先于个体而设定，故教化的过程始终是独白性的”[4]（P284）。这里没有看到个体转向神圣意味之天道，却并不否定人与天、人与人之间对话的可能性。这些思考应该说看到了问题的一面，体现了当年我对以“孔子教化思想”为基础的传统道德教化范式的否定性批判。但这些批判显然缺乏成熟的辩证思考，批判中往往有一种先行判断的意向，结论也明显有简单化的痕迹，没有意识到孔子思想的复杂性。

整体来看，我在那个阶段对道德教化的认识，或者说对个体成人的认识，更多地还是锚定于社会视域。当时我对生命的理解包括四个层面：“肉身性与精神性”“个体性与社会性”“历史性与实践性”“有限性与超越性”。现在回过头来思考，一是我的认知基本停留在概念层面，缺少自我融入的深度理解;二是尽管谈及了精神性与超越性问题，但那个时候对精神性与超越性的理解大体上是概念化的。

我在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重点研读了以柏拉图《理想国》为中心的古希腊经典，其后我开始对古希腊思想与文化着迷：一是折服于苏格拉底、柏拉图身上那种对人事、人心、人性的洞察力，那种思辨的穿透力和理性的力量，以及苏格拉底开启的那种“无条件地爱智慧”的生命方式;二是古希腊人对卓越的追求与由此而显现出来的人性的丰富、和谐、高贵与美好，将“理性的开明，落落大方的竞争，坦诚和自信，对个人人格的尊重和对公益事业的热心，对身体美的热爱，思辨和求真的爱好，无穷的探索精神，赋予无形以形式的理智努力”融为一体[5]，如汉密尔顿所言“热爱理性、热爱生活，喜欢思考、喜欢运动”的统一，亦如列奥·斯特劳斯所言的“高贵的单纯和宁静的卓越”[6]。偶尔读到沈从文在其小说习作自写《代序》中所言：“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的理想的建筑。这庙里供奉的是‘人性’。”[7]这里所提及的希腊人性之小庙亦传递相似的理念，读来同样让我神往。

伴随阅读的深入，我开始朦胧地感觉到，古希腊的智慧虽然让人向往，激荡我的心智世界，让我无比欣赏，却依然不是我心灵的归依之地。黑格尔有云：“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是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8]古希腊是欧洲人的文化故乡，欧洲人总是在精神上怀念着古希腊，从中寻求文化创生的本源，同时也是西方人生命自信与充实的本源。所谓“梁园虽好，终非久恋之乡”，古希腊的思想与世界足以激励我们无限的人文遐想与哲学思考，扩展我们的思想视野，促进我们的文化自新，但它终究不是我们依恋的家园，我们需要寻找属于我们自身的精神之故乡。

2016～2017年是我人生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大概是2016年暑假，受老同学北京大学文东茅教授之邀，我参加了他倡导的“致良知”网上学习，通过微信群每两天读一篇王阳明的文章，每次一个人导读并撰写学习心得，再分享学习心得。这样坚持了大概两个月，我倒不是对王阳明的理解有多深入，而是有意无意之中突然找到了生命中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知道这就是我生命中久违的甘霖。我开始重新意识到中国古典文化的当代意义以及今日中国教育的内在精神脉象，并于12月9日整体地提出中国少年培育理念构想。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开始重新走进《论语》的世界，如同回到熟悉的家乡一般，自由而随意地行走之中，与作为慈祥长者的孔子相遇，自我生命一点点打开，心灵被渐渐照亮，个体精神一下得以丰盈，由此而认定余生的方向：努力在古今中西宏阔视域之中重新理解中国古典传统，勉力做中华古典精神的阐释者、传承者，力求以中国少年培育体系建构为中心，为中国儿童成长成人探寻一种滋育个体精神家园的教育实践范式。

当我年届天命之际重新面对《论语》，它已经不是高高在上的神圣典则，而是抵达日常生活的谆谆教诲，是孔子及其弟子们活泼的生活以及经由这种生活而打开的自我对如何变得更好的生动追求。此时的《论语》研读带给我的并不是内心的膜拜，亦非高下的评判，而是直抵内心的温暖与感动。由此，我对《论语》的研读经历了一个顶礼膜拜、反思批判与自我融入三个阶段。所谓“自我融入”的研读，既不是膜拜，也不是单纯的反思批判，而是廓开自我与《论语》之间的根本性联系，让自我生命与《论语》相融通。膜拜与反思批评大抵都是一种外缘性的思考，是把孔子作为外在于自我的客体去观看、审视，我们对孔子的研读要么是在仰视中找不到自我，要么是在俯视中抬高自我、证明自我。这两种方式，实际上都会让我们疏离于《论语》本身，难以融入其中。

