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高中生焦虑的现状、影响与应对

摘要：为探讨后疫情时代高中生焦虑现状，采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焦虑自评量表和核心自我评价量表对377名高中生进行调查。结果如下：（1）高中生焦虑总体检出率为43%，得分显著高于常模；（2）焦虑与青少年生活事件及青少年生活事件各因子呈显著正相关，与核心自我评价呈显著负相关；（3）女生焦虑得分显著高于男生，农村学生焦虑得分显著高于城镇学生，不同焦虑程度在核心自我评价、生活事件总分及各因子得分均存在显著差异；（4）核心自我评价在青少年生活事件和焦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高中生可从降低学习压力、提升适应力、增强人际交往、组织核心自我评价能力活动和掌握积极主动的调节方法等方面来应对焦虑。

关键词：生活事件；焦虑；核心自我评价；应对措施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84（2024）28-0011-07

青少年代表国家的未来，是民族的希望，肩负时代重任。新冠疫情给高中生学业与升学带来巨大挑战，使高中生的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和人际交往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焦虑情绪蔓延。焦虑是高中生常见的、易发的情绪问题，是导致诸多心理问题的潜在因素之一。研究表明，青少年焦虑程度受到生活事件影响[1]，生活事件得分越高其焦虑程度也越高[2]。高中生处事方式尚未成熟，其人际、学习方面的负性事件，具有反复性、复杂性、长期性[3]。高中生学业、人际关系问题使他们更易产生焦虑情绪，从而影响对自我价值与能力的正确判断[4]。核心自我评价是一个人对自身价值、能力的评价，具有主观性[5]。高中生需要正确的核心自我评价，了解自身能力与价值，减少焦虑情绪的产生。

焦虑是指处于未知情景又面临种种变化时，人们主观体验到烦忧、紧张等情绪，并由此引发生理和行为变化[6]。它是个体对即将来临的、可能会造成威胁或危险的情景而产生的不安、紧张、烦恼、忧虑等不愉悦的心理状态[7]。焦虑往往源于个体因无法达到目标或克服障碍而感受到的威胁，这种威胁使得自尊心和自信心受挫，此时个体的内疚感和失败感会显著增长，产生诸如紧张、恐惧等负性情绪并维持在这一状态中[8]。

生活事件是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具有刺激性、使人感到紧张的事件，这些事件会使人生活产生重大变故，会引起遭遇者产生适应性障碍[9]。刘贤臣、刘连启、李传琦等[10]认为青少年生活事件是包括人际、学习、家庭、社会等方面引发种种心理社会应激源的总和。Brown、Birley和Wing[11]则认为生活事件是指能引发大多数人失去对其自身情绪的控制和对其身体和心理健康产生影响的事件，可能导致遭遇者的生活方式发生很大变化。陈红敏、赵雷、伍新春[12]认为生活事件是指出现在遭遇者家庭、工作、学习等环境中，对遭遇者产生一定影响，要求遭遇者做出与该事件有关的适应或变化的事件。

核心自我评价是指个人总体判断其自我的核心素质，主要是其自身的能力与价值，包括自尊水平、神经质、一般自我效能感和控制点四个基本特质[13]。

研究发现，生活事件能正向预测焦虑[4]，负性生活事件会使人产生消极情绪体验，个体经历越多负性生活事件，焦虑程度越严重[14]。核心自我评价高低与焦虑情绪程度有显著的关联性，核心自我评价得分更低的个体产生焦虑的倾向性更高，高核心自我评价的个体，在对待生活时会更加乐观，面对同样的问题能采取更为积极的应对方式[15]。焦虑素质-应激模型表明应激事件中的环境因素激活了潜隐状态的易感因素[16]，催化焦虑情绪的产生。生活事件是青少年焦虑情绪的关键社会心理因素之一，负性生活事件尤其是学习问题是诱发青少年焦虑情绪的重要因素。焦虑与核心自我评价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核心自我评价对焦虑产生的影响既可能存在直接的作用，也可能会通过自我分化水平的高低产生间接的作用[17]。

