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锋：美育应该成为一种积极多元的人生观教育

在日新月异的时代，教育愈发突破了知识传授的边界，成为灵魂的滋养与审美的启迪。培养个体感受美、欣赏美、创造美的能力，正逐渐成为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然而，当我们深入探讨美育的推广与实践时，一系列挑战与疑问也随之浮现：美育对孩子成长的价值是否被充分发挥？在推行美育的过程中，教师的角色该如何转变？面对人工智能的兴起，美育又将何去何从？带着问题，《教育家》记者访问了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彭锋。作为艺术理论的资深研究者和国内外重要艺术展的策展人，彭锋不单具有深厚的理论素养，更有多样的实践经验，将美育寓教于乐。伴随其学术洞察与思考，我们一同探索美育育人的更多可能。

从理解美到感受美，丰富孩子的精神世界

◎《教育家》：在推广儿童美育的过程中，您认为目前面临的挑战是什么？美育应该如何寻求发展路径，在培育人方面发挥作用？

彭锋：当前，无论是儿童、青少年还是大学生的美育，都面临着两大误区。一是将美育等同于美学知识教育，错误地认为美育仅是传授美学概念等，知识性强，而非阐述真善美的内涵。这种将美育同美学课画等号的做法，无法解决美育的深层问题。二是将美育视为纯粹的艺术技能教育，如过分强调古筝、钢琴等乐器考级，导致美育沦为技术训练，孩子们在家长压力下痛苦练习，亲子关系遭到破坏，违背了美育的初衷。实际上，美育的目标难以通过传统考核与检测标准来衡量，因其更注重个体感受与审美能力的培养，而非单纯的知识积累或技能展示。

不同的孩子对同一幅画的感受可能截然不同，这种感受的丰富多元正是美育的精髓所在。家庭美育、学校美育和社会美育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曾有一度，我们的教育在工具属性上是比较突出的，到了今天是要调整的。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转变，当前的核心在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人们开始更加注重个人的全面发展与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出现，使得我们更有可能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美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它旨在激发人的内在愿望，引导人们规划并实现自己的人生远景。这种激发不仅塑造了个体的人格，也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前景。

我从多年前就在呼吁，要把“需要”和“愿望”区分开来。在美育中，要注重引导孩子获得成就感。每个人都需要成就感，这对于人的发展是相同的，而人生选择则可能完全不同。我认为同样的是境界，不同的是风格，对孩子来说，教育应该是发现自己的过程。美育应鼓励孩子们发现自己的兴趣与潜能，而非简单地规定考查几幅画、几首歌或几个舞蹈。否则，这种“一刀切”的教育方式很容易引发孩子的抵触心理，阻碍他们全面而自由地发展。对于中小学美育来说，更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创造力，而非单纯的知识传授。

◎《教育家》：您提倡“日常生活审美化”，将美育融入日常生活，对于儿童的核心价值与实践意义是什么？在学校实际的课程设计中，如何通过生活化的方式，让美育更加贴近学生的实际需求？

彭锋：在美学领域，我提倡“日常生活审美化”，即随着生产力的提升，我们的审美理想不再局限于艺术领域，而是逐渐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潜移默化地对我们产生熏陶和影响。更重要的是从生活态度来看，日常生活审美化还意味着我们应该以更加积极多元的心态去生活和学习。比如，对待工作，我们应该培养兴趣，主动投入，而不是被动接受。同样，学习也应该是一种主动探索的过程，而非被动灌输。在教育过程中，我们要以学生为中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不是以老师为中心，一味追求分数的高低。因此，日常生活审美化不单是对生活环境的美化，更是一种积极多元的人生观教育。它鼓励我们追求自我认同感，把人当作有思想、有情感的个体来培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美、感受美，并以此丰富精神世界。

