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前提性追问与哲学反思

［摘 要］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前提是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数据化，但并不是所有思想政治教育信息都可以数据化，其中人的“思想”动态是难以数据化的。无论教育者收集多少教育对象的行为数据信息，都难以通过相关关系，还原出人的思想动态，这就决定了数字技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转变是有限的。目前，学界关于数字技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实现精准化、个性化服务的提法，还需商榷。因此，要对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逻辑前提和数字化转型之“变”进行哲学反思，防范数字化转型中出现的数据误导、关系异化和算法失算等风险隐患，从而为探寻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路径提供理论借鉴。基于此，思想政治教育运用数字技术进行预测，只能是预见，而不是预报；只能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参考价值，而不具有替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决策价值。所以，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只是方法与技能的转型，而不是全方位、全过程、全要素的转型。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因果与相关；思想与行为；前提性追问

［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24）05-0081-07

［DOI］10.13980/j.cnki.xdjykx.2024.05.012

进入21世纪以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并迅速融入我国社会生活的各领域。“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1］，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就成为新时代的重大课题。

当前，国内从整体层面探讨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明确“‘转什么’‘如何转’‘谁来转’和‘转去哪’等现实问题，为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目标的落地提供可循的行动方案”［2］。但是只有行动方案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来支撑，而“‘人的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必须深思的前提性追问”［3］。可是很少有学者对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前提性问题展开哲学追问。鉴于此，我们立足因果关系与相关关系的本质区别，从思想与行为这一特殊因果关系入手，对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前提性问题展开哲学追问，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理论借鉴。

一、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逻辑前提

当前，学界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建立在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化基础之上的，只有将不同主体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信息集成为相应的可度量的数字、数据，才能奠定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坚实基础，也才谈得上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4］，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的思想与行为这一思想政治教育关键信息能否实现数据化。虽然有学者指出人的思想“不可能也无法完全转向数字化形态”［5］，但是这一观点依然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较少有学者对这一关键问题展开哲学反思与追问。至于数字技术是如何以数据为核心、以强算力为基础绘制“精准画像”，并精准发现人的思想动态，学界则往往是语焉不详。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必须回答这一前提性问题，并在理论上予以阐明，不能淡化或模糊处理，或者把它作为一个不言自明的逻辑前提来使用。

（一）人的思想可以数据化吗？

数字化是一种知识信息的表达与处理方式，是知识信息应用的自动化与计算机化。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就是利用不断发展的数据分析技术，解读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采集到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尤其是教育对象的相关数据信息，并加以研究利用，转化为虚拟的可用数据，从而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发展。知识信息是数字化、数据化的基础，没有知识信息，就没有数据化，就根本谈不上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但是，人的思想不是一种单一的知识形态。

人的思想是影响人的行为的主要因素，一直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的重点。但人的“思想”的复杂性，“给学界对‘思想’的理论研究以及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过程中把握人的‘思想’动态带来了实质性的难题”［6］。那么，数字技术对把握人的“思想”是否能够有所突破呢？我们认为，虽然数字技术对把握人的“思想”提供了一定的帮助，但数字技术没有改变人的“思想”不是单一的知识形态这一现状。

在西方哲学中，苏格拉底最早提出，“美德即知识”，并强调知性知识对人的行为的决定作用。他赋予道德价值以客观确定性与普遍规范性。他对知识和逻辑推理信心十足，以至于可以包治百病。他把他的方法运用到一切人类问题上，尤其是道德领域，试图给行为找出一个科学合理的基础，推翻当时一部分人认为行为的准则是不可推究的东西、只能服从的观点。苏格拉底主张，知识能最好地支配人的行为，是道德的根基。“苏格拉底的理性主义道德哲学，就是一种知识道德论。”［7］但是苏格拉底提出的“美德即知识”的命题，却遭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反对，他提出过两点重要的批评。

