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势传递：家庭资本与教育成就

摘   要：阶层优势如何透过不同类型的家庭资本实现传递，是教育不平等研究的核心关切。文章通过梳理国外以家庭资本为取向的教育阶层化研究，发现不同研究路径的共同努力：大量两代人研究框架都强调处于优势阶层的家庭能通过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多元作用机制，促成子代教育成就优势的再生产。与两代人框架相比，多代人视角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子代的教育成就。近年来，多国多世代研究框架证明了祖父母在教育分层过程中的影响，但其结果的模糊性和中国经验的适配性表明，探索对中国多世代家庭资本之教育效应机制的理解尤为迫切。

关键词：家庭资本；教育成就；优势传递；教育阶层化；多世代

中图分类号：G459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672-3937.2023.08.02

厘清家庭背景在教育中如何发挥作用，是教育不平等研究的核心关切。社会学家长期以来对以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为代表的社会出身与个人的教育、职业成就之间的关系感兴趣。继以家庭背景来解释教育成就的布劳—邓肯模型和威斯康星模型[1]以后，大量研究都指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子女的教育成就有显著影响[2][3]。本文从皮埃尔·布迪厄的“资本的形式”框架出发，梳理国外关于不同类型的家庭资本（家庭背景的不同因素）与子女教育成就之间关联的实证与理论研究，以更好地关照中国经验，推动当代中国教育公平与社会分层研究的深化发展。

一、资本的形式

不同于卡尔·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资本概念，也不同于在“物”的层次上看待投资问题的经济学的资本概念，布迪厄的研究焦点集中在施为者①如何在竞争的场域中通过各种策略获取利益，以及他们如何在采取行动的同时不知不觉地再生产社会的结构。[4]布迪厄在《资本的形式》中指出，“资本是累积的劳动，当这种劳动在私人性，即排他的基础上被施为者或其小团体占有时，这种劳动就使得他们能够以具体化的或活的劳动形式占有社会资源”。[5]布迪厄反对把一切都化约为经济学的经济主义，他强调实践经济科学需要致力于考察各种形式的资本并证明其中的法则。在他看来，资本可以表现为四种形态：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这里的经济资本不仅包括可以立即、直接转化为货币的资本（如金融财富），也包括制度化了的财产权（如房产），因此按照布迪厄的框架，很多社会分层和代际流动的研究模型仅将职业和收入作为社会经济背景的衡量指标是不够的，还应考量其他财富作为经济资本的中心地位。

历史上对社会行动的描述和解释有两大知识流派：一是只强调行动原则（即效用最大化）而忽视规范、人际信任、社会网络的重要作用的经济学流派；二是强调环境塑造行动而忽视“行动的引擎”（没有内在的行动源泉和目标）的社会学流派。因此，为了对这两大流派进行修正，有社会学家提出了新的概念工具——社会资本——不仅引入了理性行动原则，而且在分析过程中不抛弃社会组织和社会现象。布迪厄的社会资本概念是指“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这些资源与对某种持久性网络（network）的占有密不可分，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网络，与某个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它从集体拥有的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会员提供支持，提供为他们赢得声望的‘凭证’（credential）”。[6]布迪厄认为，施为者占有的社会资本数量取决于他能有效运用的网络规模，以及网络中与之联结的每个施为者所占有的资本数量。[7]

随后，詹姆斯·S.科尔曼对社会资本的内涵进行了扩展，他指出社会资本由其功能来定义，“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实体，而是各种不同的实体。它们都由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组成，它们同时促进结构内行动者（无论是个体还是组织行动者）的某些行动。像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使某些目标的实现成为可能”。[8]社会资本存在于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之中。例如，朋友、家庭、社群关系及其信任对商人交易的重要作用，学习圈对学生学业成绩的意义，非正式社会资源对职业流动的重要作用等，这些资源都构成了行动者的社会资本。那么，到底是社会关系的什么构成了对个体有用的资源？科尔曼提出了社会资本的五种具体形式。第一种是结构的义务、期望和可信度。如果甲为乙做了什么并相信乙将来会回报，这就建立了甲的期望和乙的义务，该“债务”可被视为甲方持有的信用凭证，由乙来履行。如果甲持有大量此类信用凭证，对于与甲有关系的人来说，这与金融资本是直接的模拟。第二种形式是信息管道，即社会关系中固有的信息潜力，信息在为行动提供基础方面很重要。第三种形式是规范和有效制裁。当一种规范存在并且有效时，它就构成了一种强大的（有时脆弱）的社会资本形式。例如，禁止犯罪的有效规范使人们可以在夜间的城市自由行走。第四种形式是社会网络的封闭。由于规范产生于试图限制消极的外部影响或鼓励积极的外部影响，但在许多存在这些条件的社会结构中，规范并不存在，原因就在于社会结构缺乏封闭性。第五种形式是可用的社会组织，在多重社会组织中，人们在不止一种背景下联系在一起（邻居、同事、父母、宗教信徒等），多重关系允许一种关系的资源被挪用于其他关系，有时，资源仅仅是信息。例如，两位邻居交换关于他们同班孩子活动的信息。[9]

