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体育纠纷化解机制的多元逻辑证成

摘      要：作为国家治理与行业自治的关键枢纽，内部体育纠纷化解机制内含着社会治理新范式的价值逻辑，凸显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与体育行业自治的融合维度。通过文献资料、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在论述共建共治共享的制度意蕴和体育治理的全新语境的基础上，分析内部体育纠纷化解机制在社会治理范式转换中的多元发展逻辑。研究认为：当前存在司法介入范围不清、法律依据模糊、诉讼与非诉讼救济机制协调不畅以及协会权力规制缺失等问题，故需要国家体育行政部门、司法机关和其他相关公共权力机构通力协作、多措并举，以国家法规制度和契约为权力来源，以兼顾当事人权利诉求和社会秩序为导向，形成国家和非政府体育组织之间自下而上的运行向度，构建以体育协会规范自治为基础，替代性纠纷化解机制为依托，司法有序介入为后盾，各种纠纷解决方式有机协调的内部体育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关  键  词：体育法;体育治理;内部体育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社会治理范式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22）03-0072-11

Multi-logical justification of the mechanism for resolving internal sports disput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paradigm

LIU Xieci1，LIU Yayun2，FANG Yuan2

（1.School of Law，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uzhou 412007，China;

2.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uzhou 412007，China）

Abstract： As a key hub for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autonomy for the sports industry， the internal sports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contains the value logic of the new paradigm of social governance， which highlights the integration dimensions of the concept of “co-construction， co-governance， and sharing” and the autonomy of the sports industry. Through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others， on the basis of discussing the institutional meaning of co-construction， co-governance and sharing and the new context of sports governance，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multiple development logic of the internal sports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paradigm， and concludes that the current sports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has problems such as unclear scope of judicial intervention， vague legal basis， poor coordination between litigation and non-litigation relief mechanisms， and the lack of guild power regulation and other issue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national sports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 judicial organs and other relevant public authorities to work together and take multiple measures， taking national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contracts as the source of power， and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rights of the parties and the social order as the orientation， to form a bottom-up running dimension between national and non-governmental sports organization. Construct a multiple internal sports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based on the normative autonomy of sports guilds， backed by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s， and by orderly judicial intervention， and organic coordination of various dispute resolution methods.

Keywords： sports law;sports governance;internal sports disputes;multiple resolution mechanism;social governance paradigm

随着社会转型的逐步深入，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从党的十八大到十九届四中全会召开，中国共产党推动了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变。2017年十九大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2019年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十九大报告作出有力回应，提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同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治理理念和机制由此得到全面提升。2020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畅通新社会阶层、社会工作者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至此，新时期社会治理范式的内涵已发生重大变化，其所蕴含的治理方式多样化与治理主体多元化，决定了社会治理不能再单纯依赖国家强制力，治理主体不再限于政府等公共机构，治理方式不再限于自上而下的命令和强制，而更强调上下互动，注重合作、协商、引导等非正式制度安排[1]。当前我国内部体育纠纷中的利益格局日趋复杂，相关主体的利益表达诉求也呈多元发展态势，传统的纠纷解决机制已经无法适应纠纷演化的新局面。在社会治理新范式下，作为社会整体控制机制的组成部分，体育治理手段的差异必然影响纠纷化解机制的基本框架构建，从“体育管理”走向“体育治理”体现了政府简政放权、多元治理、民主决策、实现共同利益的发展趋势，其对内部体育纠纷化解机制的完善提供了重要思路，即立足体育实践，充分协商合作，有效调动社会主体的积极性，打造一套多元互通、高效便民的多元化解机制。

1  价值逻辑：社会治理新范式契合体育纠纷化解机制转型

1.1  社会治理目标定位指向内部体育纠纷多元化解趋向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范式表达了政府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再次确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价值理念，全新的社会治理格局增强了公众对“社会性”的认同，是对传统文化中“社会性”认同困境的突破[2]，其目标定位直接指向内部体育纠纷解决过程中社会的能动性与治理主体的主动性，强调通过激活社会的组成细胞，激发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的积极性，提高社会的内生性治理。在社会治理新范式下，体育组织的性质不再限于政府治理的对象，而应主动转换为非政府性质的社会治理力量，成为社会治理新格局中多元共治的重要治理主体[3]。

