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赋能乡村空间生产的逻辑框架与行动路向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必须要切实解决差异性地理区域中空间生产的问题。职业教育作为人类最初的教育形式发挥着乡村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多方效用，深层介入乡村空间形态演变历程中。为此，在实现脱贫所生发的更高层次的需求与共同富裕的大背景下寻求乡村社会结构、空间发展的有序演变，需明晰职业教育的应为性与可为性。在以自然性为元逻辑、以生产性为再生逻辑、以正义性为可续逻辑，促成五位一体的差异化空间表征、三生协调的结构化空间实践、三维共知的秩序化表征空间的达成的同时，发挥职业教育的多重属性价值，以对接区域性生产实践、提升主体性空间生产能力、实现差序性空间生产互动。

［关键词］共同富裕；乡村振兴；职业教育；空间生产；空间正义

［作者简介］汪安冉（1995- ），女，安徽池州人，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在读博士；刘义兵（1963- ），男，云南昆明人，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  400715）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重庆研究院2022年战略咨询研究项目“重庆市职业教育助力乡村振兴的战略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22-CQ-YB-6）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3）12-0027-08

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必须要切实解决差异性地理区域中的社会问题，实现全体人民“普遍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环境宜居宜业、社会和谐和睦、公共富裕普及普惠”的社会状态。但当前这一目标实现的薄弱环节和关键难点，便是城乡发展不均衡下衍生出的乡村发展滞后问题。因此，在本质上需基于秉承共同富裕对象的全体性、共同富裕结构的完整性理念重构乡村空间发展样态。空间生产作为空间中事物的生产和空间本身的生产的集合体，既包括土地、建筑物、景观环境等外在表现形式发生的变化（即空间形成变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发达的物质生产力冲破空间物质生产界限、实现生产关系再生产的过程。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不仅激发了城市空间结构的重组，乡村空间也很难再维持其固有形态，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了空间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并迎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鉴于此，本文强调乡村空间作为一个包含政治资本、产业经济、社会文化、家族观念、生态环境、资源禀赋等诸多要素的复杂系统，其形态变更不仅受乡村系统内部因素的影响，同时还要深刻理解人类最初的教育形式——职业教育作用于乡村发展演变的内在机理。在明晰职业教育道义性、实践性、社会性等多重属性的基础上，发挥其在促进乡村人才培养、经济发展、社会服务、文化传承方面的效用，以实现乡村空间的优化生产。

一、职业教育介入下乡村空间形态的演变

职业教育作为人类最初的教育形式贯穿于人类发展的始终，从历史视角探析职业教育与乡村空间格局、形态演变之间的规律，能进一步明晰新时代职业教育促进乡村空间发展的应然样态。

（一）农耕文明时代：职业教育介入下的村域空间生长

村域空间生长的问题，是基于“未成熟状态”这一基本条件，这种状态并非指向一无所有，而是表示积极的、向前发展的动力。在农耕文明时代，职业教育充分融入乡村教育和农民教育中，与人们的社会生活紧密相连，强调通过职业技能训练提高农民和体力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在农业畜牧业方面，“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耕”，“教民以猎”“教民以渔”“教民以耕”的职业教育活动十分活跃；在手工业方面，“嫘祖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包括原始石器、骨器、木器等工艺制作以及制陶、纺织、房屋建筑等专门手工艺技能的传授和训练。在实施中构建起了自上而下的管理体系，在讲求实践性和揣摩学习教育方式的主导下，师徒、父子等多层次传递知识的教育成为最普遍、受教育者最多的农民职业教育形式。此时的职业教育核心在于培养农民的礼教礼制和职业意识，在职业教育方面比较偏重农业技术的普及和推广，而在政治教育、道德教育方面则更多地从统治阶级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施行钳制思想的“愚民”政策和以忠孝为本的道德教化。以农民为主、农业为主的职业教育作为维护统治阶层合法统治的政治基础，在利用职业教育开启民智实现“化民”，即开展普及科技文化知识和开启民智的基础性工作的同时，强调“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即通过教育促进农民“成俗”，用有形的道德文化约束与塑造地区、民族、国家中相对稳定的、约定俗成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在这样的背景下，职业教育与以个体为单元的生产生活存在高度一致性，主要依托山水形势开展因地制宜的实践活动。在一体化“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空间中形成了相互适配融合的和谐互动关系，并在整体性乡村空间呈现出“单位个体—家庭生产—散居村落”的分散态势。