文化资本是布迪厄最早用来解释阶级背景与学术成就关联的资本形式，也是之后很多社会学家进行教育阶层化研究的理论基础。虽然布迪厄并没有给文化资本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他区分了文化资本的三种表现形态：一是具体化的文化资本（embodied state），即文化、修养的形式，代表着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dispositions），这种形式的文化资本预先就设定了必须由投资者亲历亲为，无法通过礼物或馈赠、购买或交换来及时传递，也正因如此，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成为资本继承性传递的最佳隐蔽方式；二是客观化的文化资本（objectified state），即在物质或媒介中被客观化的文化商品，如绘画藏品等；三是体制化的文化资本（institutionalized state），即学术文凭的形式，可以用教育成就来衡量，能赋予其拥有者一种约定俗成的合法性保障价值，教育成就也因此确定了可以在劳动力市场进行交换的金钱价值，使得文化资本可以顺利转换成经济资本。[10]近几十年来，文化资本的概念范围不断扩展，除了学历文凭、文化藏品，还包括高雅文化活动、家庭教养等。因此，文化资本可被视为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个人或群体用来促进相对社会优势的一种手段，或是一种可以用来交换其他经济资本或社会资本的广义货币。

在布迪厄看来，不同形式的资本之间可以相互转换，而这种转换与代际传递会在子代身上复制阶级特定的“惯习”（habitus），从而促进资本的再生产和在“社会空间”占据位置（即阶级优势）的再生产。[11]例如，拥有雄厚经济资本的家庭可以通过教育投入和课余时间的投入获得文化资本，文化资本丰厚者或许可以通过“学而优则仕”获得社会资本和象征权力，反过来，社会资本强大者也可通过网络资源致力于寻求更多的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

二、家庭经济资本与教育成就

一直以来，教育社会学关注以父母的职业、收入为代表的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对子女教育成就的影响，大量研究证明，前者对子女教育成就有显著正向影响。例如，卞勇洙及其同事在韩国的实证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父母客观化的文化资本、儿童具体化的文化资本和学业成绩都有积极影响。[12]阿德里安·E.拉夫特里和迈克尔·豪特的最大维持不平等模型（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指出，即使是教育扩张以后，社会出身和教育之间的升学率和优势比在不同队列中依然保持不变（不到10%的农场工人和非技术非农场工人的孩子进入中学教育，而80%以上的高层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孩子进入中学教育），阶级障碍并未消除。[13]塞缪尔·R.卢卡斯的有效维持不平等模型（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表明，家庭背景对学生的轨道安置很重要，家庭背景优势始终有助于将儿童从不利的离散位置“转移”到有利的分层课程位置中，即使社会背景效应的增量可能很小，但它仍然是有效的。[14]因此，无论哪种方式，社会经济地位优势似乎都在有效、持续地为孩子提供保障。此外，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显著影响子女教育机会，进而影响学业成就的结论也得到了很多中国实证研究的支持。[15][16][17][18]

然而，社会学的传统地位获得研究在分析儿童教育获得时，通常是评估父母职业、收入和教育的作用。[19]这种做法后来被批评忽视了个人背景中的重要因素——财富。塞缪尔·鲍尔斯指出，财富在这些模型中的缺失可能会导致对社会不平等在地位获得中的整体重要性的偏见[20]；约翰·C.汉丽埃塔和理查德·T.坎贝尔认为，传统分层文献忽略了对财富的衡量，尽管大多数社会学家都认为财富是权力的重要来源[21]。直到近二十多年来，财富（经济资本而非仅仅收入）作为社会分层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才开始吸引更多的实证研究关注。[22][23]财富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家庭背景因素（如父母的职业和收入）的原因在于它具有更高程度的持久性：财富倾向于捕捉多代人产生的优势，因此最强烈地结合了之前的不平等和社会排斥的历史。继拉塞尔·W.拉贝格最早发现了父母的财富与孩子的教育（扣除其他社会经济背景指标）有关后[24]，道尔顿·康利提供了证据，证明父母的财富和孩子的大学入学率之间存在实质性的独立联系[25]。其他几项美国的经验研究也记录了父母的财富与孩子的学业成绩之间的实质性联系[26][27][28]，或与孩子的教育获得之间的实质性联系[29][30][31]。

