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青椒”闯关记

他们拥有高学历，在高等学府探索着人类的未知与可能。但他们也不过二三十岁，前一年还在写毕业论文，后一年就要为大学生上课。他们面临着科研与教学的平衡、工作与生活的拉扯、职称评定的压力、融入学术共同体的渴望，以及对个人与科研发展的未知。“青椒”，是这群高校青年教师的自嘲，也是对自身人生经历似辣非辣、平淡而又不失刺激的概括。在一次次“围困”与“突围”的闯关中，他们表达着属于“青椒”的独特感受。

“试错无穷多”里的努力与幸运

一个学生在林宇明的论坛帖子下留言：“老师，我不想努力了，你能不能快点成为博导？”2021年，27岁的林宇明直博毕业后，与一所“985工程”高校签订了“3+2特聘副教授岗位”合同，成为该校机械工程学院的一名“青椒”。

“发表一作或通讯SCI论文10篇、授权发明专利在审2项、国家项目1项、省部级项目2项、承担本科教学任务4门……” 林宇明计算了自己的学术积分，结果显示已经基本提前满足了岗位考核要求，如果预期顺利，两年后自己将获得长聘副教授职称。

关于网上热议的“非升即走”话题，林宇明有自己的看法。“能理解很多教师感到压力颇大，甚至需要做一些短期项目来‘应付’考核。但其中大多数都接受了博士阶段的训练，经历过完整的科研过程，有相对不错的科研基础，应对压力时应该有自己的方法。不过，‘非升即走’在国内一些师生规模很大的高校落地，也出现了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例如淘汰率高、考核机制不透明等。” 林宇明认为，本土化改良后的“预聘—长聘”制度或许可以促进青年人才成长，在科研的黄金期激发出他们的后劲，高校要注意的是聘用与考核的合法、公正与透明，同时要为“青椒”提供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

“或许是比较幸运，又或许是没有太高远的理想，我一直从事相关领域的工作，现在还可以提前两年从以成果产出为导向，转换到以兴趣为导向，有了更多试错机会，能够全身心投入自己喜欢的研究课题。”

林宇明一直觉得自己是个悲观的人，看什么事情都会先想到消极的一面。入职初期，期刊投稿反复被拒，遇到问题钻研数日无法解决，周边同事近乎全天都在拼命工作，诸如此类，让林宇明一度怀疑自身的能力和努力。“可能是不具备天时地利，也可能是我的‘科研品位’有待提升。科研的本质就是无穷多的试错，我真是看透了！”他打趣地说，“当时非常低落，面对新的环境，感觉无法融入团队。所有人都不认识，也没有‘大佬’和团队的支持，全靠自己摸索。”靠着一步步稳扎稳打，如今林宇明的实验室已经建立起来，也有了自己的科研团队，成了一名独立课题负责人（Principal Investigator，简称PI）。他的人生宗旨是：人生寥寥三万天，开心一天是一天，按时下班不加班。

今年，林宇明的婚礼如期举办，他还在自媒体平台“招”到了研究生。他喜欢去旅行，在网上分享和学生“相爱相杀”的日常，计划出国交流访问，进一步提升自己。

“走”，还是“被走”

从曾经入职后再读博士的“先上车，后补票”，到如今的“非升即走”，高校对教师的学历与科研要求“水涨船高”，某些院所内教师之间的竞争“内卷化”更加严重，一些教师称这种“预聘—长聘”制度为“对赌协议”。

去年8月，具有海外博士学历的李慧，在她34岁生日过后不久，就遭遇了这样的“对赌”失败——由于学校制度的修改，突然提高了中期考核要求，她没有通过，在入职三年后被解聘。李慧没想到会以这样的形式下岗。看着曾经签订的聘用合同以及新修订的“考核实施办法”，她感到无奈。“我对不起培养自己的导师，很惭愧没能把学生们带到毕业，但我并不认为自己的能力不足，在休息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又开始重新出发。”今年，刚刚踏入所谓“35岁陷阱”的她，正在申请新加坡某所大学的教职岗位。“刚解开了考核的‘项圈’，又戴上了中年危机的‘魔咒’。”李慧调侃道，她感觉现在的自己很平静，仍然会积极拥抱生活，勇敢面对所有未知挑战。

