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推荐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摘  要］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算法推荐技术在信息传播领域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凸显，不仅把控着信息的生产传递，更深刻影响着社会价值的凝聚以及思想、行为的建构。智能算法推荐为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资本逻辑”“注意力博弈”“信息茧房”“后真相”等多重问题，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面临着较大的风险挑战。为此，必须强化议题设置，助推思想政治教育有效引导；提升算法素养，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凝聚；打破圈群隔阂，拓宽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空间；抑制虚假信息，为思想政治教育筑牢公众“信任红线”。从而，主动融入算法推荐技术所开启的网络信息传播新纪元，推动自身创新发展，实现算法推荐“为我所用”。

［关键词］算法推荐；思想政治教育；挑战；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25）01-0085-06

［DOI］10.13980/j.cnki.xdjykx.2025.01.014

［收稿日期］2024-08-05

［基金项目］2020年湖南省“十三五”教科规划重点项目“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可视化教学应用研究”（项目编号：XJK20ADY005）。

［作者简介］李双洁（2000-），女，重庆江津人，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叶湘虹（1972-），女，湖南望城人，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

在算法时代，“智能算法技术作为一种高度精细复杂的技术系统，正在以特定的技术框架和运行规则开展一场辐射人类生活各个领域的全景式革命”［1］，而作为信息传播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推荐技术，利用智能算法对大数据进行分析预测，凭借其迎合用户提供个性化推荐的特性，不断增强用户粘性，不仅改变了传统信息收集、信息生产和信息分发的运行系统，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信息传播格局以及信息权力的分配。这为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提供新机遇的同时，算法推荐所带来的隐忧也成了算法推荐与思想政治教育二者融合发展不可回避的问题。随着对算法推荐研究的不断深入，如何主动预判算法推荐下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潜在危机并进行有效干预，助推算法推荐赋能思想政治教育，逐渐进入学者们的视野，成为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因此，探讨算法推荐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风险挑战与应对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算法推荐的意识形态本质及其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契合

（一）算法推荐的意识形态本质

算法推荐是智能算法实际应用中的一种信息处理系统，主要依托内容信息采集处理、用户画像分析以及信息推送等程序，收集用户的偏好信息，从而了解用户需求，并将需求结果与数据信息相匹配，最后将匹配结果再传递给用户，进而完成个性化推荐［2］。其中信息分发是算法推荐的重要环节，而根据不同的分发依据可以将算法推荐分为基于用户精准画像的个体化信息推荐、基于实时热度和协同过滤的群体化信息推荐以及混合型信息推荐三大类。其中，个体化信息推荐主要通过采集个体用户的行为数据，对其进行标签化处理，进而形成精准的用户画像，由此来实现信息偏好与个体需求的精准匹配；基于实时热度的群体化信息推荐则是推送特定时间段内浏览量、点赞量、讨论量等数据指标较高的信息，基于协同过滤的群体化信息推荐是在个体化推荐的基础上加入对用户社交信息的采集，旨在为用户匹配好友所关注的信息；混合型信息推荐则是多种算法推荐综合运用的结果，旨在提升算法的信息分发效能。无论是何种类型的算法推荐，都以用户的数字足迹为依托，以信息的精准推送为目标，是大数据时代信息快速传播流通的重要工具和手段。

虽然算法并不直接生产信息制造内容，但却能直接操控信息的生产，并影响信息的传播，即决定哪些信息能够被推送到公众面前，进而在算法个性推荐、靶向推送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改变用户获取信息的行为习惯，影响用户的价值思想和行为选择，久而久之则会影响整个社会群体的价值凝聚和价值秩序。正如迪科普洛斯（Diakopoulos）所言，“我们生活在一个由算法来裁决我们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决定的世界里……由大量数据驱动的算法是社会中新的权力掮客”［3］。“算法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在现实的运行过程中，已然超越工具属性，正在以技术运行、话语规训、主体塑造、权力控制等方式发挥着意识形态功能”［4］。可以说，算法不仅在生产运行过程中渗透着意识形态性，还通过技术性的过滤选择垄断着用户的信息选择权、控制着个体意识，并“不可避免地与制度化的权力和权威模式相联系”［5］，影响着社会权力和政治系统的运行。由此可见，算法推荐虽身披中立性和工具性的外衣，实质上已成为主导价值引领的新兴权力，具有鲜明的价值指向和意识形态属性。

