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位对高中生网络成瘾的影响：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摘要：本研究采用中学生父亲在位量表、网络成瘾诊断量表、高中生生涯发展问卷和生命意义感量表对重庆市某中学800名高中生进行问卷调查，探讨了高中生网络成瘾与父亲在位、生涯发展、生命意义感的关联。结果表明：父亲在位对高中生的网络成瘾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高中生的生涯发展在父亲在位和网络成瘾之间发挥了部分的中介作用；生命意义感对高中生的生涯发展和网络成瘾之间的关系发挥了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对进一步认识高中生网络成瘾的作用机制和有效防治网络成瘾现象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网络成瘾；父亲在位；生涯发展；生命意义感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84（2024）28-0018-06

一、引言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成瘾的问题也日益突出。网络成瘾是对网络的心理依赖，因长时间重复使用网络而形成的慢性痴迷状态，伴随着不可遏制的使用冲动，以及使用时间延长、耐受性增加、控制减弱和戒断反应等特征[1]。现有研究发现高中生的网络成瘾检出率为20.1%[2]。其中，有72%的成瘾者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长超过7小时，主要沉迷于玩游戏、聊天和观看视频等[3]。过度使用网络会导致一系列危害，如学习和工作效率下降，身体疲劳和疼痛，精神涣散，食欲不振，焦躁和空虚[4]，以及忽视日常人际交往，减少与他人的面对面沟通，出现人际关系障碍等身心问题[5]。因此，探讨高中生网络成瘾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有重要意义。

网络成瘾可能与家庭、学校以及社会密不可分。近年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措施来保护青少年远离网络成瘾。《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应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倡导健康上网行为，促进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全面发展。传统教育中父亲的角色是缺位的，现有研究表明父亲在位能够促进子女的心理健康水平[6]，而心理健康水平与网络成瘾关系密切[7]。父亲在位是孩子对父亲的心理亲近感和可触及性[8]。父亲在位意味着父亲在孩子心中始终优先于其他人，始终在场，始终存在，始终参与，这是一种持续存在的父爱。2021年11月，教育部印发了《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其中明确指出高中阶段的教育目标应注重培养学生对生命的责任感和意义感。这显示了培育生命意义感是高中教育的关键方向。现有研究已证实，生命意义感能显著降低个体的网络成瘾水平[9]。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提到个体均有自我实现的需求。对于在生涯发展关键期的高中生来说，当他们在追求更好的自我和更美好的未来时，他们会对自身生涯发展有更积极的探索和规划，从而有效减少网络依赖和成瘾的可能[10]。

综上，父亲在位、生命意义感、生涯发展都可负向预测网络成瘾。但现有的研究关于父亲在位、生涯发展、生命意义感和网络成瘾这四者之间的具体关系和影响路径的探讨仍然缺乏。因此，本研究拟探讨父亲在位对高中生网络成瘾的影响，并将生涯发展和生命意义感纳入父亲在位与网络成瘾的关系中，进而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研究模型如图 1 所示。

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父亲在位与网络成瘾呈显著负相关。

假设2：生涯发展在父亲在位和网络成瘾之间起中介作用。

假设3：生命意义感在生涯发展和网络成瘾之间起调节作用。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取随机抽样法，在重庆市内一所普通高级中学里，对高中各年级的学生展开问卷调研。该调研通过问卷星平台进行数据的采集与整理。共回收问卷926份，剔除无效问卷126份，问卷有效率为86.39%。其中男生268人，女生532人；高一212人，高二455人，高三133人。被试年龄在15～19岁，平均年龄为16.93±0.97岁。

（二）研究工具

1.中学生父亲在位量表

该量表由吴国来、王敏迪、韩萍等[11]根据Krampe和Newton编制的父亲在位问卷修订而成，由3个高阶维度和8个分量表组成，该量表采用Likert 5点计分，从1=“完全不同意”到5=“完全同意”。得分越高，代表父亲在位的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4，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2.网络成瘾诊断量表

