纾解群体性的教育焦虑何以可能：基于价值论视角的省思

［摘 要］ 作为客观事实的教育焦虑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影响程度，但现代社会赋予了教育焦虑全新的意义，使得它成为具有群体性、结构性的教育体验。从认识论角度来看，教育焦虑的实质在于被功利主义思想所引发的教育价值错位与偏移，具体表征在价值、内容和过程等方面，最终导致教育的非人格化。纾解教育焦虑的关键在于以“存在的勇气”直面教育焦虑本身，在与焦虑共存的同时坚守教育的育人本位，在健全的教育关系中重建人的本体性安全，从而将教育焦虑转化为促进个体成长的不竭动力。

［关键词］ 教育焦虑；教育价值；主体性；功利主义；价值论

［中图分类号］  G4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5843（2024）02-0029-07

［DOI］  10.13980/j.cnki.xdjykx.2024.02.005

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作为客观事实的教育焦虑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影响程度，每个时代都可以被称作“教育焦虑的时代”。但现代社会赋予了教育焦虑全新的时代内涵，深刻改变了教育焦虑的再生产方式，使得教育焦虑传播的范围和影响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教育焦虑现象不仅加剧了人们的不安全感，更构成了人们对现代生活的最直观体验，在加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教育焦虑早已不局限于个别的、偶发性、模糊性的主观感受，而是成为群体性、弥散性、结构性的教育体验。为什么教育焦虑会普遍发生？教育焦虑如何从个体化的情绪上升为群体性的症候？理解教育焦虑现象的形成和演变机理，需要将它置于特定的历史、文化、现实境构中，把握教育焦虑作为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本质规定性，从而寻找内在超越的可能。

一、价值论视角下教育焦虑的本质探寻

生活在不安定的社会之中已成为当代人的共同命运，焦虑弥漫在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正如迈瑞·鲁蒂所言，“如果说有一种不好的感觉似乎抓住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本质，那就是焦虑，它似乎浸透了我们呼吸的空气”［1］。“焦虑”一词就足以概括当代人生活的实质，每一个个体都被各种各样的焦虑包围着，如容貌焦虑、年龄焦虑、婚恋焦虑、教育焦虑、阶层焦虑等，一种焦虑的背后往往是多种焦虑的共同强化，因而，焦虑已嵌入社会结构并成为当代社会的独特景观。其中，教育无疑占据着人们生存焦虑的焦点，它是当代人生存焦虑在教育领域的扩散，这种扩散又进一步放大了人们的生存焦虑。在这种双向互构的过程中，教育焦虑真正成为人们对教育意义、教育价值的焦虑，且以不可阻挡之势超越了个体的边界，成为群体乃至类意义上的共同情绪体验。时至今日，“为教育而焦虑”已被合理化为一种主流的生活方式，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往往难以摆脱教育焦虑的阴影，就在于它不仅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当代人共同建构的现代性体验。

从概念来看，教育焦虑是由“教育”和“焦虑”合成而来，是焦虑在教育领域的特殊形态，但它相较于一般意义上焦虑的特殊性在于，教育活动是有目的有意识地以人的发展为中心，因此教育焦虑既有作为存在的人的焦虑，又有教育活动的特性，它源于教育作为一项培养人的活动的不确定性。正如罗洛·梅所言，焦虑是“因为某种价值受到威胁时所引发的不安，而这个价值则被个人视为是他存在的根本”［2］，焦虑体验是模糊且无特定对象的，常伴随着不确定性和无助感。人之所以焦虑，就在于人是一种会进行评价的动物，会根据象征和意义来解释他的生活世界，并将这些与他作为一个自我的存在等同起来的存在［3］。人的特殊性就在于，人不仅能存在，还能追问存在的意义，意义则体现为客体价值在主体的呈现，价值的缺失或价值的无意义状态会导致焦虑体验的发生，因而它在根本上是一个价值哲学命题。焦虑发生在主客体的相互嵌入结构中，是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却无法“得其所得”而追问正当性的情绪体验，是个体在求真、向善、趋美失效之后的深刻体验［4］。从时间结构上来看，焦虑往往发生在变动不居的过渡时代，当每一个个体都面临着急遽变革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时，焦虑才能以不可阻挡之势冲破私域的边界，成为一种弥散的社会情绪。当下的人们之所以为教育而焦虑，就在于教育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价值期许，教育焦虑则是教育价值观偏离的标志，即教育的价值理性被工具理性所裹挟，它威胁着教育最根本的育人价值，让教育陷入由过度竞争所引发的内卷状态，把人视作实现特定目的的工具。但同时，教育焦虑也是教育价值遭遇危机的信号，反映出教育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焦虑在为人们带来痛苦体验的同时也唤醒了他们对教育真善美的本真追求，促使他们思索教育之于个体的社会和精神意义，从而回到教育的原点去审视人的存在这一终极命题，向着更高层次的真善美趋近。

