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欧洲研究型大学能动性的国际比较

摘要： “一带一路”倡议突出了欧亚大陆主要地区的互动，包括中国与欧洲之间的高等教育和学术合作，对研究型大学产生了一定影响。基于“全球-国家-地方”能动模型，通过对中、欧四所研究型大学进行案例分析，从大学能动性角度探索并比较中、欧研究型大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回应。研究发现，中欧研究型大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回应可体现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之上;不同类型（世界一流大学和一般研究型大学）、不同国家/地区（中国和欧洲）的研究型大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回应有所不同。以上差异既体现了政治、市场、学术权威与大学能动性的互动，也体现了大学所关联的“全球—国家—地方”三个层面之间的张力。基于此，各国应在增强互信的基础上努力构建全球性的共享、合作、共赢平台和网络，研究型大学要超越其国家和地方角色，通过教育交流为各国民心相通架设桥梁。

关键词：一带一路;世界一流大学;研究型大学;大学能动性;功能

中图分类号：G6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22）05-0095-12

一、问题提出

斯科特（Scott）指出，大学是唯一幸存至现代的中世纪机构，大学的长久留存与发展体现的不是其持久性（Durability）而是适应性（Adaptability），这意味着大学不是孤立的象牙塔，而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非常关注外部社会需求的学术机构[1]。研究型大学包括全球研究型大学（常被称为世界一流大学，WCUs）和一般研究型大学[2]（P5-7）。研究型大学通常拥有较大规模的学生群体，具备应对社会、政治和经济挑战的学术、智力、组织和经济能力，相对更容易受到新的外部期待和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影响[3]。因此，研究型大学最有可能受到外部变化和社会需求的影响并通过发挥其功能作出回应。

“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各国研究型大学带来了发展机遇，因为该倡议强调所有参与者都有机会从合作中受益。具体而言，“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促进60多个欧亚国家和地区之间更大规模及更快发展和互联互通。互联互通的含义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包括政策、设施、贸易、金融、教育和文化等各个方面[4]。尽管“一带一路”倡议最初由中国提出，但它对包括欧洲在内的整个国际社会开放。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欧洲也可成为主要贡献者[5]。

2016年，教育部发布了《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以支持“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教育实践，鼓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努力：加强民心相通;培养支持“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人才;实现教育共同发展[6]。在此背景下，中国大学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认为该倡议的实施将加强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促进区域学术互动，提高大学国际影响力并为社会发展作出贡献[7]。学者们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为大学带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例如，斯波恩（Sporn）和范·德·文德（Van Der Wende）认为，“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提升中国大学的国际化程度来影响中国大学，同时也在改变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进程，中国正从“国外先进教育项目”的追随者和进口者转变为积极主动的参与者，中国正成为“一带一路”沿线教育项目和文化的发起者和输出者[8]。同样，岑建君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对大学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大学要提高教育国际化水平，培养一专多能国际人才、培养具有较强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高素质人才[9]。刘艳红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增加了大学的合作机会，大学通过整合资源、优势互补，形成国际或区域战略联盟，响应“一带一路”倡议[10]（P10-14）。同时，就中国大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贡献而言，孙琪和刘宝存指出，大学在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支持性人才方面发挥着领导作用，尤其是培养外语流利且精通国际法、国际关系、国际经济和金融知识的人才[11]。同时，大学也可以通过一系列交流项目、学术研讨会和国际科研合作成为人们交流的平台[10]（P10-14）。

欧盟于2018年提出“欧亚互联互通战略”以应对“一带一路”倡议，中欧双方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欧亚互联互通战略”对接过程中，在各领域既有合作也有竞争[12]（P80-84）。总的来说，“一带一路”合作可成为中欧合力的重要抓手，自该倡议提出以来，欧洲总体上持较为正面、欢迎的态度。较之于中东欧国家，西欧国家对“一带一路”似乎有所保留[13]。蒂森（Tijssen）和温宁克（Winnink）认为，在欧洲，尽管“一带一路”倡议似乎影响较小，但人们越来越希望这一举措能通过提供资金来支持高等教育和科学领域的合作。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由西安交通大学牵头的“新丝绸之路大学联盟”，来自欧洲的十余所大学也参与其中[14]。科比（Kirby）和范·德·文德认为，欧盟支持高等教育和科研领域的多边合作，相关框架越来越“向世界开放”（Open to the World）。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欧洲大学对中国的战略利益不断上升，这同时受到欧盟相关政策、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地缘政治事件（如，英国脱欧）带来的不确定性的影响[15]（P127-144）。曹聪等学者的研究表明，近年来，与欧洲合作伙伴共同发表研究论文的中国作者数量翻了一番，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一带一路”倡议对欧洲国家的科学研究可能产生的宏观影响[16]。此外，就相关实践而言，欧洲历史最为悠久的大学之一——捷克布拉格查理大学增设了课程《“一带一路：源于中国的全球化项目”》， 从经贸、文化、全球化等角度解读“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和意义[17]。同时，四所英国大学签署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大学联盟”的创始成员，旨在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涵盖的地区内的联合研究和学生交流[18]。

由此可见，作为社会中相对独立的学术组织，中国和欧洲大学显然有潜力成为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重要行动者。但是，以往研究较多涉及“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大学及欧洲教育领域的影响，少有研究专门关注中国和欧洲的研究型大学如何通过发挥大学功能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并且，这些研究大都是理论研究，较少强调实证调查，也鲜有研究通过对比分析系统探讨中、欧研究型大学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发挥功能的差异。基于此，通过对中国和欧洲四所研究型大学的案例分析，本研究旨在从大学能动性（体现在其功能上）视角探索中国和欧洲研究型大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回应、比较它们在此过程中的差异并识别相关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聚焦以下两个研究问题：研究型大学如何回应“一带一路”倡议？不同类型（世界一流大学与一般研究型大学）、不同国家/地区（中国与欧洲）的研究型大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回应有何异同？