（二）算法推荐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契合

1.算法推荐成为连接信息与用户塑造价值思想的中介。近年来，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基础上，智能算法技术也迅速发展起来，可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算法的时代。而“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及其变化是思想政治教育变化发展的根本源泉”［6］，也就是说，算法推荐的变革必然会引起思想政治教育的变化发展。一方面，算法推荐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相关信息传播的重要中介和桥梁，将思想政治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连接起来，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传播的深度和广度，采用情感式渗透而非理性逻辑的方式，使受教育者在不知不觉中温顺地接受推荐内容及其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算法推荐已经逐渐演变成一种控制思想塑造和价值引导的算法权力，具有重要的社会和政治影响。而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体现人主观能动性的社会实践活动，旨在使其社会成员形成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和价值认同，它在网络空间信息传播领域一定程度的“式微”使得其他非主流意识形态信息在算法推荐技术的作用下逐渐占据网络空间，这不仅造成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被压缩，且不利于社会正确思想价值的塑造。

2.思想政治教育引领算法推荐的价值指向。算法推荐作为信息传播领域占据重要地位的技术模式，实现了信息传递的技术革新，也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教育空间、新的教育手段、新的教育条件，延伸了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但从价值逻辑的角度来看，算法推荐根本价值遵循在于资本逻辑，也就是说算法推荐的根本目的在于以各种方式吸引用户群体的关注，最大限度地增强用户群体的粘性，倡导“流量为王”，进而实现流量变现获得尽可能多的经济收益。在此背景下，如果不对算法推荐进行有效的价值引导，极可能导致算法推荐偏离主流价值观的情况，引发社会思想行为失序的风险。而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政治引导、思想教育等功能，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赋能算法推荐，使其保证价值正当性。一是能够对算法推荐的设计者和把关者进行引导教育，对其价值观念进行有效纠偏，在“算法生产”阶段就进行有效干预。二是能够对平台媒体进行价值引领和有效约束。随着算法推荐技术的迅速崛起，平台媒体在信息生产分发和信息能见度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对平台媒体加以引导约束是保障算法推荐价值正当性的应有之义。三是能够为用户提供引导教育，帮助提升用户的算法素养，增强自身判断力而不被算法所“驯化”。

二、算法推荐场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

（一）“资本逻辑”：消解思想政治教育主导地位

在算法推荐场域，在算法个性化推荐的影响下，传统的信息传播空间发生了变化，传递信息的渠道几乎被算法所主导，个性化推荐已经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方式。但随着信息传播方式逐渐由大众化向个体化转变，平台媒体放任算法过滤信息，加之传统把关人权威旁落，为增加用户粘度算法不断倡导“流量至上”“受众本位”，遵循资本逻辑，源源不断地为用户推荐其“感兴趣的内容”而非“应关注的内容”。一方面，算法推荐裹挟资本逻辑压缩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传播空间。在传统的信息传播过程中，主流媒体往往拥有最新、最优质的信息资源，控制着社会中最重要的信息渠道，进而有利于实现主流价值理念的最大可见度和感知度；而算法带来的个性化推荐改变了这种信息传播的形式，由自上而下式的信息传播模式转变为网络空间中交互式的传播模式，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用户的个性化信息需求，也使得平台媒体逐渐取代传统主流媒体成为重要的信息生产与传播的“中转站”，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传播空间显而易见地被压缩。另一方面，算法推荐裹挟资本逻辑侵占思想政治教育的权威话语阵地。“资本主体的算法权力是算法经济时代资本权力的新形式，是资本增值逻辑的权力工具。”［7］资本逐利本性和算法推荐技术的双重作用使得信息的开发与传递从主流价值导向转变为受众导向，并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网络空间的“注意力博弈”。与此同时，从表面上看受众的个性化需求得到了满足，实现了对信息的“自由选择”，但实际上受众也在被迎合的过程中被限制在算法为其打造的数据框架内，“奶头乐”的快感很容易使其产生信息成瘾，使受众被迫消耗时间与注意力。在此情形下，由传统主流媒体构建的权威话语阵地被算法推荐侵占，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内容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

