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背景下小学教师的角色困境及其超越

摘 要 教师是“双减”政策深入推进及效能实现的关键因素，当前小学教师在“双减”政策落实中的角色困境亟待关注。这种角色困境主要表现在“传统”与“现代”角色的转换之困、“工作”与“生活”角色的冲突之困、“管理”与“教学”角色的碰撞之困三个方面。其主要成因在于教师工作负担陡增、学校配套支持孱弱和家校社多方利益博弈。由此，指向“双减”政策落实的小学教师角色亟待超越当前困境：一是以专业培训持续提高教师的角色适应能力；二是以制度补贴有效增强学校配套支持效能；三是以强化合作形成家校社协同育人效应。

关  键  词 “双减”政策 小学教师 教师角色 协同育人

引用格式 姜淑媛，张铭凯.“双减”背景下小学教师的角色困境及其超越[J].教学与管理，2023（35）：8-11.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1]，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教师作为这一政策的主要执行者，其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深刻影响着政策效能的实现。调研发现，“双减”背景下的小学教师正在陷入角色困境，影响了他们的政策执行力，也必然会消解“双减”政策的价值效能。为此，我们通过剖析“双减”背景下的小学教师角色困境及其原因，提出困境的超越之路，为更好地实现“双减”政策的价值提供基于教师角色转型的启发与思考。

一、“双减”背景下小学教师的角色困境

1.“传统”与“现代”角色的转换之困

教师职业作为时代的产物，其职能也会随着时代的要求而改变，尤其是“双减”政策出台后，学校围绕核心素养，坚持以学生为本，致力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教师角色更加多元，由传统的“知识传授者”转变为“课后托管者”“作业设计者”“学生全面发展的促进者”等等。

“双减”政策实施后，学生在校时间延长，教师既要保障学生的在校安全，又要辅导学生学习，发展学生的兴趣爱好。延时服务看似高效，现实效果却并不理想，因为不允许教师集体授课，只能一对一辅导，所以延时服务最多只能帮助十几个学生[2]，虽然对部分后进生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总体的教学效率并不高。在作业设计方面，“双减”对作业的数量和质量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新手教师由于缺乏教育经验，对学生也不熟悉，减少作业数量意味着他们将无法密切掌握学生的学习水平，另外学校也没有针对课后服务对教师进行相应的教学指导和作业设计教育培训，导致新手教师倍感吃力。

2.“工作”与“生活”角色的冲突之困

教师作为一个以教育为生的人[3]，首先应作为“一个人的教师”，其次才是“一个教师的人”。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女性被赋予“贤妻良母”的社会角色，希望女性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到家庭生活中，因此相较于男老师，女老师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承担更多的压力。例如上海提出了“5+2”政策[4]，每周五天，每天放学后延时服务2小时，由此教师在校时间延长，工作量陡增，原本属于家庭的时间变成了工作时间，在完成工作任务后，女教师还要花更多时间处理家庭事务，最后留给备课教研的时间就更少了。“双减”减轻了学生及家长的压力，却挤占了教师的时间，忽视了教师的权益，看似减负，实际上却是给教师增负。如果女教师把过多精力放在家庭中，就是对学生的不负责，会阻碍学生发展，抑制自我实现；如果女教师把过多精力放在工作中，可能会影响家庭和睦，降低生活幸福感。来自学校与家庭的双重期待，使教师陷入角色冲突，产生职业倦怠。

3.“管理”与“教学”角色的碰撞之困

“双减”政策的执行涉及到多方主体，包括教育行政部门、学校、教师、家长、学生等，他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决定着“双减”政策的落实与成效[5]。教育行政部门决定着教育资源的分配，如：政策供给、物质支撑、名誉授予。学校为获得这些资源，便通过与职称、绩效挂钩等手段激发教师的教学活力，导致教师要面对各种评比、考核、量表，他们逐渐成为“行政末梢承压者”[6]。孩子是政策的直接作用对象，他们的前途影响着每个家长的态度，因此众多家长不遗余力地投资教育，以提升孩子的升学机会。教师作为“政策的执行者”与“学生成绩的提高者”，夹杂在教育行政部门与家长之间，双方的激烈冲突使得教师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了“消极变通”现象[7]。教师虽然是教育的主体，但在教育的生态环境中却处于弱势地位，在 “教学”与“管理”多方角色碰撞中，教师的处境愈发艰难。