综上所述，关于青少年生活事件与焦虑，核心自我评价与焦虑的研究已有不少，但探究青少年生活事件、核心自我评价与焦虑影响机制的研究却不多。对后疫情时代高中生焦虑进行研究很有必要，从生活事件和核心自我评价角度提供焦虑研究的新思路，深入探析核心自我评价对高中生的影响，为预防和减少高中生焦虑提供建议。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以广西和四川高中生为随机抽样对象，通过问卷星收集数据。发放问卷377份，回收问卷377份，有效问卷377份，有效率和回收率均为100%。高中生情况如下：男生169人、女生208人；独生子女140人、非独生子女237人；来自当地贫困家庭21人、当地较贫困家庭59人、当地中等收入家庭274人、当地较富裕家庭14人、当地富裕家庭9人；来自城镇193人、来自农村184人；父母婚姻正常329人、父母离异48人；高一21人、高二247人、高三109人。

（二）研究工具

1.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由刘贤臣、刘连启、杨杰[18]编制，该量表由27项负性生活事件组成。辛秀红与姚树桥[19 ]将量表更新为“人际压力”“丧失”“受惩罚”“学习压力”和“适应”5个因子。被试对最近三个月内的自身情况做“未发生”（0分）和“无影响”（1分）、“轻度”（2分）、“中度”（3分）、“重度”（4分）、“极重”（5分）的5级评分，5个因子得分相加为总分，分数越高表明个体遭受负性生活事件的影响越大。该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92，各因子的Cronbach’α系数均在0.70～0.85之间，量表重测信度为0.73，各因子的重测信度均在0.52～0.62之间。

2.焦虑自评量表

使用Zung[20]编制的焦虑自评量表（SAS），被试依据最近一周的情况进行自评。该量表由20个条目组成，实行4级评分：“没有或很少时间”“小部分时间”“相当多时间”和“绝大部分或全部时间”分别计1～4分，第5、9、13、17、19题反向计分。各项分数相加得到粗分，将粗分乘以1.25得到标准分，得分与个体焦虑水平呈正相关。标准分常模为42.25±7.38（粗分常模为33.8±5.90），50分以下为“无焦虑症状”，50～59分为“轻度焦虑”，60～69分为“中度焦虑”，69分以上为“重度焦虑”[21]。该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82。

3.核心自我评价量表

采用杜建政、张翔、赵燕[22]修订的核心自我评价量表（CSES）。该量表由10道题目组成，实行由“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不确定”“比较同意”和“完全同意”的Likert 5点计分，第2、3、5、7、8、10题反向计分，分值为10～50分，得分越高表明样本的核心自我评价水平越高。该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94，重测信度为0.82。

（三）统计处理

使用IBM SPSS 26.0统计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使用IBM SPSS宏程序PROCESS v 3.4.1进行中介作用分析，选用模型4。

二、研究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量表调查，共涉及7个人口统计学变量和57个条目，由被试进行自陈测验，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特征根大于1的因素共14个，第一个因素解释的累计变异量为28.84%，小于40%。因此，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二）高中生焦虑现状分析

1. 焦虑自评量表得分情况

高中生焦虑自评量表粗分平均值为39.15，标准差为9.85，标准分平均值为48.94，标准差为12.31。焦虑自评量表条目得分见表1。

高中女生总焦虑均分已达到轻度焦虑，来自“当地贫困”和“当地较贫困”家庭的高中生均分已达到轻度焦虑，“当地富裕”家庭的高中生均分也达到轻度焦虑。各人口统计学变量的焦虑得分见表2。

2.焦虑检出率

高中生中无焦虑症状的比例为57%，达到轻度焦虑及以上的比例为43%，其中轻度、中度和重度焦虑的比例分别为：24.7%、12.7%和5.6%。“当地贫困”家庭的高中生重度焦虑比例最高，达到14.3%，“当地富裕”家庭高中生中度焦虑比例达到了55.6%。各人口统计学变量的焦虑检出率见表2。