（二）“注意力博弈”：削弱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引领

算法场域中信息的个性化传递使得用户的注意力成为一种人人抢夺的稀缺资源，而信息的多元化爆炸式生产及其在网络空间的无障碍流通也使得用户的注意力呈现出分散化甚至匮乏的现象。在资本逻辑和流量逻辑的双重驱使下，为了争夺受众有限的注意力，各平台媒体不断借助算法推荐生产和推送用户感兴趣的信息以迎合受众。而随着信息无穷尽的生产与用户有限的注意力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这种“注意力博弈”只会变得越来越激烈，长此以往，用户注意力被各平台媒体所控制，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引领则面临被削弱的风险。一方面，“注意力博弈”削弱受众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知。“在视觉文化时代，个体通过视觉幻象的诱导而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视觉文化意识形态的质询和征召。”［8］平台媒体借助算法推荐获得用户注意力、抓取流量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实现其“价值扩张”，为其自身对注意力市场的操控和算法推荐技术披上了合理性的外衣。与此同时，平台媒体间的“注意力博弈”也弱化了用户的价值自主性，用户被各种信息推送包围，其价值认知和价值选择在博弈中被算法权力介入引导，长此以往，用户深度思考的意识和辨别能力被弱化，进而削弱受众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认知和价值选择。另一方面，“注意力博弈”削弱受众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同感。“注意力博弈”的背后实际上是价值观之间的博弈，为了谋取关注，各平台媒体会尽全力采取各种方式博取眼球，加之算法黑箱的存在为“注意力博弈”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甚至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价值渗透和文化输出的隐身衣，这不仅恶化了主流思想价值的传播环境，还阻碍了主流共识的凝聚，造成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引领的失效。

（三）“信息茧房”：阻滞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播

美国学者桑斯坦认为，“信息茧房”是指“我们只听我们选择的东西和愉悦我们的东西的通讯领域”［9］。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不断发展升级，算法推荐技术变得越来越精准智能，能够最大限度地对用户的喜好进行预估，从而实现“投其所好”，但这也加剧了个体认知的窄化和群体圈层的崛起，并使得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递“入圈”和“破圈”困难。从微观层面看，算法推荐使得个体被包裹进舒适的“蝉蛹”之中，形成信息闭环，突出表现为认知窄化。算法根据用户兴趣选择的惯性而提供的个性化推荐服务在满足用户个性需求的同时，也让用户的注意力被限制在既定的信息框架之内，久而久之人们每天生活在自己的“回音室”中，如此一来不仅易导致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僵化，还会带来较大的认知偏差和窄化。从宏观层面看，算法推荐将群体分割为各个信息圈群，圈与圈之间相互排斥，突出表现为“观念隔离”。在这些信息圈群中，同质性的群体文化和排他性的圈群隔阂同时存在，根据同质性内容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与思想政治教育主流信息高度一致的红色圈群，二是与思想政治教育主流信息相对立的黑色圈群，三是以娱乐性文化为主要内容的灰色圈群。但无论是哪一类圈群，各圈群之间交流较少，相互割裂，“圈内火热，圈外冷漠”的现象已成既定事实，长此以往极易导致群体极化现象并冲击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认同和共识凝聚。综上，由于“信息茧房”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被阻滞在“圈外”，甚至面临被“埋没”和“边缘化”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