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勇”的乡村校长，在坚守中艰行

几年前，有研究人员在一项乡村中小学调研中，用忙、盲、茫这三个字勾勒出乡村校长的生存图景，其中一项调查还显示，超过半数的校长可能不再选择当校长。数年过去，乡村教育的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乡村校长面临的一些窘迫状态、现实困境依然普遍存在。在社会变迁的洪流中，乡村校长们，有的渴望逃离，有的选择“躺平”，更多的则带着对乡村教育出路的迷茫、希冀与探寻，如孤勇者一般，在坚守中艰行。

人财事的承压

缺钱、少人，是很多人对乡村学校的固有印象。在对乡村校长的访谈中，这些“标签”变得真实而具体。

“现在很多学校都是在硬撑着。”河南一所乡镇小学的校长陶阳（化名）透露，三年前，他所在学校因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验收紧急搬迁到新校区，由于政府资金短缺，学校至今只建设了一半，“运动场什么的都没有”。近两年，学校办公经费被截留，只能报销水电费，办公用品包括学校维修等费用都是挂账。上个月，除水电气之外，全镇的学校总共只获得了一千多元的指标。教师每年的培训经费也几乎未拨付，一些“必须”参加的培训，校长、老师们得自己垫付差旅费，长期不能报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陶阳表示，因为缺经费，学校很多事情都不敢去做，比如学生的读书会，以前学校会布置漂亮的会场、给学生一些奖励，“现在凡是有开支的活动，我们就尽量减少”。

没有钱，学校还能硬撑，但没有人，校长们只能无可奈何地看着学校走向消亡。

在甘肃静宁县城川镇大寨小学，一年级新生已连续四年“断档”。今年送走六年级的6个学生后，学校就只剩下10个幼儿园的孩子和6个五年级的娃儿。全镇6所学校总共也只剩下不到200个学生。

生源在减少，师资也在流失。大寨小学校长王富贵坦言，去年学校“最优秀”的三名老师都进城了，因为老师们看不到希望，担心“万一学校不搞了，被分流到更远的学校”。不只教师，“周边好几个校长，也都考进城了”。

陶阳同样表示，近几年当地的县城学校每年暑假都会招聘教师，去年他们学校一下考走了11个。

“部分乡村学校面临生存性困难，涉及教师分流等问题。”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李涛分析称，受城镇化、少子化等综合因素影响，乡村学校面临新一轮布局结构调整。同时，随着县城学校的新建与扩容，一些地方囿于预留编制不足等因素，只能通过县域内招考的方式，把本县域内的乡村教师招入县城，进一步加剧了城乡教师流动失衡。

贵州师范学院教授郑玉莲认为，很多乡村校长觉得无能为力，是因为“要钱没钱、要人没人”，身上又背负繁重的事务与责任，加之有些地方管理粗暴，校长们更是应接不暇、动辄得咎。

有校长提到，尽管党和国家出台了相关政策，减少“进校园”活动，但一些地方并未执行到位。对乡村学校的非教学事务进行统计，共包含防溺水、防诈骗、办医保、办ETC等二十余项。

一位校长举例称，去年，其所在县要求学校动员学生家长办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百分百完成。有两个乡镇学校的校长因没能完成任务而受到批评并写检查，“有的校长被逼得没办法，只好自己出钱垫付”。

权与责的剥离

“没有人事权力，也没有经济权力，买一包纸都得向主管的学区汇报。”如一位校长所说，乡村校长常常处于“当家不掌权”的微妙境地。

王富贵称，乡村校长虽名为校长，但没有行政职务，实质上仍是普通教师身份。他们管理、教学一肩挑，工作忙、压力大，但各方面的福利或收入跟普通教师没有多大区别甚至不如（如不担任班主任，没有班主任费），在评优选先上也缺乏竞争力。管理上，校长的权力也十分有限。

“现在都是老师选学校，校长没有权利选择和调动老师。”浙江缙云县笕川小学的校长马鑫飞表示，上任一年来，他把很多的精力花在提升教师的团队意识上。马鑫飞坦言，乡村学校教师少，一个萝卜一个坑，教师如果“躺平”，校长难以像城区学校那样通过支教、交流轮岗、外派分校等方式，对教师进行调动，更多要靠校长的自身魅力、软性管理来激励和带动，而对于个别“改变不了”的教师，校长则毫无办法。

