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价值转向与路径重塑

［摘要］人工智能技术促进经济发展新动能、塑造新型产业集群。在智能化背景下，如何加速产业转型升级的人才需求与职业教育人才供给的耦合，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时代使命。我国职业教育技术技能型人才供给政策的价值目标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具主义取向到当前的跨界融合价值取向，经历了漫长的探索与调适。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尚存在主体自适应性匮乏、主体单向聚集、信息流失序、共生性弱化等多重困境。基于复杂适应系统解释框架，可从四个层面重塑跨界融合型人才的培育路径：主体自适应方面加强系统外界跨界融合，主体聚集性层面形成学校、企业和政府三者互动机制，信息流层面加强系统内部知识域与技能域、专业群与产业链及师资建设跨界融合，共生性层面建构“智能技术→教育→产业→区域经济”的有机循环交互机制。

［关键词］人工智能；人才培养；跨界融合；价值转向；路径重塑

［作者简介］黄崴（1960- ），男，河南信阳人，广东培正学院校长，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广东  广州  510665）李娇（1990- ），女，湖南衡阳人，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育在读硕士。（广东  广州  510630）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职业学校与应用型本科产教融合评价体系与监测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AJA190013）

［中图分类号］G7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3）12-0035-08

一、引言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迅速融入各行各业，成为引领时代发展的科技驱动力。2017年《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将人工智能上升到国家战略目标的高度，提出构筑我国人工智能的先发优势。社会各子系统都融入一个以智能技术为中心的生态系统之中，颠覆传统产业生产结构。为了适应生产技术的变革，世界各国创新工业化发展模式，美国率先提出“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德国政府提出“工业4.0”，我国则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实施制造强国战略。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提出高技能人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当前，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重构了经济和产业链，形成产业集群效应，进而冲击了劳动力市场的岗位知识与能力结构。智能技术改变了传统产业的封闭式单一发展模式，逐步形成产业边界融合与共生发展格局，要求从业人员具备全方位、多领域的跨界融合能力。在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如何调整人才需求和人才供给之间的关系，成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任务。人工智能时代，技术技能人才培育模式的变革成为引领智能智造产业科技创新的核心竞争力，是实现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关键。

二、价值嬗变：智能时代职业教育人才培育目标的变迁

1917年，黄炎培发表《职业教育实施之希望》一文，提出要确定职业教育制度并阐述了职业教育的可行性和人才培养的重要性。“职业教育培养什么人，既是实践问题也是理论问题，既是教育问题也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①。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经过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影响，从培养“技术工人”转变至培养“跨界融合型人才”，其过程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1977年）。1952年《中等技术学校暂行实施办法》提出培养身体健康具有必要的文化知识和专一技术的人才；1954年《技工学校暂行办法（草案）》提出以“四级技工”为职业教育人才培育目标；1958年马文瑞在全国技工学校工作会议中首次提倡技工学校要牢记勤俭办学思想，培养“三好”新工人。这一阶段技术技能培育目标主要以培养程序式—动手操作能力的技术型工人为主，目标单一且工具化，虽然培养过程中有不同系统的协调与合作，但尚未有人才能力结构的跨界融合概念形成。

第二阶段是在改革开放时期（1978—2011年），市场经济高速发展。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培养具备基础科学文化知识、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和较强实践能力的中等专门人才。人才培育目标转向人本化，培养过程注重人的全面发展、知识与技能的融合，开始显现出人才能力结构的跨界融合性。1991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提出技能型人才这一概念；2002年《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培育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人才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2006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提出培养高技能人才。这一阶段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服务一线的专门人才，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经济发展呈现紧密联结。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各行各业开始出现精细化的职业分工，人才培养逐渐呈现跨界融合性。

第三阶段是在互联网背景下（2012—2016年）。2012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提出优化人才培养结构，加强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2017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强调培养服务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所需的技术技能人才。这一阶段由于互联网和高新产业的结合，带动大批复合型企业崛起，推动人力资本结构的复合化，开始形成人才培养的跨界融合性。

第四阶段是进入人工智能发展时期（2017年至今）。2017年《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提出加快培养智能性、创新性的人工智能高端人才；2018年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提出完善人工智能领域人才培养体系，培养学生高阶认知能力、终身学习素养、跨界融合思维；2019年教育部《关于召开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的通知》提出培养“人工智能+N”融合型人才并重的培养体系，推动智能+行业的跨界融合。这一时期由于我国正值产业结构升级重组阶段，智能化生产系统对社会活动方式的转变导致对人才的需求向学历高层次化、知识技能高阶化转变，重视培养跨界融合型人才。

鉴于此，职业教育需充分考虑人工智能时代的特征及市场需求，及时调整人才培养目标：一方面，跨界融合多元能力成为未来职场的基本要求，从业人员不仅需要具备专业知识技能、通用职业能力等，还要具备默会知识迁移能力、多专业跨学科的融合能力、创新能力等。另一方面，需要积极推动人工智能与教育的融合。将智能技术融入人才培养过程，使其系统内外产生多维变革。从微观教学方式、内容、评价到宏观院校治理产生多重变革，进而优化培养模式、提升学习体验、促进系统内外资源整合，增强教育成效。因此，从职业教育人才培育的价值目标变迁历程看，培养适应智能时代的跨界融合人才成为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育模式变革的新动向。