（三）高中生焦虑影响因素

与焦虑自评量表（SAS）常模[21]相比，高中生焦虑得分显著高于常模（t=10.55，p<0.01）。通过对人口统计学变量进行分析发现“性别”差异显著，高中女生焦虑得分显著高于高中男生（t=2.59，p<0.01）；“生源地”差异显著，农村高中生焦虑得分显著高于城镇高中生（t=1.79，p<0.05）；“家庭经济状况”显著影响焦虑水平（F=3.87，p<0.01），事后检验得知“当地贫困”“当地较贫困”和“当地富裕”家庭的高中生焦虑得分均高于“当地中等”家庭的高中生。高中生焦虑在“父母婚姻状况”“是否独生”和“年级”这三个变量上没有显著差异。

不同焦虑程度在核心自我评价、生活事件总分及生活事件各因子得分均差异显著，数据见表3。事后检验表明，除了中度焦虑和重度焦虑在“生活事件”“人际压力”“丧失”“受惩罚”上没有显著差异，以及轻度焦虑与重度焦虑在“学习压力”上没有显著差异外，其他两两之间差异均显著。不同焦虑程度的核心自我评价得分差异显著。

（四）青少年生活事件、青少年生活事件5因子、核心自我评价与焦虑的相关

焦虑与核心自我评价、青少年生活事件总分及青少年生活事件5个因子的相关均在0.001水平上显著，焦虑与核心自我评价呈显著负相关，与其他项目呈显著正相关，数据详见表4。

（五）核心自我评价对高中生生活事件与焦虑的中介作用

如表4所示，焦虑与核心自我评价、青少年生活事件三者息息相关，相关系数都在0.001水平上显著，由此进一步检验核心自我评价在青少年生活事件与焦虑之间的中介作用。将焦虑、核心自我评价与青少年生活事件数据标准化，再使用IBM SPSS宏程序 PROCESS v3.4.1软件的Bootstrap方法来评估中介（间接）效果。通过设定重复抽样为5000次，计算95%的置信区间，运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5。相对中介效应值为0.365，相对直接效应值为0.635，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结合表5可知，核心自我评价在青少年生活事件与焦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路径如图1。

三、结论与讨论

（一）高中生焦虑严重，不同程度的焦虑非常普遍

后疫情时代高中生焦虑比较严重。没有焦虑心境的仅占19.9%，超过一半的高中生有疼痛、乏力、心悸、尿频、脸红发热和噩梦等症状，这些都是焦虑的具体表现。疫情后高中生焦虑得分显著高于常模，高中生不同程度的焦虑总检出率高达43%，说明其焦虑现象非常普遍。

适度的焦虑能够帮助学生激活唤醒水平、调动心理资源来应对危险及采取积极行动，过度焦虑则会影响正常的学习和生活，妨碍身心健康[23]。焦虑与性格、遗传等有密切关系，更受环境的影响。疫情肆虐的三年，人的学习、工作、生活、交往方式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焦虑、恐慌、抑郁等情绪普遍存在，即使疫情基本结束，三年特殊的生活方式也一时难以驱散人们的焦虑。及时消除疫情对高中生焦虑带来的影响仍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紧要任务，应早日让高中生的学习、生活和交往恢复正常。

（二）“人际压力”“学习压力”与“适应”是高中生的重要焦虑源

很多生活事件在高中生中“未发生”和“无影响”的比例都在70%或80%以上，发生“轻度”—“极重”影响的比例很低。但在“人际压力”“学习压力”与“适应”因子中包含的很多事件在高中生中发生“轻度”—“极重”影响的比例却在50%～80%之间，“未发生”和“无影响”的比例较低。如“人际压力”中的“被人误会或错怪”“受人歧视冷遇”“与同学或好友发生纠纷”和“当众丢面子”，发生“轻度”及以上影响的比例分别为：53.8%、32.6%、44.3%和34%。“适应”因子同样如此，如“生活规律（饮食、休息）等明显变化”“不喜欢上学”“长期远离家人不能团聚”和“与老师关系紧张”等发生“轻度”及以上影响的比例分别为：46.4%、51.2%、36.1%和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