（二）工业文明时代：职业教育介入下的乡村空间分化

工业革命后，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深化了社会分工。在此背景下，传统农耕文明下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受到冲击，以机器使用为特征的规模化工业生产方式和以家庭为主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出现了生产效率的极大差异，引发了城乡空间格局的分离，城乡二元体制逐渐形成。尽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国便开始了工业化发展的初期探索，但本质上只是工业化前期的经济现象，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发展。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基于先进的工业国与落后的农业国、人民的需求与落后的经济文化之间的矛盾，服务于农民发展的职业教育的根本任务在于提高乡村广大农民群众的文化水平、生产能力和社会主义政治觉悟，面向乡村发展的职业教育遵循“为农”价值取向，侧重于实现“政治认同”的战略定位。在此背景下的乡村生产空间以农业供给、解决温饱问题和支持工业发展为主，生产技术较为简单、经济效益较低；生活空间方面较大程度上保留着传统社会中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构建起来的亲族制，呈现出明显的“熟人社会”特征；乡村生产生活空间都依靠自然规律组织生产活动，在生态空间自我修复作用及空间实践主体的保守性行为下所开展的生产生活实践往往在生态资源可承载范围内。

改革开放后，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成为社会变迁的主旋律，乡村发展迎来了市场化的机遇与挑战。在此背景下，我国强调增加职业教育投入，《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等政策文件都非常关注职业教育助推区域经济、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缓解“三农”问题的重要作用，明确了职业教育服务于乡村现代化建设的时代使命；强调在实践中增强职业教育办学的针对性与实用性，以满足农民群众的多样化需求，培养乡村职业教育对象的实践能力与就业能力，并发展多样化的职业培训形式适应乡村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乡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在此背景下，乡村空间中非农产业快速聚集。生产空间由“居住—农业”的单一模式演变为“居住—农业—工业”一体化趋势；生活空间由“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转变，乡村空间实践主体的能动性明显提升，个体之间的共生性和同质性程度开始弱化；随着个体实践能力、科学技术、工具使用等因素的变化，乡村生态空间中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的矛盾愈加尖锐。此时，由于乡村内部及城乡之间的流动性要素增强，出现了有别于传统农业空间的新型乡村空间格局，形成了两类空间并行发展的局面。

（三）后工业文明时代：职业教育介入下的乡村空间重构

党的十八大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由先前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这一过程中，也逐渐开启了后工业文明时代的新征程。2015年起，上海、北京、天津等发达省市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2020年全国基本完成工业化，预计在2035年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这意味着，在党的十九大前后我国不同地区已逐渐先后迈入后工业文明时代。在工业文明到后工业文明的转变过程中，《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等文件出台，突出了分级分类开展职业教育的重要意义，强调开展面向乡村的职业教育；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进一步强调促进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实用人才的培养建设问题。随着乡村实用人才队伍的不断扩张，在以农业生产和简单的物的生产为主要实践表征的传统乡村社会空间中逐渐演化出“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工业生产”复合生产功能，极大促进了乡村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同时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也面临着新挑战。在生产空间方面，农业生产告别过去“靠天收”的劳作方式，乡村生产空间大幅扩张与原生生活空间无序交织导致生产空间破碎化，降低了乡村生产空间价值。在生活空间方面，村民居住、休闲娱乐、医疗卫生、教育等要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新发展，同时在区域流动性增强与网络经济模式助推下，村民的生活空间得以多元化，对宗族网络与村庄的依赖性进一步降低，稀释了乡村内部明显具有邻近性与亲缘关系的生活空间。在生态空间方面，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张蔓延以及由人类消费能力、消费需求的提升带来的以生态资源为资本获利的基本范式，致使乡村生态空间外化出刚性不强、保护不足、补偿不足、建设不科学等问题，严重制约了环境容量拓展、乡村能级提升。

