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海外鲁班工坊高质量发展：实然审视与应然向度

［摘要］鲁班工坊是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知名品牌，承担着实施海外学历教育和技术培训、培养合作国急需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责任。当前鲁班工坊建设存在政策更新相对滞后、企业办学地位凸显不够和职教影响力不足等问题，对此，建议政府加强顶层设计、完善优质公共产品与服务，企业明确主体地位、深度参与海外办学，院校立足职教内涵建设、强化全球教育治理能力，以推动我国海外鲁班工坊的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职业教育国际化；鲁班工坊；高质量发展

［作者简介］刘聪（1987- ），女，湖南益阳人，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赵红（1968- ），女，河北定州人，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教授，硕士。（广东  广州  510510）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0年度广东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题“高职院校来华留学生思想教育与中华文化认同研究”（项目编号：2020GXSZ121，项目主持人：刘聪）和2023年校级科研项目“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广东职业教育“走出去”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3-SKJ-10，项目主持人：刘聪）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7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3）12-0101-05

当前我国正处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关键时期，不断提升我国职业教育的国际竞争力是当前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为更好地服务国际产能合作，落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和《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的要求，我国迫切需要加强海外鲁班工坊等境外办学建设，培养一大批认同中国企业文化和掌握中国技术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2016年3月，我国首个海外鲁班工坊由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在泰国成立。2022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提出“鼓励有条件的职业教育机构赴境外办学”。经过七年的发展，鲁班工坊已成为中外人文交流的知名品牌。然而，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演进和鲁班工坊项目数量的不断增加，鲁班工坊项目逐渐出现政策供给相对滞后等问题。本研究旨在分析政府、企业和院校共建模式下我国海外鲁班工坊的现实状况与发展困境，探讨通过何种优化策略促进其高质量发展。

一、我国海外鲁班工坊建设的价值意蕴

（一）强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导各国人民相互理解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加深，各种不稳定因素也随之产生，动荡和变革成为新常态。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世界各国应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国际教育平台，海外鲁班工坊充分吸收我国扶贫脱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的经验，提升合作国劳动力技能水平，缓解合作国技能人才不足和就业难的问题，实施国际性精准扶贫。教育是一项关乎人类走向幸福生活的实践活动。海外鲁班工坊发挥着职业教育引领人们走向现代化幸福生活的作用，潜移默化地在合作国厚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念，培养合作国本土居民对我国出海企业的认同感，实现世界人民共谋幸福生活的新时代图景。

（二）助力国际产能合作，实现世界经济共赢发展

“一带一路”建设不仅符合新时代中国开放式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兼顾积极推动互利合作、造福沿线各国人民的职责。据中国一带一路网公布的数据，截至2023年1月，中国已同151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一带一路”聚焦国际产能合作，将优势产能与优质资源输出到国际市场，通过资源优化配置与优势互补，推动我国与合作国在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中华人民共和国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企业寻求国际产能合作，2022年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410.5亿元人民币，较上年增长7.7%。然而，出海企业在合作国发展却面临外派劳务人员数量不足、本土劳务人员技能水平较低、国际市场竞争持续性不足等问题。对此，鲁班工坊为出海企业排忧解难，推进技能培训和学历教育，帮助中国装备、产品、技术和服务走向世界，推动合作国经济结构改善和产业发展升级，从而实现世界经济社会的共赢发展。

（三）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一带一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据中国一带一路网统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口占全球人口总额的60%，但其国民生产总值仅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32%。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职业教育水平相对滞后，这种情况加剧了其产业发展和技术升级改造的难度。鲁班工坊等境外办学项目能够助力合作国迅速提升职教水平。为此，教育部与天津市人民政府签订国家现代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示范区协议，明确提出要围绕“一带一路”建设提高职教国际化水平。鲁班工坊针对合作国职教发展需求，深度参与国际教育规则和专业标准的研制，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可为合作国培养国家发展所需的技能人才，也可实现我国职业教育与国际产业标准、职业教育标准直接碰撞，客观上推动我国职业教育的内部国际化改革，促进我国职业教育与国际接轨，构建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教育对外开放格局，实现世界优质教育深度共享。