与李慧的遭遇类似，刘轩在任职时间满三年前夕，也突然得知学校提高了中期考核标准，然而聘用合同上对此的解释模糊不清，校方拥有解释权。但与李慧不同的是，刘轩选择了主动辞职。“三年前，和我同期入职的博士有7位，现在还剩下5位，据说能留下的人可能不足入职初期的一半。”任职期间，他给自己制订了每月总结计划，截至考核前，已经拥有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1个、省级基金项目3个、独立著作核心期刊5篇、合著5篇，还参与了几项其他项目，但仍然被提醒可能会收到“学术水平无法达到学校标准”的评价结果。刘轩介绍，有的同事在考虑转岗，有的同事选择了转聘，前往其他高校任职。“即使是国社科的主持人也可能会被淘汰，大家都太强了。”刘轩说，在办公室都感觉“静谧的空气中弥漫着竞赛的味道”。“走”，还是“被走”？在他看来，继续“卷”下去的希望实在渺茫，不如换个环境，把想做的科研项目继续坚持下去。“离开的那天，我长舒了一口气，感觉‘围城’外的空气很新鲜，未来仍然充满希望。”

要给自己带来光明

九年前，研究生快毕业的时候，伊雪莹并没有像很多同学一样奔波于就业市场，她认为由于性格与理想所致，自己不适合在企业工作。“当时，我想要继续读博，但囿于自卑和彷徨，错过了博士报名，不过最终还是幸运地进入民办本科高校当了教师。”

这段任职经历带给伊雪莹颇多感慨。“工作的前三年，我一直在不停地备课、上课，有一学期改了20多个班级的试卷。利用仅剩的一点课余时间，我自学了几门感兴趣的人文课程，但这种学习没有体现在任何一项可见的成果上。在教学上，我深感自己科研与教学能力都有不足。每当审视自己，想到不过是读了两年硕士，从象牙塔到象牙塔，既没有用双脚丈量过世界，也没有深耕于某个领域，在某方面有所洞见或实际发现，于是始终处于一种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之间的拉扯状态。”

她果断选择了裸辞，“断掉”退路，重新“闯关”。在准备申博期间，伊雪莹的母亲突然生病住院，让她第一次有了人生中的危机感。“关于家庭与个人发展，我想了很多，最终还是选择坚定走下去。”尽管在博士阶段出国学习的计划被搁置，但在2024年博士毕业后，她还是成功取得了高校教职正式编制。

在伊雪莹看来，重返高校并非一种选择或者转变，而是一种宿命似的回归。她所任职的本科高校并没有“非升即走”制度，只有一般考核标准，但她对自己有很明确的要求。“我渴望能够发现真问题，做有趣、有价值、有影响力的研究，简单来讲就是朝着顶刊努力。这并非因为顶刊能带来什么实质性的物质奖励，而是若能在顶刊发表文章，则代表了自己做的是求真务实的研究。”教学上，比起以往，她感到更加有经验和信心，在民办本科的高强度工作使她的思路愈加清晰，现在也有了更多时间注重整体教学规划和课程设计。

伊雪莹认为，当前自己很难平衡好工作与生活。她的一日三餐都在学校解决，作为一个有家庭的女“青椒”，她自己觉得有些“匪夷所思”。每当看着别人带着孩子在阳光明媚的校园里玩耍，想起自己连家里的电话都不能及时接听，她就觉得亏欠了家人太多。

对于处理科研与教学的关系，伊雪莹认为自己的时间分配大概是6.5：3.5。“科研可以辅助教学，因为教学要做得有深度，教师必须多做一些有深度的科研。现阶段，我在教学设计这块还没能做好，可能等上完这个学期后情况会好很多。” 伊雪莹介绍，她和同学之间组织了不定期的小组研讨，各自汇报研究进展以及要讨论的研究项目，其他时候也会自己创造一些科研氛围，加强与同行之间的联系。“我感觉毕竟一个人的力量太有限了，很渴望能够与学界同仁多交流合作。”