在实践层面，我们曾有过成功的案例尝试。此前云南省弥渡县的扶贫项目邀请北大艺术学院参与，艺术学院虽面临资金与人力资源的双重挑战，却仍被寄予厚望，原因在于弥渡拥有一首脍炙人口的中国民歌——《小河淌水》，当地政府希望艺术学院能发挥艺术专长，为弥渡开发出新的发展机遇。起初，我们尝试了一些较为宏大的计划，如创作音乐剧，但受限于弥渡的经济条件和非旅游胜地的属性，这些方案最后都难以落地。面对困境，我们转换思路，成立了少年合唱团。两位来自北京的老师，一位负责钢琴伴奏，一位担任合唱指挥，不仅为孩子们提供了专业的指导，还培训了当地音乐老师。合唱团取得的效果超乎想象，连续两年拿到全国级别比赛的金奖，而令很多人没料想到的是，孩子们加入合唱团之后，学习成绩都提升了。并非合唱给孩子们带来了知识的积累，而是因为合唱是一件讲究纪律和团结协作的事，这些品质对他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孩子们在参与合唱的过程中，培养了自主学习的能力和内驱力，开始有了明确的学习目标。此外，合唱团还为孩子们提供展示自我、开阔视野的机会。从乡到县，从市到省，再到北京，孩子们在一次次登台中见识了更大的世界，激发了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这种经历对于他们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无疑具有深远的影响。

从上述经验来看，我的理解是学校美育要因材施教，依据不同群体的需要设计项目，要有知识、技能的融入，但要警惕应试教育的窠臼，让孩子们过上一种艺术性的集体生活，效果可能会更加理想。

教师要实现自我教育，与学生共同解决问题

◎《教育家》：在推行美育的过程中，教师的角色需要发生哪些转变？

彭锋：我认为教育方式的变革至关重要。教师应深入了解每位学生的具体状况和需求，设计出包容性强的美育项目，确保每位学生都能积极参与。当前，教育系统内面临的主要问题并非源自实践，而是源于教育者的观念。社会发展的速度太快了，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变得困难，无论是家长还是教师，即便每天和孩子生活在一起，代沟依然愈发明显。许多中小学教师没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没发现自己的旧经验已经不能适应今天生活在新环境中的孩子，把自己拼高考的经历强加给孩子，忽视了他们的独特性，也由此导致各种心理创伤。中小学教师迫切需要转变角色，实现自我教育和成长，以此适应新环境，与学生共同解决问题。

此外，教育行政管理过于严格，标准化教学束缚了教师的教育创新，限制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我给本科生上课时，学生经常会问我这节课的重点在哪里、能不能画出来——他们仍习惯于高中时教师圈重点的学习方式，而不愿自主思考。相较于过去，现在的北大学子的能力普遍比我们那时强，解题能力尤为突出。然而，缺点也显而易见，许多学生缺乏创造性，习惯于等待老师命题。我曾有一名博士后，各方面能力都很突出，但有一天他来找我，表示自己特别恐慌，不知近期该做什么课题。他希望我给他出题，他来做。这让我深感惊讶，因为他已如此出众，却依然面临寻找研究方向的困境。这恰是教育问题的一个缩影。我们常常发现，一些成绩优秀的学生在毕业后并未在其专业领域取得显著成就，反而是一些成绩不那么拔尖的学生，因为拥有更多的创造性思维和个性化想法，最终脱颖而出。这也要求教师在实施美育时应该更加注重激发孩子的潜能和培养创新思维，而非仅仅追求标准答案。

◎《教育家》：结合您的自身经验来看，教育者如何改变或优化自己的教育方法，以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彭锋：初中阶段，我就读的是初高中一体化的学校，遇到了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语文老师。那时候初一的孩子还很幼稚，他教写作时，会提供几篇范文，让我们在课堂上比拼谁能先背诵下来。有些同学背不出来，他也不气恼，反而鼓励大家积极参与。通过背诵文章，班上同学的写作能力得到了提升，在学校举办的初高中生混合匿名作文比赛中，还有两人获奖。尽管今天看来，这位老师的教学方法或许已经过时，但他的课堂气氛活跃、开放且自由，擅长调动学生积极性，让我难以忘记。相比之下，有的老师不苟言笑，课堂氛围沉闷，大家的学习效果不佳。可见，老师能否激发学生兴趣、与学生拉近距离，对其教学效果有着重要影响。