抵达心灵的言说：重新理解《论语》

真正让我幡然醒悟的乃是读到徐梵澄的《论语古微》。徐先生精通8种古今语言，会通中、西、印三大文化，尝试以“精神哲学”的进路重新阐释古典，学术成就蔚为大观，其对《论语》的理解自然不同凡响。

孔子这样评价颜回：“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9]（P16）在孔子看来，颜回一方面在老师面前表现得“如愚”，另一方面在平时能自我省察、发挥所学，显明其“不愚”。偶然读到徐梵澄先生的《论语古微》，中间这样论及：“知识水平高的人通常以心思（Mind）理解事物，而仁爱的人通过心（Heart）领会事物。后者可能拙于言语，但却同前者一样聪明。”[10]（P59）我突然有一种内心被撼动的感觉。颜子之“如愚”乃是没有刻意逞能，也即发挥自己的心思（Mind），而颜子之“不愚”正在于其是通过心（Heart）来领会事物。这其间所隐含的正是从孔子到颜子一脉相承的“仁爱之心”之培育与发扬。我突然明白，《论语》研读需要的不仅仅是我们的心思（Mind），更是需要我们的心（Heart）。我们需要的乃是倾入身心与孔子相遇，而不是把孔子作为仰视或俯瞰的对象;是把孔子带入到我们的生活世界之中，而不是把孔子作为博物馆里精致或陈旧的摆设。而徐梵澄的《论语古微》之所以能打动我，同样因为其是用心讲述，直抵心灵。

读到《论语古微》“译者后记”中的一段话，我在被深深打动的瞬间，突然明白了孔子以来一脉相承的心灵之光：

徐先生在《跋旧作版画》中说：“孔子学琴，久之从曲中见到了作者的面貌，那不是神话和附会之说。”“大致只答‘用志不纷，乃凝于神’，由读其书，知其世，长时心领神会，久亦仿佛取像，如见其人。”我在翻译的过程中也有过这样的“际遇”，比如：《徐梵澄传》曾谈到他老人家在陷入昏迷之前，对护理说“待我睡过去以后，请帮我擦拭一下腿和脚，让它们保持清洁”。孙老师在另一篇文章中也谈到了这一情节，他援引了康德的例子加以衬托——康德在殁世前的第九天，他的医生来访，他时已风烛，双目几近失明。他颤抖着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口中喃喃自语。有顷，他的朋友才明白，他坚持要客人先入座。过了一会儿，他积蓄了些力气，对朋友说：“人道之情现在还没有离我而去呢！”——我理解，孙老师在此解读为“尊严”。不错，但还有一个维度，是“孝”。因为他自知不久人世，要干干净净地去见父母了。《孔学古微》第十二章谈到：“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徐先生解释说，物理身体得之于父母，应当仔细看护，否则任何不适都会引起父母的伤痛。人们以此为“孝”，这是人之最基本的爱，即对父母的爱，尤其是对母亲的爱。在这“其中有一内在的本能力量，如果导向正确，可成为巨大的权能。中国古代教育利用原初动力，成就了一系伟大的文化。”那么父母在哪里呢？在“上帝”（“天”）之侧。徐先生说，这不是可证的“真理”，而是可证的“信仰”。于此，我算不算觉到了他的“心思”呢？或者，“如见其人”呢？[10]（P211-212）

这段话首先写的是徐梵澄对孔子的绎读：一是孔子学琴的姿态，用心于琴，久之如见其人;二是延伸开来谈研读经典的要义在于“‘用志不纷，乃凝于神’，由读其书，知其世，长时心领神会，久亦仿佛取像，如见其人”。接着是徐梵澄临终之际的期许，“待我睡过去以后，请帮我擦拭一下腿和脚，让它们保持清洁”。再下来是译者李文彬就徐梵澄的临终期许结合着《论语》所记曾子临终之期许，阐释孝的内涵与意义，力求在这种阐释中如同徐梵澄面对孔子的“如见其人”，而如见徐梵澄先生其人、其“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