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范式·路径：“数智”赋能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数字变革研究

［摘 要］“数智”技术全方位、多维度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促进其时代话语、政策话语、话语权利向“交互式启发”“介入建构”和“多元共治”模式转向，使得其治理方式、治理逻辑、治理结构、治理立场与治理过程向“数据理性型”“事前预防型”“并联扁平型”“多元动态型”“精准靶向型”变革。“数智”话语情境的普遍应用也加速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数智化演进，开创了具有战略治理、数据治理、智能治理、文化治理和生态治理等多元角度的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现代化创新路径。此路径有助于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活力，从而不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治理效能。

［关键词］数智赋能；思想政治教育；多元共治；数字化转型；治理逻辑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24）05-0088-07

［DOI］10.13980/j.cnki.xdjykx.2024.05.013

在当下，以云计算、人工智能、VR等现代信息技术为引领的“数智”时代，推动了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加速了我国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承担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要使命，其重要性需要随着时代变化而进一步得到重视，进而由信息化治理向数字化和智能化升级的思路转变。然而在现有研究中对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等概念的运用较为混乱。如有学者提出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人工智能的作用是以大数据来挖掘和把握人的思想动态和变化规律，从而提升教育的个性化、精准化和针对性［1］。这一界定认为人工智能的作用主要是对数据的挖掘和处理，依然处于“信息化”阶段。但是，这并未达到以终端设备能够自主分析和自主处理为标志的“智能化”阶段。也有学者指出在教学过程中，人工智能可以实现对数据样本的全面搜集和多维分析，以供教师通过数据变化观察学生的思想与行为状况，助力课堂教学，从而为思想政治教育赋能［2］。在这一界定中，人工智能依然没有达到“智能化”阶段，而是停留在将以数据作为资源进行利用为标志的“数字化”阶段。此外，现有研究中经常出现以“大数据”笼统替代“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等不同概念，对以上概念的界定并不清晰。结合目前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发展现状，将“信息化”“数字化”与“智能化”相融合，即用“数智化”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则更为贴切，不仅可以促进数字化阶段的充分发展，深度挖掘其数据价值，而且可以促使日趋成熟的数字化逐渐向智能化转型升级，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

一、“数智”助推思想政治教育治理话语转向

话语是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的重要元素，也是建构主客体关系的必要中介。“数智”时代的到来，技术的发展促使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时代话语、政策话语和话语权利都发生转向。

（一）时代话语：从“单向式灌输话语”转向“交互式启发话语”

随着计算机、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的快速发展，一场全新的数智革命正席卷而来，对各行各业都产生了颠覆性影响。在思想政治教育治理方面，最显著的影响之一是“数智”革命引起的时代话语由“单向式灌输话语”向“交互式启发话语”的转换。科技的发展，使得远程教育、多媒体等技术更深入地影响着教学。注重个性、注重交互、注重学生主体作用的发挥成为现代教育发展的重要特点［3］。传统思想政治治理中的主客体关系往往呈现出单子式特征，即教师采取单一的灌输模式，以权威的话语向学生灌输既有的社会规范或价值体系，忽视了学生的主体性。学界也将这种单通道、权威式的传递知识的方式称为“驯化教育”。在“数智”时代，海量信息裹挟着学生，学生兼具信息接收者和传播者的双重身份。互联网同时也赋予了学生更强的自主权，他们可以自由地进入网络话语空间，不再依靠教师单向输入。教师的权威话语在很大程度上遭遇以娱乐化、碎片化、戏谑化为主要风格的网络话语解构。这种多通道、交互式的启发诱导方式也被学界称为“解放教育”。巴西著名教育家保罗·弗莱雷曾说过，在驯化教育中，教育工作者总是作为受教育者的教育者，而在解放教育的实践中，教育工作者作为受教育者的教育者必须“死去”，以便作为受教育者的受教育者重新“诞生”［4］。“数智”时代的发展，也正是促使教育从“单向式灌输话语”的驯化教育实践向“交互式启发话语”的解放教育实践发展的过程，教育活动需要靠教师与学生的双向对话、启发、理解和沟通来建构完成。

（二）政策话语：从“意义阐释”转向“介入建构”

“意义阐释”理论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翻译家及理论家达尼卡·塞莱斯柯维奇教授及其释意理论继承人勒代雷所提出。他们主要认为阐释的过程可以从理解、去词汇化和再表达3个阶段来完成［5］。这也是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政策话语的主要表达方式，即侧重对政策性文件意义的阐释，但不利于教育主体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发挥。随着“数智”时代到来，我国制定了大量相关的政策性文件以引领和促进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更加重视人工智能、互联网以及大数据等技术手段的运用，不断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6］。对教育信息化建设来讲，2021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教育管理信息化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要利用信息技术提升教育管理的智能化水平，优化教育信息供给模式，提升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2年教育部印发的《绿色低碳发展国民教育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再次要求要加快推进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在校园建设、教学、后勤等方面的实践应用，助推高校向智能化与动态化转型升级。从这些政策性文件可以看出，我国正在逐步构建以科技赋能为核心的智慧教学，进而促进数字中国建设。