一些乡村校长还提到，校长可机动支配的经费非常少，在奖励性绩效工资的分配上，大家基本上干多干少一个样；在评优评先上，也常常让渡决定权，由上级主管部门指定人选。

权责不对等带来的深层次的影响，是乡村校长的理念得不到施展、思想得不到提升。

郑玉莲表示，乡村校长之所以产生倦怠，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于专业成就感的缺失。“所谓专业成就感，是校长真的能够给学校带来变化，能看到老师、学生因为他做了校长而变得越来越有活力、越来越好。”

近两年，陶阳感觉到约束越来越多、校长的自主性越来越少。今年暑假，当地停止实行县管校聘，因为“大家都不愿意去当乡村校长，至少没有以前那么大的热情”。

陶阳提及，近年来当地县政府狠抓教学成绩，各学校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每个月都要考试，考得不好就会挨上级部门批评。在考试压力的传导下，“学校想做点什么事都很难”，上级领导来检查时甚至明令禁止开展与考试无关的活动。对此，陶阳深感无奈，他打算过一两年申请去一所小规模学校，“应付检查或者其他东西会少一点，可以更加安心地为孩子们多做一些事情”。

升维中的突围

身处“内忧外患”之中的乡村校长该如何突围？

在李涛看来，乡村校长是一个多元的群体，不同类型、不同区域的乡村学校，呈现出来的面貌和状态差异非常大，因此乡村校长面临的困难、问题、压力及其资源禀赋等也不尽相同。实际上，我们很难给出乡村校长这一群体的“标准画像”。但总体来说，乡村校长应该认准学校所处的阶段、位置、主要矛盾，破除封闭办学、等靠要的思想，充分利用当地的政策、资源，来提高自己的领导力，进行自我创新。而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认知转变与升维。

对此，一些乡村校长用实际行动予以了印证。

“乡村教育大有可为，主要看校长有没有这个意识。”马鑫飞坦言，发达地区的乡村学校，也会面临经费短缺、师资薄弱、资源匮乏等问题，但“只要校长想做事情就不会什么都没有”。比如师资，此前在章村小学任校长时，马鑫飞便提出“用一个村庄的力量养育一个孩子”，把村里的“大妈大爷”请进学校，分享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技艺和传统美食制作等，帮助师生把课本知识与现实连接起来；又如资源，在马鑫飞看来，大自然是乡村学校得天独厚的资源，孩子们可以玩水、“玩”植物、“玩”动物，这和城里孩子玩航空母舰、飞机模型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都是跟知识联结、跟社会联结、跟情感联结……“只要觉得对的、有意义的我们就去做。”马鑫飞说，当一个校长真正想把学校办好并为此付出行动和努力，很多支持性的资源和力量就会被吸纳进来。

“我们不能等靠要，一定要行动起来。”贵州赫章县双坪乡五里坪小学校长武贤举例道，尽管校长在职称、评优等方面没有什么自主权，但他会创造条件，实实在在地让教师们看到希望，带领他们专业成长。例如职称上，武贤会对标职称评定要求，通过鼓励教师上公开课和赛课、带领教师做课题等方式，尽力帮助他们达到职称评分条件。去年，五里坪小学共有5位教师评上中级职称。今年，一位教师还在一次优质课比赛中开创了乡村学校在县里拿一等奖的先例。随着教师素质的提升，五里坪小学的教育教学质量也由原来乡里倒数跃升至全县同级同类学校前列。

王富贵则很早就意识到，未来小规模学校必定有一部分会消亡，有一部分会转型，于是，他从2015年起就开始探索乡土课程和城乡一体化教育模式的构建，并积极争取上级部门和社会的认可与支持，力图将大寨小学打造成以生活为基础的根性教育基地，让更多人看到乡村教育的另一种可能。

当然，除了自身的“觉醒”和努力，乡村校长们也需要外部力量的帮扶与加持。

“乡村学校的持续发展，需要持续的专业支持。”郑玉莲提到，2021年起，贵州省实施了民族地区基础教育质量提升行动计划项目。该项目指向乡村学校，注重学校的内涵式提升，为校长提供了很多具体的操作性指引。“有了这样一种专业支持，乡村校长变得更有干劲。”此外，郑玉莲认为，针对乡村校长的培训应分层分类，让校长有更多机会和平台到好的学校跟岗学习，并对其在地化实践和学校的改进进行持续跟踪与指导。

“政府的归政府，学校的归学校。”李涛认为，乡村校长办学自主权的发挥还应畅通和健全学校管理体制，不只是学校内部，还包括学校跟政府上下级的管理机制体制。通过建立新型现代化乡村学校治理体系，激发乡村校长和乡村学校的办学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