总之，教育焦虑就是人在教育活动中由于教育活动的不确定性所引发的对于未来的担忧、不安、紧张等情绪体验。教育焦虑的发生需要满足以下3个条件。首先，教育许诺的未来是充满不确定性且有着潜在威胁的可能。引发焦虑情绪的，不是我们正在经历的当下，而是教育通向的难以预料的、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其次，自我对于教育是满怀憧憬的。只有对教育的结果心怀期待且认定结果可能对自己造成一定威胁时，个体才会感知到教育焦虑，在那些渴望通过教育来实现某种目标的人身上，教育焦虑更为凸显。最后，自我对于如何应对这种后果是茫然无措的。当教育活动的不确定性转化为威胁时，自身难以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应对，随之而来的则是深深的无力感和无助感。与教育焦虑对应的是自我在教育活动中对不确定因素所造成的威胁的感知与抵抗。这种抵抗之所以可能，就在于人在参与教育活动时总会产生既期望又失望的矛盾心理，教育许诺的美好未来与现实之间形成了某种冲突，使得个体在教育活动中永远处于一种不安定状态。但未来的不确定性在威胁自我存在价值的同时，也给当下的人留下了渺小的希望，正是这种希望的存在，使得人始终保持着对教育的笃定与信心，赋予教育永恒和无限的意义，在饱受心灵煎熬的同时又坚定不移地投入教育活动中，在教育活动中实现“人的创造”，通过教育来实现自身的价值。

简言之，教育焦虑是一个与价值相关的认识和实践议题。每一个个体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感知和体验着教育活动的存在，并以概念、话语和逻辑把握着这种存在，且以追问的方式反思、批判和预设“存在”的意义，进而转化为实践的动力。因此，我们不仅要用理论论证整体性、类性的教育焦虑产生和存续的正当性，更要揭示其治理和超越的可能向度。

二、教育焦虑产生的根源

从价值论意义上看，功利主义教育观是教育焦虑产生的思想根源。社会意义上的功利主义包括急功近利、唯利是图、享乐拜金等取向，泛化在教育领域就表征为功利主义教育观，它是一种教育价值取向的偏离和错位。功利主义教育观隐藏在教育思想、制度和实践中，实则是把教育的工具理性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致使人们的观念和行为偏离教育的规律、忽视育人的本质，功利主义教育观引发了教育焦虑［5］。

（一）功利主义教育观的产生

功利主义教育观是历史的产物，是功利主义思想在教育领域中的呈现，且它一旦出现就会在特定时期内持续存在。中国教育史上不乏功利主义观念的存在，在科举时代，受教育水平是决定个体收入和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因此教育就成为个人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承载了过多的外在价值。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高学历人才都可以被分配到体制内，成为“吃皇粮”的国家干部，更是强化了教育与个体命运之间的线性逻辑。进入市场经济时代，高素质人才的稀缺使得教育有着较高的回报率，教育受到人们追捧的原因就在于它赋予人们实现特定目标的可能，因此是否“有用”就成为衡量教育价值的尺度（它通常外显为具体可操作性的量化指标），这实际是把教育的工具性价值凌驾于本体价值之上。