该量表由刘炳伦、郝伟、杨德森等[12]编制而成，包括网络成瘾症状和网络成瘾诱因两个维度。网络成瘾症状包括网络耐受性、网络戒断反应、上网渴求冲动及上网时间控制等；网络成瘾诱因包括自卑、抑郁、孤独、 社交焦虑。该量表共17题，采用5级评分法，分别为1=“没有”、2=“不一定”、3=“有一点”、4=“大部分”、5=“总是”，分数越高表明网络成瘾越严重。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6。

3.高中生生涯发展问卷

该量表由苏钰婷[13]参与编制和修订，共40题，生涯态度和生涯行动各20题。生涯态度包括生涯感受和生涯信念；生涯行动包括生涯探索和生涯计划。采用Likert 4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依次计1～4分。得分越高，表明其生涯成熟度越高，生涯发展水平也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信度良好，Cronbach’s α系数为 0.90。

4.生命意义感量表

该量表由王鑫强根据[14]Steger等于2006年编制的生命意义感量表进行中文修订。包括拥有意义感和寻求意义感两个维度，各5题，共10题。采用Likert 5点计分，1～5代表“完全不符合”至“完全符合”。总分越高，代表个体生命意义感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2，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三）数据处理

采用SPSS 26.0对收集来的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和各变量间的相关分析，同时采用SPSS中的PROCESS宏程序对数据进行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检验。

三、研究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问卷由被试进行自我报告，有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故使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来检测。结果表明，共有21个因子的特征值超过1，且最大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21.63%，未达到40%，因此，该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二）各变量间的平均数、标准差及相关矩阵

表1列出了各量表的平均数、标准差及相关矩阵。结果表明，高中生父亲在位与生涯发展（r=0.29，p<0.01）、生命意义感（r=0.25，p<0.01）呈显著正相关，与网络成瘾（r=-0.20，p<0.01）呈显著负相关；生涯发展与网络成瘾（r=-0.37，p<0.01）呈显著负相关，与生命意义感（r=0.66，p<0.01）呈显著正相关；网络成瘾与生命意义感（r=-0.25，p<0.01）呈显著负相关。

（三）生涯发展在父亲在位和网络成瘾间的中介作用

在控制性别、年级、是否独生的情况下，采用Hayes编制的PROCESS模型4进行中介作用检验。

回归分析的结果如表2所示。父亲在位对高中生生涯发展存在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0.208，t=8.441，p<0.001）；父亲在位对高中生网络成瘾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β=-0.221，t=-5.738，p<0.001）。当父亲在位和生涯发展同时预测网络成瘾时，父亲在位和生涯发展的负向预测作用仍然显著（β=-0.116，t=-3.046，p<0.01；β=-0.505，t=-9.622，p<0.001）。

采用偏差校正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重复抽样5000次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如表3和图2所示。父亲在位对网络成瘾的直接效应和生涯发展所产生的间接效应的95%置信区间均不包括0，表明父亲在位不仅能直接预测高中生网络成瘾，还能通过生涯发展的部分中介作用预测高中生网络成瘾。其中，生涯发展的中介效应值为-0.105，占总效应的47.55%，直接效应值为-0.116，占总效应的52.49%。

（四）生命意义感为调节变量的中介模型检验

在控制性别、年级、是否独生的情况下，采用Hayes编制的PROCESS宏中的Model 14对生命意义感的调节作用进行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将生命意义感放入模型中，控制人口学变量后，父亲在位对网络成瘾的预测作用显著（β=-0.116，

t=-3.060，p<0.01），生涯发展对网络成瘾的预测作用显著（β=-0.501，t=-7.401，p<0.001），生涯发展与生命意义感的交互项对网络成瘾预测作用显著（β=0.166，t=2.953，p<0.01），说明生命意义感能够调节生涯发展对网络成瘾的预测作用。