二、我国海外鲁班工坊建设中的实然问题

（一）政策更新相对滞后，地区分布不均衡

首先，政府政策更新相对滞后。2019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发布《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指南（试行）》，填补了境外办学领域的政策空白，对鲁班工坊等境外办学的可行性分析、筹备建设和组织管理等提供技术指导。然而，随着鲁班工坊建设不断推进，后续政策更新相对滞后的问题逐步显现。2022年，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鲁班工坊联盟秘书处及联盟专家委员会共同发布《鲁班工坊运营项目认定标准（试行）》《鲁班工坊建设规程》。前者包含办学基础、师资队伍、校企合作等认定指标和观测点，为鲁班工坊运营项目提供认定依据。后者则对鲁班工坊的原则、立项条件和项目管理进行规定。然而，以上规章标准尚未享有足够力度的法治保障，在执行层面缺乏监督力度。此外，目前还未有对参建各方的职责分工、利益分配、项目监督和考核等进行具体界定的政策与规定。长期来看，这些不利于海外办学项目的有效管理与可持续发展。

其次，海外鲁班工坊总体数量不足、国别分布欠均衡。截至2022年11月，共有27个项目被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与鲁班工坊建设联盟专家委员会认定为鲁班工坊运营项目，具体项目国别分布如表1所示。对比我国职业教育规模和151个“一带一路”合作国数量，我国现有海外鲁班工坊项目数量仍然较少。此外，海外鲁班工坊国别分布欠均衡。非洲地区鲁班工坊运营项目占比较大，而新加坡、越南、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老挝、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一带一路”主要投资去向国占比较少。可见，海外鲁班工坊存在总量不足、分布不均、扩展滞后的问题。

最后，海外鲁班工坊参建院校分布失衡。当前各省（市）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热情高涨，然而，35个鲁班工坊运营项目和有条件运营项目中，24个项目的发起单位为天津市高职院校。目前除天津市人民政府出台了《关于推进我市职业院校在海外设立“鲁班工坊”试点方案》等指导性文件外，其他省（市）暂未有推进政策出台。2019年，教育部、财政部印发《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简称“双高计划”），提出开展国际职业教育服务，建设一批鲁班工坊。然而，当前参与境外办学建设并被认定为鲁班工坊项目的院校极少且分布严重失衡。

（二）企业主体地位凸显不够，办学投入不足

首先，部分企业没有积极参与。政府、院校和企业三方皆为海外鲁班工坊的办学主体，在鲁班工坊建设中都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部分参建企业尚未认识到自身的办学职责，导致企业培训、岗前实训等环节与院校教学环节难以衔接，进而影响项目培养效果。

其次，部分企业的投入力度不够。境外办学项目一般由出海企业和高职院校共同筹措资金。出海企业在项目启动前大都提供了基本的办学场地和教学设备，但随着办学规模逐渐扩大及运营成本逐年增加，部分企业未能持续提供办学投入，导致项目无法稳步推进。目前，海外鲁班工坊普遍存在办学规模不足、师资来源单一、专业项目缺乏吸引力等问题。

最后，部分企业未与院校形成长期深度合作。企业未提出对境外办学人才培养的具体需求并携手院校共同制定办学发展规划、年度发展计划、人才培养方案、专业教学标准和课程体系，导致项目人才培养目标发生偏移。

（三）院校优质教育资源缺乏，职教影响力不充分

首先，部分鲁班工坊师资力量较为薄弱，教师数量不够充足，难以有效保障各项教学活动顺利开展。海外鲁班工坊项目教师一般分为中方外派教师和海外本土教师两大类。中方外派教师主要指具备双语教学能力的职业技能专业教师，海外本土教师则指在项目合作国招聘和培养的本土专业教师。一方面，院校无法稳定派遣中方教师常驻境外进行教学和管理，只能派出流动性中方教师及聘请少量海外本土教师；而流动性中方教师驻外时间较短，难以与海外本土教师建立良好的协作关系，不利于项目长远发展。另一方面，海外本土教师需中方为其提供系统完整的岗前培训，使其对专业教学标准、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和教材能够有深入理解和全面掌握，因而存在培养周期长、培养难度大的问题。

