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雅洋气的史老师

教女儿读国际音标时，我时常会想起自己的英语启蒙老师，想起他教我们读国际音标、领读单词时的情景。

80后的我，是从初一开始学英语的。小学毕业时，顽固而偏执的父亲素来认为我的第一名不是“抄哈的”就是“用咸菜夹馍馍跟老师换哈的”，居然做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决定，让我去距家有40里坑坑洼洼泥土路的另一个乡镇读初中，原因是“那里的教学质量好”。尽管考语文时不小心睡了一觉，醒来后才慌里慌张完成作文的我还算争气，在激烈的竞争中，考上了那所闻名十里八乡的初中，向父亲证明了我的成绩不是抄来的，更与咸菜无关。

我们的语文老师，甚至数学老师，上课都用普通话，尽管是“醋溜普通话”，但对一个连乡镇街道都没去过的偏远农村的孩子来讲，高级感顿生。而让我觉得更高级的，是我们的英语老师。

他岁数不大，约莫30岁出头，长得高高瘦瘦、白白净净的，一身灰色西装略显宽松，留着不疏不密、修剪整齐的一字胡。他的一举一动、一腔一调，总是优雅得体，一副儒雅又洋气的书生模样。上课时，他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且不苟言笑，这自然让班里大多数和我一样英语零基础的学生望而生畏。每天上课时，除了三个暑假上过英语补习班的学生踊跃发言外，其余我们这些村里的“野孩子”，总是在史老师的一次次提问、一遍遍扫视中，自惭形秽地耷拉着懵懂无知的空脑袋瓜，真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

又一次上课时，史老师实在不能忍受如此沉闷的课堂气氛，便暂停了“一对三”的尴尬教学，问我们为什么上课不抬头、不说话，是不喜欢英语还是不喜欢他。尽管他一改平日上课时的威严，态度真诚而友善，但这样的问题依然如石沉大海，激不起一丝涟漪。我偷瞄其他同学，他们一个个低着头红着脸更加地尴尬。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却又像凝结在了那一刻。真如同不在沉默中爆发，便会在沉默中灭亡一样，我竟鬼使神差般地举起了手。在同学们惊讶的眼神中，我吞吞吐吐道：“老师，就是，你上课不笑，我们看着你都吓得很，所以不敢说话。”听了我的话，史老师居然笑了笑说：“上课要讲课呢，笑着怎么讲课？”虽这样说着，但他的笑容却如同冬日的一抹暖阳，班里顿时冰雪消融。

因为这一次的“破冰行动”，史老师不仅学会了笑着讲课，还学会了幽默。有一次分角色朗读课文时，有个同学老老实实地读了一句“happy birthday”，却被老师叫停了。我们都一脸愕然，老师却说：“想想如果你是鹦鹉波利（当时英语教材里的一个角色），你应该怎么说？”看到那位同学满脸通红、不知所措，老师便让我们先练习，听听自己说得像不像一只鸟儿。于是各种声音此起彼伏，课堂一片沸腾，我们便知道了不仅是语文，英语朗读也要关注不同角色的感情、语调和节奏，英语课也能活色生香。

我不知道史老师毕业于哪所学校，但我坚定地认为他绝对是英语专业科班出身。因为他任教的一、二、三班的学生，把自行车读“bike”、风筝读“kite”、十一读“eleven”，而四、五、六班的英语老师教的却是“拜客”“开特”和“一来翁”。史老师教我们读单词，不是一味地“蛮教”，他还授我们以“渔”——教我们读国际音标。看着他嘴巴认真地或开或合、或扁或圆的样子，我们虽心里觉得好笑，但也会尽力地开合自己的嘴巴，一遍又一遍地跟着他读那些单双元音和清浊辅音，读得好玩又洋气。得益于此，在之后的英语学习中，我便没有了紧张尴尬之感，常常感到“so easy”。

初中毕业时，我去找史老师写毕业留言，他笑眯眯地写下一句英语，俊秀飘逸、儒雅洋气。之后，高中、大学，乃至研究生时期在外教的课堂上，我依然觉得20世纪90年代，那所乡镇初中里我的英语启蒙老师——史老师的发音标准而纯正，毫不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