为进一步明确生涯发展与生命意义感交互作用的实质，检验生涯发展与生命意义感交互作用对网络成瘾的影响，本研究将生命意义感得分分为高低组，进行了简单斜率分析。结果如图3所示，低水平生命意义感（M-1SD）的个体，生涯发展对网络成瘾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simple slope=-0.617，t=-7.816，p<0.001；高水平生命意义感（M+1SD）的个体，生涯发展虽然也会对网络成瘾有负向预测作用，但其预测作用明显降低，simple slope=-0.385，t=-4.969，p<0.001。这表明随着生命意义感水平的提升，生涯发展对网络成瘾的负向预测作用呈逐渐降低的趋势。

四、讨论

（一）高中生父亲在位和网络成瘾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父亲在位与高中生的网络成瘾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验证了假设1。高中生的父亲在位水平越高，其网络成瘾的倾向就越低。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7]。学生的父亲在位水平越高，他们使用网络的方式就越健康，从而降低了其网络成瘾的可能性。依据Krampe的父亲在位理论模型，子女与父亲的关系是父亲在位的关键因素。父亲可以通过设定家庭规则（如限制上网时间、明确上网内容）、行为示范、关爱监督等手段，对子女的上网习惯进行科学引导，以防止其沉迷于网络虚拟世界，从而避免成为网络成瘾的高风险群体。此外，高水平的父亲在位可以满足孩子对关系的需求，从而减少孩子对虚拟世界的过度依赖。喻爱军[15]发现家庭环境与中学生网络成瘾存在密切关系。在得到父母温暖和理解的、有组织的家庭环境中，青少年的网络成瘾风险大大降低；反之，在缺乏这些支持的家庭中，青少年的网络成瘾风险则会增加。

（二）生涯发展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显示，生涯发展在父亲在位与高中生网络成瘾之间有部分中介效应，验证了假设2。父亲在位不仅可以直接预测高中生的网络依赖程度，还可以通过生涯发展间接影响网络成瘾，根据父母特定生涯理论，父母对子女职业发展的支持可显著促进孩子进行系统性的生涯探索。这种支持不仅能增强子女对职业路径的关注度和好奇心，还能提升其在面对生涯相关挑战时的自信和适应能力[16]。一个充分参与和积极指导子女成长的父亲可以帮助高中生确立明确的职业自我概念，并进一步引导他们制定有效的生涯规划[17]。这种生涯规划，通过确立长期目标和激发学习的内在动机，逐渐成为青少年内心真正的需求。当个体拥有明确的生涯规划时，他们也可以更加自信地应对生活的挑战，而不再需要逃避现实躲到虚拟的网络世界中[18]。这有助于降低青少年对网络的过度依赖和沉迷，避免网络成瘾。由此可见，父亲在位可以提高高中生的生涯发展意识，从而降低网络成瘾的风险。

（三）生命意义感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生命意义感在生涯发展与网络成瘾的关系中发挥了调节作用，验证了假设3。具体表现为，当个体的生命意义感偏低时，生涯发展与网络成瘾之间的负向关联更强；当生命意义感增强时，生涯发展与网络成瘾的负向关联有所减弱。在生涯发展较为薄弱时，生命意义感较低的状态对网络成瘾的调节作用尤为显著。可能的原因是生涯发展意识不足的个体可能因方向不明确或感到发展停滞而焦虑[19]，对于他们来说，生命意义感尤为重要，一旦察觉到自己的生命仍具有某种价值和目标，就可以触发他们的内在动力，决心改变，从而抵制网络成瘾，减少对网络的依赖[20]，随着生命意义感的提升，其边际效应递减，生命意义感的调节作用也随之减弱。对于生涯发展意识较高的高中生来说，他们通常具备更强的规划能力，能够从学业和人际关系中感受到满足和存在的价值[21]，因此，他们对生命意义感的依赖较低。这一发现告诉我们，应重视生命意义感在防治高中生网络成瘾中的作用，同时，我们更需要关注和加强高中生的生涯发展意识，通过实施生涯教育，帮助他们减少对网络的过度依赖和沉浸，从而避免更多的学生沦为网络成瘾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