二、职业教育赋能乡村空间生产的理性审视

在人与空间的关系中，“物质空间”的自适应自调节能力决定了其没有天然的自我利益，是人的“空间谋利”思想驱动了空间的生产，进一步带来人们由空间下的生存转向空间中的发展、生活、享受、占有、投入产出等趋利行为。当前，乡村空间生产不能回避资本，尤其是人力资本，究竟该通过何种方式利用资本来改变乡村内部空间结构，实现转变简单农业生产和物的生产这一实践样态的同时，构建一个可持续的乡村空间发展格局，成为促进乡村发展必须要澄清的基本问题。

（一）生态文明诉求下乡村空间生产的理论逻辑

当前乡村空间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问题，虽然可通过人为划分实现问题的表征与外显化，但不可否认，现实中问题的解决具有综合性、辐射性等特征，理清发展的元逻辑、再生逻辑、可续逻辑往往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1.元逻辑：以自然性为基础。生产任一物品（产品或作品）都永远会涉及对原材料（直接或间接地来自自然）的加工改造，这是通过运用适当知识、技术程序，以及持续不断的努力和不断重复的姿势（劳动）才能实现的。这决定了乡村居民的行为特征，即在依赖自然环境的同时也需用适当的方式开发和利用自然。然而，当前乡村社会仍保留着资源依赖、自给自足等传统社会特性，在土地资源、土地能力、自然条件、产业竞争的限制下，乡村经济发展面临困境。迫于问题解决的急迫性，在乡村发展实践中出现了乡村区域经济增长方式粗放、以利益为行为驱动而忽略生态价值以及过度开发自然资源等系列行为，严重破坏了乡村生态环境的根底。同时，在乡村发展不足、城市空间极具拓展性的背景下，乡村的面源污染与点源污染并存，生活污染与生产污染叠加，工业与城市等外源性污染不断向乡村地区转移。在乡村发展过程中遵循以自然性为基础的逻辑，并非强调开展将复杂与混沌的状态进行简单还原重置处理的一种粗暴程序，让乡村放弃自我现代化发展的机会，始终如一地保持传统乡村社会的生产活动空间，进行时间性和空间性的往复实践活动；而是强调在当前社会节奏与自然结构之间谋求一种平衡，这种平衡要求在乡村空间构建过程中不能忽略物质资料的生产，并必须要基于区域的自然性特征，尊重自然规律，合理开发利用，关注乡村的自然生态价值。此外，乡村呈现出的“生态空间—生产空间—生活空间”高度耦合特征，决定了要以人生存发展的规律进行空间生产，要符合人作为主体内在的审美情趣与内心充盈的需求。

2.再生逻辑：以生产性为关键。纵观国内外研究与实证，生产和居住始终是支持乡村发展的两个基点，并形成多样化、演进性的空间结构特征。此前由政府开展的主导型帮扶和“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外源性救助，本质上并未改变乡村发展滞后的现状。一方面，乡村发展过程中不能单向度依赖城市或无节制地吸纳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转移。再生逻辑下的乡村空间发展强调的是从传统关注生产形式到关注生产内容与本质，这就意味着改变“生产转移—接纳—外部性服务生产”所形成的、与区域内资源断层或与乡村内部生产隔离的生活形态，从关注外部物态生产形态转向强调基于乡村空间特征生产具有可持续性的、内生性的生产内容。另一方面，乡村发展过程中不能以单纯的谋求生态功能回归或以乡村关键要素的持续性流出作为乡村发展的根本之策。乡村空间具有与城市空间同等的地位和发展机会，具有不可互替的空间价值。从本质而言，依托完整系统的生产结构形成的乡村生产功能才能生成乡村发展的持久动力，形成“内部资源识别—有效开发—产售一体”生产模式与合理利用区域资源赋能经济发展的格局，从而帮助农户获得美好生活的幸福感与对一体化的“生存—生产—生活”空间的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