功利主义教育观是功利主义思想在教育领域的表现。作为社会子系统的教育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在传统的教育视阈里，教育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培养人来为社会服务，它在社会与人之间起着纽带、中介的作用［6］。当代社会的泛功利化思想无疑影响着人们对于教育的理解。一种思想之所以能广泛传播，就在于它迎合了部分人的需要，为其行为提供了正当依据，功利主义的存在合理性就在于它肯定了人性是自利的，其主张的趋利避害、通过个人经验来判断行为好坏与人们的日常经验有着一定的适切性，使得功利主义在现代社会迅速扩展开来。当然，功利主义的这些倾向看似合理，实则是放大了人的自私自利，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把自发追求个人的现实利益看作是应当追求的价值目标，把“实然”看作“应然”，把个体的行为理解为群体的行为。现代社会价值体系的变动也是引发功利主义思想的源头，在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原有的价值体系崩坏、新的价值体系尚未确立，从而出现了价值的真空期，具体表现为价值取向的多元。各种价值取向的涌现和争鸣，表明这是一个充满希望和焦虑的时代，价值的多元并未给人带来真正的自由，虽然看似为人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但却让人陷入对特定价值的盲目追求之中，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对物质的追求。在现代社会，与物质条件极大丰富对应的是人的物欲膨胀，人们陷入了对金钱的盲目崇拜之中。这种唯利是图的思想反映在教育领域，就表现为教育与金钱挂钩，成为获得物质利益的手段，如把学习是否有助于考得高分、获取证书、找到好工作看作最重要的因素，过于突出教育的工具价值。要不是教育意味着更多的金钱，或更大的支配人的权利或更高的社会地位，或至少一份稳当而体面的工作，那么费心获得教育的人便会寥寥无几了［7］。

功利主义教育观的背后实则是当代人的生存焦虑，在生存处境难以改善的前提下，人们不得不把一些不切实际的希望寄托在教育身上，使得人们的教育观念与行为都带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功利主义教育观是特定时期的产物，对应着教育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阶段，优质教育资源的不足与人们对教育资源供给的高期待之间的固有矛盾是功利主义教育观产生的事实前提，功利主义教育观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不平衡关系，加剧了人们的教育焦虑。

（二）功利主义教育观影响下的教育焦虑

为什么当下的人们对教育如此焦虑？其原因就在于教育承载的价值面临着功利主义思想的侵扰。在此背景下，“一切教育活动都与物质奖赏制度建立了联系，一切教育活动背后都存在一套量化的评价体系”［8］，教育领域已沦为以争夺更多绩效为导向的“功绩竞技场”，教育焦虑就在这种功绩竞争中不断累积并放大。

首先，功利主义教育观引发教育价值的焦虑。所谓教育价值，就是作为客体的教育现象的属性与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人的需要之间的一种特定关系，对这种关系产生的不同认识和评价就构成了人们的教育价值观。知识的价值表现为功利价值、认知价值和发展价值三方面，前者突出了教育作为目的和手段的意义，后两者则突出教育对社会的意义［9］。也就是说，教育自身就包含了本体价值和工具价值两方面，前者强调非功利性的个体发展，如知识增长、素质提升等，后者强调目的导向，如教育促进阶层流动、实现个人利益等。在科学、理性的主导下，教育的工具价值得到了追捧，它所强调的把教育资源效用最大化的原则使得教育成为满足大多数人功利价值的手段，教育培养的是劳动力，把人作为资源来开发，使人的价值被物化。科学和理性的过度膨胀，使得教育被外界力量所主导，只能迎合工具理性的要求，正因如此，这种教育只能培养作为工具而非主体性的人。不可否认，在生存论层面的教育确有其功利功能，功利性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教育主体摆脱物质和生存的困境，但过于强调教育的工具价值而忽视教育对人格塑造的独特价值，从而把教育的功能窄化为谋生，这是一种低等次的教育需求。人不但能通过教育来实现自身知识、技能的增长并获得外在物，还能通过教育来丰富精神世界，追求更高的发展境界，而这无疑是人的高级需要。当这种需要被遮蔽时，教育也就沦为了单纯的职业标签，教育实践也就被外在的功利目标所裹挟了。在功利主义观念下，教育被剥离了神圣的光环，被物化为文凭的符号，人失去了在教育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而这正是教育使人成为人的前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