二、理论模型

“全球-国家-地方”能动模型（Glonacal Agency Heuristic）由马金森（Marginson）和罗兹（Rhoades）提出。该模型指出，影响高等教育的力量来自全球、国家、地方三个层次和政治、市场、学术权威三个维度，与高等教育系统中的个人、组织及其能动性存在着互动关系[19]。

“全球-国家-地方”能动模型的第一个关键词是“全球-国家-地方（Glonacal）”，这是由“全球的”（Global）、“国家的”（National）和“地方的”（Local）三个词合成而来。能动模型旨在促进探究全球、国家、地方三个层次的力量如何相互交织、相互作用，使三者共同塑造当代高等教育的面貌。该模型的第二个关键词是“机构/能动性”（Agency），马金森和罗兹在模型中使用了该词的双重含义。第一重含义指实体的组织或机构（Agencies）;第二重含义指人类能动性（Human Agency），即人类以个体或集体的形式主动采取行动的能力。通过结合“Agency”的双重含义，该模型兼顾了影响高等教育的结构性因素与能动性因素，可被理解为高等教育系统中的组织和个人均存在“能动性”并发挥功能，而这种能动性同样也存在于三个层次上，即全球、国家和地方。能动性这一抽象概念主要体现在活动（Actions）之中，即当个体以个人或集体的方式主动采取行动时，也正是个体发挥其能动性之时。在分析高等教育现象时，往往通过具体的实践活动将能动性具体化。因此，我们可将研究型大学的能动性理解为其实践活动或是他们所发挥的功能。

基于全球、国家、地方三个层次和实体机构与人类能动两个领域，马金森和罗兹构建了“全球-国家-地方”能动模型的中心六边形（Central Hexagon）（见图1）。中心六边形的六个顶点分别代表影响高等教育的六种主要力量，包括：全球机构（Global Agencies）、全球人类能动性（Global Human Agency）、国家机构（National Agencies）、国家人类能动性（National Human Agency）、地方机构（Local Agencies）、地方人类能动性（Local Human Agency）。能动模型强调对六种力量之间（即三个层次和两个领域之间）的互动进行研究[20]。

此外，能动模型仍沿用了克拉克三角协调模型中政府、市场和学术权威三个维度，并在此基础上引入全球、国家、地方三个层次，以及实体机构和能动性两个领域。具体而言，在全球、国家和地方这三个层次上，各自都有政府与非政府机构、政治中的人类能动性，经济机构和市场、经济中的人类能动性，教育和专业机构、高等教育中的人类能动性，据此形成了图2中的另外三个六边形。

该模型旨在对具体的机构和个人活动及其影响进行分析。因此，在分析高等教育活动及其影响时，需要关注以下四个要素，包括：相互性（Reciprocity）、强度（Strength）、层次和条件（Layers and Conditions）、范围（Spheres）。相互性指高等教育活动和影响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甚至是多向的;强度指的是高等教育活动和影响的程度（较强或较弱）与方式（直接或间接）、与实体机构和人力行为的可用资源的多少相关;层次和条件指的是当前高等教育活动和影响所扎根的历史结构，以及使高等教育力量和影响从一个层次延伸到另一个层次（全球、国家、地方）成为可能的现实环境;范围指的是高等教育活动和影响的地域和功能范围。相互性和强度在图1中可见（箭头表示相互性，实线及虚线分别代表了强弱程度），层次和条件则在图2的三个六边形中可见。

该模型符合本研究的需求，原因如下：一是该模型可用来对多种高等教育政策、项目或活动进行研究和比较，以发现全球高等教育系统中不同机构和人力行为发挥影响的总体模式;二是该模型有助于动态看待高等教育发展，在识别社会结构中权力关系的同时，也认识到高等教育系统中参与者的能动性;三是该模型兼顾影响高等教育的结构性因素与能动性因素。

据此，本研究构建了“一带一路”背景下“全球-国家-地方”研究型大学能动模型（图3），重点关注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研究型大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回应（机构能动性体现在其具体活动和影响之上，主要涉及“相互性”和“范围”两个要素）;

不同类型、不同国家/地区的研究型大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回应（不同机构活动和影响的差异，主要涉及“强度”和“范围”两个要素，同时也反映能动性受到“层次和条件”要素的影响）;

以上两个方面所受到的外部因素的影响（这是“全球-国家-地方”三个层次张力的体现，同时也反映“层次和条件”要素的影响）。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对中国和欧洲①的四所大学进行了多案例研究（见表1），采用文献资料法和半结构化访谈收集数据。

（一）文献资料法

文献资料法指的是利用外部资源、文献/文本、资料支持学术工作的观点或论点的研究方法，通常涉及对文本中的部分或全部内容进行概念化、使用和评估。本研究自建小型数据库——“研究型大学与一带一路信息库”作为数据来源，该数据库通过Python网络爬虫技术获取4所大学官网的校级新闻及相关新闻网站的信息作为分析单元，以“条”为分析单位，涵盖2015～2021年近7年的新闻数据。数据基本情况如表2所示。在爬取数据完成后，基于本研究的研究问题，利用Elastic Search技术对关键词进行高亮显示，再经由研究者进行筛选、编码和统计，编码及统计工具为MAXQDA 2020。

（二）访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