二、“双减”背景下小学教师角色困境的成因

1.教师工作负担陡增

布朗芬布伦纳提出的“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个体处于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生态系统中，系统中各要素之间及其环境与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着个体的心理与行为[8]。如果把教师作为生态系统的核心，除教师外，学校、家长、教育机构都会对教师的角色产生影响。从这几个方面探索教师负担来源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第一是来自学校的负担。“双减”政策提出了延时服务和作业改革[9]，既要减少作业数量，又要提高作业质量，还要设计分层作业、个性化作业，教师没有时间接受相应的教学培训，尤其是对于执教不满5年的教师，难度不言而喻；同时，延时服务打乱了教师的时间安排，进一步挤压了教师用于备课、教研、培训的时间，许多学科教师还兼任班主任，他们难免会身心疲惫。第二是来自家长的负担。受传统应试教育以及用人观念的影响，许多家长对“双减”仍抱观望态度，把提高分数的期望寄托在学校与老师身上。第三是来自教育机构的负担。“双减”前，学生把学校作为主要学习场所，教育机构则是学生课后学习与巩固知识的次要场所。“双减”严厉打击了校外培训机构，学生巩固知识的责任也回归校园，同时就业市场的改变迫使大量的机构教师由“教培”机构转向“学校”，进一步增加了校园教师的就业压力和竞争压力。“双减”的最初目的是减少家长与学生的负担，现在却在无形中增加了教师的负担，当这些负担超过了教师的承受阈值时，教师就会陷入角色困境。

2.学校支持力度不足

学校是教育的基石、教师的后盾，“双减”的落实离不开微观上教师的付出，也离不开中观上学校的调控。“双减”政策虽然具有强制性、普及性，但由于许多不可抗因素，不同学校的支持力度并不一样，导致“双减”政策的落实在起点、过程、结束三个环节都呈现出不同的漏洞，主要体现在经济补贴、课程质量以及评价激励几个方面。

在经济补贴方面，虽以经费补贴的形式对参与课后服务的教师给予了补偿，但教师参与课后服务的积极性却并不高。一方面，课后服务使教师的工作量陡增，然而大量的工作并没有带来高额的回报，许多教师补贴金额仍然较低；另一方面，从社会劳动力市场的角度来看，仍然存在着贬低教师劳动力价值的倾向[10]，这样的经济补贴不仅降低了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也不利于“双减”政策的落地。

在课程质量方面，由于一些地区受场地、资源、人员等方面的限制，“双减”实施过程中存在学生多样发展需求与学校支持力度不充分之间的矛盾。许多丰富多彩且有益于学生发展的课后服务课程碍于场地、设备的缺陷而不得不被放弃；同时，参与课后服务的人员也大多是本校老师，他们大多倾向于教授本学科的知识，另外教师的数量也是有限的，学校薄弱的师资储备并不能满足学生个性化、全面化的发展需要[11]，课程质量亟待提升。

在评价激励上，课后服务质量的稳步提升离不开科学系统的评价体系，如不能实施科学评价，课后服务就失去了方向。由于“双减”落地时间不长，许多环节还处于探索阶段，学校评价体系并不完善，甚至存在简单运用课堂教学评价来检验课后质量服务的误区，更有甚者将课后服务与考试分数挂钩[12]。完善的激励政策是课后服务长久发展的动力，但各大学校的激励政策还有待完善。