第一，批评苏格拉底把美德概括为理性知识，否定经验因素。亚里士多德指出，伦理学并非纯理论知识，而是一门实践性科学。美德是知识，同时也是行为。其中，“理智德性主要通过教导而发生和发展，所以需要经验和时间。道德德性则通过习惯养成”［8］。我们不仅要知道什么是正义和勇敢，更重要的是要使我们成为一个正义的人，勇敢的人。要做一个正义勇敢的人，只知道什么是正义和勇敢还不够，而是要知道并能够做到。在理论上，苏格拉底过于强调知，认为只要知道，就能做到。这样就出现了苏格拉底的“道德悖论”，即如果一个人做不正义的事情，他比那些不知道正义，而做不正义事情的人，是好还是更坏？可见，只有知并不一定带来相应的行。

第二，批评苏格拉底的知识美德论否认了人的情感的作用。苏格拉底指出，理性是灵魂的本性，美德是纯粹的理性知识，他忽视了情感、意志的影响。虽然理性知识是影响人的行为的重要因素，但是人的意志和情感也是形成道德品质和情操的重要因素。正当的欲望、坚韧的意志、良好的习惯、刚毅的性格、高尚的情感、审美的激情等都能够陶冶人的美德。

此后，在道德领域关于“知识道德论”与“情感道德论”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到了现代，“现代道德哲学以一种平静的启示语调而肇始。据说迄今为止的道德哲学家们未能令人满意地回答他们自己提出的问题，因为他们自己并没有弄清楚这些问题”［9］。在当代哲学的争论中，无论是知识道德论，还是情感道德论，都把决定人的态度的必然性归结到道德概念的性质上，而没有归结到社会历史上。他们像萨特一样都诉诸道德概念，把道德绝对化。但“这是不正确的，道德概念本身有其历史”［10］。因此，在伦理学界，很难再把道德单纯的知识化或逻辑化，更多的是倾向于把道德看成实践智慧。“实践是一，理论是多，一种实践必定牵涉多种理论。”［11］

虽然思想政治教育学中人的“思想”比伦理学中“道德”的内涵要宽泛得多，但是伦理学中关于道德的认识，对思想政治教育学关于人的“思想”认识有更大的启发意义。人的思想是“制约人的行为的各种精神因素的总和”［12］。虽然在人的思想中理性认识是主要的，但是它仍然还包含人的情感、意志、审美等非理性因素。至于在人的行为中，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之间是如何运转并决定人的行为的，至今依然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中的盲点。因此，数字技术的引入并没有改变人的“思想”的内涵与形态，人的思想没有因为数字技术的到来而成为一种知识，并可以数据化。

（二）数字技术能运用人的行为数据还原出人的“思想”动态吗？

既然人的“思想”难以实现数据化，那么，我们是否可以通过获取海量人的行为数据信息，并运用云计算等智能手段，还原出人的“思想”动态呢？我们认为，这取决于以下两个前提条件：思想与行为及相关与因果之间的关系。

第一，思想与行为可以相互还原吗？当前，学界普遍认为：“人的思想和行为在很多时候是一致或基本一致的，因而可以通过人的思想预知其行为，也可以通过人的行为分析其思想。”［13］基于此，我们通过掌握海量的人的行为数据信息可以分析人的思想。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现实生活中，思想与行为经常不一致，表现为知行脱节、表里不一。知行不一是人的思想认知问题，还是另有其因呢？人有两种思维活动，即认知和筹划。“认知是为了弄清对象本身究竟是什么样子，筹划是为了弄清如何才能利用各种条件做成某件事情。”［14］如果理论是知，所做的内容无论是事实的内容，还是价值的内容，都必然表现为同质的逻辑体系。实践是行，无论是道德实践，还是其他实践，都表现为实体与实体之间的关联。这种关联不是同质的逻辑属性之间的关联，而是实体所包含的所有异质属性之间的关联。所以，理论的知是逻辑同质的，而实践的行是异质的。任何成功的实践，都要借鉴各种逻辑异质，而实存同质的知。所以知行合一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实践证明，一定的思想品德认知是在一定的情境下情感、信念、意志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换言之，人的思想只是影响人的行为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二者之间是一种异质性的、特殊的因果关系。因此，从人的行为信息出发难以还原出人的思想。