小孩出生时，伊雪莹仍在读博，那是她感到最痛苦和难熬的岁月。“以前熬夜写论文的时候，因为打字声音较响，每写四五十分钟，小孩就醒了，我就跑去安慰，之后再继续工作，加上母乳喂养，700多个夜晚实在太令人煎熬。”养育孩子、照看父母、学术研究导致休息不足是自己的常态，而同样是高校“青椒”的丈夫承担着更多的科研教学工作以及为家庭提供物质保障的责任，这一切让伊雪莹一度陷入严重的消极情绪。

“能给自己带来光明的人，始终都是自己。我必须要有强大的内核，才能从困境中走出来。我会定期做些跑步或跳绳之类的运动，运动起来的时候，就觉得世界很广阔、心情很舒畅，纠结的那些事情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伊雪莹说，等年纪大一点，自己可能会去寻找一些其他方面的意义，比如去了解一个群体并帮助他们，又或者去支教。

迎接新的挑战

梁玉今年38岁了，感觉自己已是“老椒”，而前途命运仍充满变数。

2007年，梁玉在某“985工程”高校拿到了英语翻译专业的硕士毕业证书后，在老家的一所公办本科高校担任英语教师。“之前从来没有考虑过当老师，父母希望我试一试，于是阴差阳错地踏入了这个行业，一直做到现在。”梁玉坦言，那所学校起初并不看好她，认为其教学能力不足。她学习了教育学、心理学知识以及教学技巧等，逐渐上手后，发现自己对教师岗位已经有了热爱。

12年后，梁玉随家庭迁往华东地区某新一线城市，入职了一家民办本科独立学院。“前东家虽然是公立学校，但因为地理位置相对偏僻，对人才引进的政策优惠力度很大，生活节奏比较舒缓。而在这里，大家都拼命地‘卷’，我感到压力不小。”

早在2020年5月，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独立学院转设工作的实施方案》，提出了“转为民办、转为公办、终止办学”的转设路径；并针对“校中校”独立学院（没有社会合作方，仅由高校举办），提出“可探索统筹省内高职高专教育资源合并转设”。

当前，民办学院的转设进程正在不断加快。在梁玉入职四年后的2023年，学校开始实施新的“教师科研工作量认定与副教授评定办法”，较之以往认定标准更高、更严格。梁玉说，如果未来学校 “转设”成功，随着学生越来越少、教师越招越多，谁走谁留？个人命运的前景并不明朗，最终还是要看科研实力。

回顾十多年的工作生涯，梁玉感觉自己绝大多数精力都放在了教学方面，而今后则需要改变教学与科研的比重了。她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自己在科研方面的投入并不多，常常只是为了发文章而发文章。曾经有很多同行习惯往国外一些容易发表的期刊上投稿，但现在那些期刊渐渐也不被国内认可了。“据说是发表的人太多，很多‘口子’要被堵住了。”

当把目光转回科研，梁玉发现，自己所在专业的发展前景也充满挑战。“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对英语专业尤其是翻译领域的冲击非常大，现在考虑的不仅是收入问题，更是饭碗能否保得住。”梁玉分析后认为，一方面，时代的快速发展变化迫使像她这样的高校教师要去了解新技术，重新选择赛道，例如开展交叉学科研究；另一方面，新技术可能会把他们“赶”到其他领域，从而加剧其与同行的竞争。

但梁玉并没有被未知的“迷雾”吓倒，她始终乐观而坚定。“就像那些老教授在学习后也能熟练使用电脑，对我们来说，学习新技术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我的家庭很给力，我的学生很喜爱我，他们给了我强大的后盾和源源不断的力量，使我更加勇敢、开放地拥抱新技术，迎接新挑战。”闲暇时，梁玉喜欢约上几位好友，或登山游玩，或骑行聚餐。他们一路开着玩笑、互相吐槽，身旁流过轻松的风，这让她感到：那些恐慌与焦虑，放在未来不过是一曲岁月歌谣。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姓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