关于家庭经济资本何以能对子代的教育成就产生实质性影响，马丁·哈尔斯泰及其同事分析了三种可能的作用机制。一是购买机制。经济资本在代际过程中最直观的功能就是可以购买各种商品和服务，包括能支持学习和教育成功的商品和服务。其最主要的购买功能是投资学区房。[32]此外，家庭经济资本的典型部分——房屋所有权，通常可以为儿童提供安全稳定的学习环境[33]，也有助于减少儿童的问题行为[34]。二是保险机制。经济资本除了实际使用功能——购买，另一个有效机制就是其潜在的使用功能——为各种类型的“失败”提供保障，如通过替代收入减少不确定的风险。经济资本提供的风险保障可以使冒险行为的潜在成本更低，从而让家庭的教育决策更多地基于孩子的兴趣和优点而非外部约束，如对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的计算所带来的限制。三是规范机制。这是指经济资本在促进重教育规范（pro-education）方面的作用。由于在现代社会，精英社会地位的代际稳定性已经没有了世袭保证，鉴于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之间的可转换性，富裕家庭倾向于强调通过高等教育来增加其后代保存家族财富的能力。这意味着，通过维持“进一步教育是可能的”这一观念的社会化，即使是中等富裕的家庭也会产生一种教育权力感。[35]并且，中等财富水平的家庭可能出于工具性动机而支持重教育规范，类似于最富裕家庭可能会投资于他们最终继承人的资产管理能力一样。此外，教育上的成功也有助于获得更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有助于找到工作和收入前景同样稳定的配偶。因此，培养对教育的规范性取向是一个合理的策略，即使是中等的经济资本也可以代代相传。[36]

三、家庭社会资本与教育成就

除了经济资本的传递有助于子代的教育获得外，家庭中的社会资本也能对子代的人力资本（以教育为代表）创造良好条件。科尔曼强调，家庭的社会资本是子女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当家庭包括其他成员时，也包括与他们的关系，如祖父母）。也就是说，如果家庭成员拥有的人力资本没有嵌入在家庭关系中的社会资本的补充，那么即使父母拥有再多的人力资本都与孩子的教育成长无关。“儿童能获得的家庭内部社会资本既取决于成人在家庭中的实际存在，也取决于成人对儿童的关注，成年人的物理缺失可以被描述为家庭社会资本的结构性缺陷。”[37]因此，在科尔曼看来，即使成年人身体/物理上在场，如果孩子和父母之间没有牢固的关系，家庭中也缺乏社会资本。这就意味着无论父母身上存在多少以教育为主要形式的人力资本/文化资本，孩子都不能从中受益，因为社会资本流失了。

除了家庭内部的社会资本外，科尔曼还强调家庭外部社会资本的重要性。对年轻人的发展有价值的社会资本也可以存在于由父母的社会关系组成的社群之中，在这种关系结构所表现出的封闭性之中，以及在父母与社群机构的关系之中。这种家庭外部的社会资本可以通过“代际封闭”来检视孩子的表现。例如，由于搬家孩子换学校的次数，对于经常搬家的家庭而言，已构成的社会资本关系在每次搬家时都会被打破；又如，科尔曼对一些高中的研究发现家庭外部社会资本可以有效减少子女的辍学率，改善其学习表现。[38]实际上，这还是强调社会网络中的关系、信任和规范。周敏及其同事在对洛杉矶不同族裔新二代的社会流动路径研究中发现，基于优势代际传递的结果，与越南和墨西哥的同龄人相比，1.5代和第二代中国人表现出更高的教育水平、职业地位和收入。周敏分析这一独特的亚洲模式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来到美国的中国父母人力资本（以教育程度为指标）雄厚，家庭条件优越，对孩子的教育期望高，因此对孩子的教育优先投资；二是亚洲移民社群为补充美国教育提供了有形的资源，如社群父母互相辅导孩子学习，共同监督孩子以防止出现违法犯罪行为等。[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