第二，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之间可以相互推导吗？近年来，随着大数据的出现，大数据中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已成为哲学界关注的重点。目前，学界对于这一问题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从相关关系中可以推导出因果关系。“大数据长于分析相关关系，而非因果关系。但这可能是一个伪命题。如何从相关关系中推断出因果关系，才是大数据真正问题所在。”［15］另一观点认为，从相关关系中难以推导出因果关系。“若要找出相关关系，我们可以用数学方法，但如果是因果关系的话，这却是行不通的。”［16］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因果性和相关性问题的澄清”［17］。

因果关系是人类理性行为活动的重要依据。在古希腊，哲学智慧就是关于原因的科学，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就是探究事物发展的根源或原因。但是最初关注的是原因，而不是因果之间的联系。休谟是较早意识到因果之间内在联系的学者，但是他认为那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此，在经验主义的研究路径中，他只能建立起因果之间的时序关联。休谟的经验主义研究路径，最终把因果关系导向了概率的量化研究。之后，康德试图从先验主义的研究路径来突破这一问题，他把因果关系从“自然的”转向“理性的”。但是这一先验主义的解决路径只是把因果关系推给了先验问题。康德的先验主义研究路径，最终把因果关系引向逻辑之路。在穆勒后，因果研究出现科学与哲学的分野。自穆勒起，经罗素、赖辛巴赫、卡尔纳普等人努力，作为逻辑归纳的基础因果关系，被逐渐纳入逻辑研究。这一研究路径遭到或然性的挑战，到波普后走向了“大胆的猜测”，因而被质疑为凭直觉臆想出来的关系。另一条研究路径是计量经济学、统计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量化研究。“量化后的因果关系蜕变为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大数据中物数据化的过程，同时是因果关系量化为相关关系的过程。”［18］因果关系的量化研究路径为从相关关系推导出因果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

但人的“思想”毕竟不是“物”，“物”可以数据化，而人的“思想”难以数据化。“社会学中的因果关系不应该用过于机械的方式去理解。人们所持的态度及其行为的主观原因，也属于社会生活中各种变量之间关系的因果因素。如果我们要获得有关个人如何解释其所处世界的那种深层理解，就得有质性研究。”［19］

总之，虽然数字技术的出现改变了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之间的性质，但是能否从相关关系中推导出因果关系依然还是学术界争论的话题。即使因果关系的量化有助于从相关关系中推导出因果关系，但是我们依然能够确定，由于人的“思想”不是“物”，它难以实现数据化，所以数字技术的出现并不能让我们从海量的人的行为数据信息中还原出人的思想动态。

二、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之“变”的哲学反思

人类步入数字化时代，数字化转型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数字化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否已成为一种社会事实，是我们首先要思考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转型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结构的分化与调整，生成思想政治教育新形态。这种新形态，包括新理念、新格局、新结构、新功能、新条件、新运动、新类型、新特征和新要求，不断满足社会和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新价值。”［20］但是数字技术果真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发生了这么多新变化吗？这需要我们予以仔细甄别。

（一）数字技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精准化、个性化之“变”

数字技术可以帮助人们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准确地预测人的行为趋向。因此，“数字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以数据为核心、以强算力为基础，精准发现‘个体思想意识和社会意识形态运行规律’，揭示个体思想行为变化轨迹，绘制‘精准画像’，进而实现个性化、精准化教育”［21］。但是我们认为，数字技术难以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实现精准化与个性化，原因在于教育者通过数字技术预测人的思想动态存在较大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