其次，海外鲁班工坊的专业标准研制和教学模式建设有待加强。鲁班工坊已设的23个国际化专业中有10个专业标准获落地国教育部门评估认证。专业建设虽已取得一定成绩，但专业种类相对单一且主要以轨道类专业为主，专业全面性相对不足。此外，天津市实施了海外鲁班工坊工程实践创新项目（EPIP）教学模式，并主动与海外接轨，尽管我国国际专业标准和EPIP教学模式在一些合作国家实现了项目内共享，但受语言和文化差异等因素制约，教学效果表现较差，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和掌握程度参差不齐。海外鲁班工坊在课程与教学方面总体呈现出专业种类单一、课程开设零散、教学模式滞后、教学评价缺乏标准的特征。

最后，我国职业教育自身能力建设亟待提升。一方面，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起步相对较晚，且早期多以吸收国外经验为主，对职业教育出海的实践与研究基础相对薄弱。另一方面，我国职业教育成果共享程度不够充分，且受限于地区间产业差异无法产生大规模的影响力。以海外鲁班工坊为代表的境外办学项目需要加强対实践经验的研究与总结，进而不断开发和设计出更加包容、更加适应两国国情的特色化办学项目。

三、鲁班工坊高质量发展的应然路径

我国海外鲁班工坊建设初具规模，但政府、企业、院校三大办学主体间尚未形成高效联动的合作机制，进而导致在项目管理、信息共享、评价培训等方面的工作无法高效落实。因此，本文认为在海外鲁班工坊建设过程中需要将三大办学主体各自的功能要素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互利共赢的协同育人机制，进而促进海外鲁班工坊的高质量发展。

（一）政府加强顶层设计，完善优质公共产品与服务

首先，在鲁班工坊高质量发展阶段，政府要加强顶层设计，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政府需要对境外办学的院校与企业提供更加精准具体且更具实施保障的政策供给，为职业教育国际化办学提供制度保障。此外，政府还应为参建企业提供减税政策和配套资金等激励机制，委托专家进行政策解读，细化政策指导，增强鲁班工坊的实践可操作性，确保企业及院校能够对政策进行正确解读与落实。

其次，在监督职责方面政府要持续完善质量保障体系。政府可制定海外鲁班工坊项目监督和评估体系，用年度考核、评估和建议反馈相结合的形式，对鲁班工坊进行跟踪管理，健全项目退出机制，保证项目质量。同时，政府要加强“中央部署、部委规划、地方推进”力度。持续搭建“全球—国家—地方”三层网络治理架构，优化鲁班工坊全球分布结构，提高鲁班工坊国别分布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契合度。政府还可通过指导性文件调整各省（市）参建院校布局，督促各省（市）院校将鲁班工坊建设纳入“十四五”规划、出台具体的激励措施，提升职业院校特别是“双高计划”院校的参与积极性，从而实现整省（市）推进，形成合力，突出特色。

最后，成果共享是鲁班工坊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近年来，鲁班工坊等境外办学项目已积累丰富的办学经验。政府要坚持成果导向理念，以最终建设目标为设计起点，对鲁班工坊进行反向设计；以成果导向推动职责的履行，提升鲁班工坊品牌影响力。同时，要适时成立鲁班工坊研究中心等机构，及时总结有益实践经验，推动境外办学理论研究，优化国别和区域研究。如天津市建立“鲁班工坊”研究与推广中心，开展理论与政策研究、质量监控与评估、教师培训、资源开发及成果宣传推广等，为鲁班工坊的发展提供决策、监控与支持服务。此外，还应适度扩大鲁班工坊建设联盟成员单位规模，吸纳项目三方主体参与，定期举办论坛会议，组织相关院校进行优秀案例推广，分享项目发展经验，提升国内外辐射效应，为鲁班工坊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