三、固守边界：复杂论背景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多重困境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Complex Adaptive System，简称CAS理论）最早由学者霍兰（John H.Holland）提出。该理论认为，系统演化的动力本质上来源于系统内部，微观主体的相互作用生成宏观的复杂性现象，系统内成员即主体能够与环境以及其他主体进行交互作用。主体在这种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中，不断地“学习”或“积累经验”，并且根据学到的经验改变自身的结构和行为方式。正是这种主动性以及与环境反复的相互作用，成为系统发展和进化的基本动因。长期以来，我国职业教育研究者多从职业教育系统内部剖析智能技术冲击下职业教育人才培育模式的变革，研究视角和方法较为单一，难以解决现代化信息技术给职业教育系统带来的问题。智能时代职业教育作为社会系统中的子系统，肩负重要的社会职能，与其他系统间有着复杂的网络联系。部分学者提出要以CAS理论为基础构建新型人才培育系统。一是CAS 理论能有效克服传统封闭空间下忽视个体主动性、适应性，不能与周边环境共生性的问题。有学者从CAS理论审思职业教育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认为诊断改进是主体自适应性的体现，同时具备聚集性特征。二是CAS理论具备信息流的特点，系统内外部主体间存在信息交换、资源互换的关系，能产生信息再循环效应。三是系统内外各主体间通过能量交换、自我调节向有序结构的共生模式发展，当主体间形成聚集效应后，共生关系将在集聚内产生。鉴于此，该理论的特征可归纳为主体自适应性、主体聚集性、信息流、共生性。

（一）主体自适应性匮乏：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跨系统组织边界固化

主体自适应性是指主体主动依据自身发展目的与周围介主体、环境交互融合，在此过程中自觉学习、适应的过程。在CAS理论中，特定的适应性主体由环境中各适应性主体组成并相互适应。随着生产技术智能化，工作环境场所也日趋复杂，工作内容交融创新，传统的知识技能由于其单一、不成体系，已无法适应高科技工厂，给人力资本带来新挑战。因此，系统中各主体应主动创新来适应新变化。如在顶层设计方面，政策制度、资源配置、权力制衡均要与区域经济发展、职业教育质量提升相匹配。智能+产业环境下，市场和行业企业通过结构调整、技术升级来适应变化；职业院校则应探索新方式、新理念与行业企业发展相融合；在个体层面，教师、学生和家长都需根据环境的变化主动寻求突破以适应社会大系统。

一是行政部门主体适应性匮乏。职业教育系统的学历与资格证书价值配置不合理带来的问题。目前职业教育仍以传统人才培养模式为主，学历证书是鉴定人才层次的标准，不以能力为标准，职业技能证书的效能被弱化，导致人才层次与能力不相符。二是职业院校的主体自适应性匮乏。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2020年公布的智能制造装备企业的从业人员学历分布情况，高职学生占比最高为39.48%，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占比为38.1%，中职学生占比11.8%。这说明职业教育人才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推动构建新型制造体系。但在招聘来源方面，校招、内部培训和推送、职业培训机构招聘的人数均低于社招人数，说明新职业人才主要依靠社招，也表明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脱节、内培人才不能满足岗位要求，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与智能化产业需求衔接力不足，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需要提升。三是个体自适应性能力偏弱。由于职业教育升学渠道未打通以及社会文化观念的影响，技能人才被视为廉价劳动者。职业教育是企业科研成果转化变现的重要平台，同时科研成果转化需要具有跨界融合能力的人才。目前大多数职业院校在人才培养上仍秉承以就业为导向，多以培养劳动力为目的，不能充分挖掘学习者的个性特质，导致人才无创造力、无法适应社会发展。

（二）主体单向聚集：职业教育系统内部组织跨边界障碍

聚集是把相似的事物聚集成类，主体依赖于复杂系统中主客体间的交互作用，再次聚集增加新的等级层次，形成更高一级的主体聚集，主动重塑结构和方式。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紧密相关，职业教育的跨界性使其离不开政府、行业企业等群体的支持。跨界融合型人才培育的主体不仅有学校，还包括企业、政府。德国的“双元制”融合育人模式以及日本的企业主体式育人模式，都不是简单的校企合作，而是企业内稳定的学徒制与学校教育的深度融合，促进知识与技能的融合，使学习者将技术转化为具身技能以适应产业转型升级需求，使企业和职业院校均达到良好的聚集效应。

我国很早就提出工学结合、产教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但目前仍以院校培养为主，职业教育存在主体单向聚集格局，未能形成正向循环聚集效应。究其原因，一是行政权力单向聚集。政府对职业教育资源配置干预过度，院校组织结构变革、办学及人力资源权力行使往往需要依附于行政权力，院校缺乏自主权，使职业教育跨界融合机制不畅，专业化水平有待提高。另外，我国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与生产总值的偏离度较大，“普通高职高专的经费总量不及普通本科的1/4，生均经费不及1/3”②，财政投入不足，管理部门的体制机制较为僵化，导致政府相关部门与职业院校无法形成有序的主体聚集效应。二是企业参与办学地位的缺失，未形成联动机制。企业在学校管理及专业建设方面多为被动参与，将人才培育纳入企业战略的较少，与学校的合作取决于劳动力带来的短期价值，产教不能深度融合，技术链与教育链断层。而且由于教育资源无法聚集，使职业院校只能吸引一些低端产业企业与之合作，封闭的系统内低端产业盛行与职业院校的孤岛效应带来整个产能的低效。产教融合不能良性发展主要在于企业与学校的资源配置不合理，难以形成聚集效应。三是智能技术不能在职业教育领域产生同频共振效应。职业教育仍沿用传统的教育方式，以存储知识的形式为未来职业做准备。但未来工作性质变化大且快，若不能符合智能技术发展要求，将出现大面积劳动力结构失调。相较于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对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态度较为保守，这将严重影响职业教育的技术适应性，制约人才培养与产业人才需求的耦合协调性。综上，行校企信息凝聚方向失焦、职业院校与企业员工合作过程中存在的天然信息屏障，导致人才链与创新链、教育链与产业链断层。因此，丰富聚类形式是解决产业升级、结构变革的关键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