大学时，老师教我们读《庄子》，让大家发表不同看法，形成多元且热烈的讨论氛围。讨论课培养了我们的思维能力，同学之间形成良性竞争，为提出独特解法而积极准备。如今我在上课时，也鼓励学生提问和讨论。通过学生的提问，我才能确切了解他们是否真正理解以及理解的深度。我在哲学系带研究生时，采用的是小班制教学，可以开设很多读书课程。我会选择一本自己已经理解或尚未完全理解的书，和学生共读。这种读书方式的价值，在于它超越了单纯的知识点获取。如今，各种工具书和参考资料使得知识点的查询变得触手可及，那么当我们阅读时，除了掌握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习作者的思考方式——包括思考作者的思路是否严密，以及他们的叙述方式是否有趣。同样的内容，有人讲述得生动有趣，有人则可能显得枯燥乏味。这些差别背后的认知方式和讲述形式，才是我们阅读需要关注的。读书课实际上是一种讨论课，对于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和思考能力具有重要意义，而互动教学能让学习更加深入和有效。

人工智能时代，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教育家》：学科交叉成为教育发展的潮流，对于美育而言有哪些积极意义？在实际教学中如何推动美育的跨学科融合？

彭锋：从当前的高等教育体系来看，由于院系调整、学科评估等原因，通识教育氛围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一些高校为了追求高排名，取消了评估值较低的学科，导致学科发展畸形，不利于美育的开展。目前我们的高等教育其实是在分科教育的基础上逐渐建立起来的，分科教育的优势是容易培养出专门型人才，在特定历史阶段是非常高效的，但弊端是将他们组织起来时，会发现彼此互不了解，协调起来很困难，所以开始做交叉学科等，形成一种教育的反复。

我曾到耶鲁大学访学，发现它的艺术教育之所以出色，是因为其拥有强大的艺术实践和研究队伍。它的网红教师讲音乐课非常精彩，吸引了大量慕名而来的学生，将美育完全渗透到知识教育。耶鲁也有丰富的艺术活动和两个顶级美术馆，让学生能在校园中耳濡目染地获得熏陶。就北大的经验来看，以往美育课程基本由艺术学院承担，但后来感到有些单调，应更开放，允许各院系老师申请授课，而不局限于专业艺术教育的框架。中小学美育课也存在类似问题，特别是由于课程安排紧凑，难以灵活组织，某种程度上也制约了其发展。如果从跨学科角度考虑，我主张美育课不应持续固定几位老师，以免陷入思维定式，有条件的学校可交叉授课或组建联盟，为学生提供更多选课和活动参与机会。

◎《教育家》：随着科技的发展，人工智能给美育带来了哪些新挑战？如何回应好美育的新课题？

彭锋：我们可以从艺术教育中人工智能的运用来一窥线索。早在文生视频大模型Sora诞生之前，北大便已成立人工智能研究院，并设立人工智能艺术中心，推出本科项目“计算艺术”。近年来，我们在人工智能艺术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例如，我们研发的系统能够仿制出真假难辨的徐悲鸿作品，也模仿齐白石等大师的风格制作新画作。但我们并未大肆宣传，因为我不认为这等同于艺术创造。目前，这一系统被中国美协用于艺术作品查重，以确保比赛的公正性。

可以预见的是，艺术作品的生产方式将发生深刻变革。AI可以作为艺术家的得力助手，提高创作效率，尤其是在设计图的修改方面。未来连电影都有很大概率无须实地拍摄，影像资源的云化和词汇化将使无拍摄制作电影成为可能。对于一般使用者而言，是否有足够的想法、趣味和鉴赏能力，让AI为你解决问题、从AI为你提供的方案中择优，就变得尤为重要。在这样的背景下，美育的重点应放在让孩子享受创作的过程，享受热爱的过程，找到自己的方向和定位。人工智能时代，艺术创作的过程比结果更为重要，正如生命本身在物理学角度终将归于消失，但正是我们活的过程赋予了它意义。美育亦是如此。

彭锋，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艺术学理论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教育部高等学校艺术学理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国际美学协会副会长，2016年度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22年入选第五届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出版《现代意象理论与意象绘画》《艺术学通论》等学术著作17部。策划“弥漫——第54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中国馆”等艺术展览100余次，创作音乐剧《大红灯笼》、话剧《理由》等剧本10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