3.家校社多方利益博弈

学校教师的教学活动必然会受到“政府”与“家长”的监督与影响。从纵向上来看，学校教师受到区域教育行政部门的管辖，权力上的悬殊使得教师处于教育体系中的弱者地位，而教师话语权的缺失使得许多教师为避免与上级发生正面冲突而采用了“软抵抗”[13]行为，如：灵活利用上班时间处理家庭事务；备课时套上“双减”的外衣，只实现了备课形式的变化，新的教育方式与教育理念并未渗透其中。从横向上来看，家长与教师是平等的主体，双方既是合作关系也是对抗关系。“双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长的择校焦虑、优质师资短缺的焦虑、作业管理的焦虑，但升学焦虑、学业成就焦虑等并没有降低，且有一定的上升趋势[14]。自古以来，追逐学业上的成就是许多中国家长的惯性思维，同时，读书也是许多家庭跨越阶层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对于一些贫困家庭而言，要想摆脱当前的处境，学习是有且仅有的途径[15]，因此许多家长不遗余力地投资教育，竞争优质教育资源。但“双减”对教培机构的一刀切，以及学校教育理念的变革使得家长更加焦虑，继而把所有的压力转嫁给教师。教师作为教育教学的专业人员，面对家长的质疑，将这种消极情绪渗透到教育各环节中，他们的“软抵抗”行为就是对专业自主权的争夺。

三、“双减”背景下小学教师角色困境的超越

1.专业培训：提高教师角色适应能力

新的教育理念要求教师既要有专业知识、专业技能，还要有创新意识和科研能力，成为终身学习型教师。学校教育质效双增，重点在于教师培训，通过教师专业培训可以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推动教育质量提升。

首先，学校可以开展校本培训，以学校为培训场所，以本校教师为培训主体，充分挖掘地方特色和优势，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创造性地开发课程，同时，充分利用校外教育场所，如图书馆、少年宫、科技馆、儿童体育场等，扩大城市儿童的活动范围，丰富儿童文化生活，并发展孩子的创新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其次，学校可以邀请教育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开展教育专题讲座，提高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让每一堂课都能在传授学生知识的基础上变得生动有趣，让每一堂提分课都能变成公开课、竞赛课、艺术课。最后，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为教师提供了海量资源，互联网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促进了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课前，教师可以利用互联网挖掘各类教育资源，获取各式各样精美的教学课件；可以建立教师网络交流平台，课后让他们分享自己的教学经验与教学方法，了解最新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并就自己遇到的困难在这个平台上交流互动。 教师专业培训有利于教师不断学习、不断发展，缓解教师的工作压力，提高教师的角色适应能力。

2.制度补贴：提高学校支持力度

学校支持是“双减”落实的有效保障，学校应提高支持力度，从经济补贴、课程质量、评价激励三个方面让“双减”政策在起点、过程、结果等环节稳步推进。

首先，在经济补贴上，保障教师利益。肯定教师在课后服务中做出的贡献，尽快完善课后服务教师经费补贴制度，保证每位教师都能按时按量获得补贴。在一些经济落后地区，应把课后服务作为义务教育的一环，由政府专项拨款，缓解家长负担，并建立监督审察机制，保证收取的费用和资金流动清楚透明，杜绝暗箱操作。其次，在课程质量上，学校应放宽视野，邀请校外人士加入课后服务队伍，充实学校师资力量，也可以和高校、培训机构合作，既能帮助高校学生获得实习锻炼机会，也能让拥有专业性知识、专业性技术的人才走进校园，让学生体验专业性课程，提高学校教育水平，但是要避免社会性资本进校园。要统筹收费制度、管理制度以及人员安排制度，坚决避免教育乱象，构建良好的学习环境。最后，在评价激励上，学校应明确激励细则，保证所有教师都明确课后服务是否与职称评定、表彰奖励和绩效工资挂钩，保证课后服务持续有效。同时，从课程内容、学生需求、家长满意度、教师表现四个方面评价课后服务质量，吸纳学生、家长、校长、高校专家等参与课后服务评价，过程性评价、表现性评价、结果性评价相结合，全面系统地评价学生的学习过程，并将结果共享到家校平台，帮助家长第一时间了解孩子的学习状态，深化家校合作。

3.多方合作：形成家校社三方育人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