最大限度的权利保障是新时期社会治理的题中之义。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一步实现社会治理的法治化，“社会倾向于鼓励当事人以诉讼方式解决纠纷、特别是典型和新型纠纷，在诉讼中，判决较之调解更符合社会的需要”[4]。可以说，我国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正经历着由传统“人治型”向现代“法治型”的深刻转型。近年来，我国因内部体育纠纷而引发的诉讼不断增加，法治理念的宣扬和法治素养的提高使得纠纷解决的质量得到有效提升。随着社会治理的重心转向社会整体的秩序稳定和各领域内部的高效协作，司法救济机制无法满足体育纠纷主体日益多元的利益诉求。为了实现有效的定纷止争，社会治理目标体系的调整对新时期的内部体育纠纷化解机制提出了新的要求，体育治理主体开始在融合社会治理新范式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和开辟内部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发展路径，期望借助非诉手段在“事中控制”的基础上，兼顾“事前预防”和“事后补救”，力图在内部体育纠纷的“事前”“事中”“事后”缓和冲突，实现纠纷的全程化解，以节约社会成本，提高纠纷解决效率。

1.2  “共建共治共享”价值导向回归体育法权利本位

法的价值在于法律对人的有用性，它既是法对于个体需求的满足，更是人对法的期望、追求和信仰，是一种高于现实状态的法的理想状态。由于法的价值以法与人的关系为基础，而人的需要是多元且多层次的，相应的法的价值也应与之对应，并以人的需要为根本。作为法的特殊形式，体育法是法的具体化，二者的价值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作为一种关系范畴，法的价值是对人的法律需求的满足，而“体育法价值是指体育法所构建的法律秩序的目标及其调整的法律活动所应当遵循的基本方向和原则”[5]。当前非诉纠纷解决机制发展迅速，但司法在体育纠纷化解中的效用毋庸置疑，“司法权如何介入体育纠纷”也一直是体育法学研究的热点。尽管司法权在内部体育纠纷中的介入时间、管辖对象和范围存在争议，但在内部体育纠纷中一味排除司法救济必然过犹不及。从立法价值取向来看，若以“权利”和“义务”在法的权利义务体系中的地位为划分标准，可以将立法价值取向分为“权利本位”和“义务本位”两种类型。“义务本位”强调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注重人的社会属性，而权利本位”更强调个体价值和权利，注重人的自然属性。当前我国体育立法价值取向尚处于义务本位阶段，但随着社会治理范式的深刻转型，公民个人权利不断凸显，体育法在价值选择上应回归体育本身。作为社会法的组成部分，体育立法应在坚持国家主义、集体主义指导思想的基础上体现共建共治共享的时代内涵，鼓励个人价值的实现。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是法的历史性进步，而体育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最终应该体现在保护人的权利之上[6]。

内部体育活动的多元化导致不同价值之间难免产生冲突，如自由和秩序的权衡、公平和效率的取舍，而内部体育纠纷的实质解决需要一套兼容并包的利益衡量和价值评估机制。正如博登海默[7]所言：“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在内部体育纠纷的复杂利益格局中，自由、秩序、公平、效率等不同的价值元素在具体的纠纷情境中必然有所侧重，某种价值并不具有绝对优势。纠纷解决主体需要根据现实情景展开全面的利益衡量，进而作出具有最大社会效用的价值判断。例如，尽管体育活动需要倡导“团结合作”精神，但类似道德规范并不具有强制性，与之相对的价值即“竞争”，这些多样的价值理念在某些场景可能产生冲突，这就需要相应的价值协调机制予以平衡，尽可能规避或缓和体育活动中的价值冲突，作为内部体育纠纷解决机制的必要铺垫和补充[8]。在社会治理新范式的价值引领下，不同救济方式在内部体育纠纷解决机制中的融合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多元纠纷化解机制囊括了法律的权威性、强制性和非诉救济方式的多样性、灵活性和即时性，其本身就带有强烈的价值平衡属性，能更加有效地应对复杂纠纷中的多元利益诉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