（三）话语权利：从“一元权威”转向“多元共治”

互联网、物联网等现代技术的快速发展极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理念，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信息获取方式。在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教师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具有掌握教育信息的“一元权威”，即教师作为信息的权威者决定教育内容，教师给什么学生学什么，学生被动接受。在“数智”时代，“00后”正在成为主力人群，他们呈现出典型的“Z时代”特征以及对“主权”的呼吁，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治理方式已难以满足学生需求，这种数字时代的变革也促使知识传递模式发生变化。美国杰出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将这种变化称为“三喻文化”，即后喻文化、同喻文化、前喻文化。后喻文化是传统的知识传递模式，年长者向年幼者传授；同喻文化是同代人相互学习文化；前喻文化是年幼者向年长者传授文化［7］。同喻文化和前喻文化相互叠加的知识传递模式正是当前“数智”时代所呈现出的典型知识传递模式。教师的“一元权威”将转化为教师与网络分享的多元权威，转化为教师与学生同构的共治过程，只有这样才能与学生平等对话、交流。这种“一元权威”向“多元共治”转向的过程，并不意味着教师丧失话语主动权，而是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性，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模式。

二、“数智”驱动思想政治教育治理范式变革

“数智”时代，人们的一言一行都在生产着数据，人们随时随地也在保存和使用着数据，一场无声息的“数据革命”正在改变着人类的生存方式。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亦然，这场“数据革命”使思想政治教育治理方式、逻辑、结构、场域、效能都经历着系统性变革。

（一）治理方式：从“文本经验型”向“数据理性型”变革

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理念的变化主要呈现为传统理念向“数字化”“智能化”的治理转变。传统思想的政治教育治理中主要依靠人工方法对思想政治教育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加工和利用，注重实体资料，治理过程则主要依靠经验来判断，方法比较单一。随着计算机的普及，教育资源从传统的纸质记录向磁光电记录的“数字态”转变，教育形态从单一的师生交流向信息技术参与交流转换，教育资源信息处理更高效、检索更便捷、开发利用方式更多元，逐步向“智能化”推进。“数据革命”催生下的数据膨胀、数据共享的潜力超乎我们的想象。这也使得数据日益成为核心资源和战略资源，成为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升的关键要素。信息技术带来数据的迅猛增长，使得数据日益对经济发展的各环节和运行机制以及国家治理能力产生重要影响，成为国家重要战略资源［8］。数据驱动加速了信息生产方式和知识获取方式向“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以颗粒度存在的“数据态”信息不断生成，来源较广、类型多样、数量众多、变化多端的数据开始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新对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势不可挡地从教育资源建设、教育资源管理向数字资源开发、处理和利用方面延伸。借助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神经网络、关联分析等技术方法，对教育数据进行可视化、深度化开发，促进数据的信息关联与知识发展，从而更客观地展现思想政治教育治理过程中所需材料。

（二）治理逻辑：从“事后堵塞型”向“事前预防型”变革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往往是以结果为导向，在问题发生后教育者对教育对象进行批评、提出意见、堵塞漏洞、完善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体制机制。“数智”时代，大数据成为了解公众需求进而提升服务的利剑。基于大数据的数据资源经过清洗分析、超强算力、精准“画像”，更容易获得人与人、人与事物之间的联结网。对思想政治教育治理来讲，“数智”所带来的“最根本的变化是对人的思想意识、政治倾向的实时普遍分析成为可能，一旦可以采集人和周围万物的所有数据痕迹，记录、理解、预测人的思想意识变化就很可能成为现实，数据越丰富，预测能力就越强”［9］。大数据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所涉及的数据进行深度整合、信息比对和数据监测，对教育对象的思想动态和行为举止等进行研判，提前预测、及时预防、规避风险，从而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从传统的事后应急治理走向事前的预防式治理，推动治理关口前移。

（三）治理结构：从“串联垂直型”向“并联扁平型”变革

“数智”时代，教育工作者和受教育者的沟通和交流方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网状立体的沟通模式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从垂直科层制转向扁平化。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迭代演进，打通了数据壁垒、信息孤岛以及部门之间的藩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事务管理的机构变革和业务流程重塑，使层级限制的模式走向扁平化模式，从而形成信息交互、资源共享和纵横贯通的共享共治格局。在智慧社会的技术赋能下，发现事物间的并联特征已非难事，如果继续按串联模式设置体系则是低效的［10］。数字技术的广泛性和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包容性，赋予了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平等的话语权，学习者可以超越时空限制，通过网络享受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形成基于网络化的治理合力。在这种以数字平台建设、数据资源赋能突破层级边界的模式中，主体不仅仅是教师、党政管理人员、群团组织等，学生也参与治理，创造“群体智慧”，促进治理合力的有效形成。同时，“数智”时代带来资源的有效配置，重构了权力结构。在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由于知识占有、教育方式等不同，教育主体和受教育客体在权力上处于不平等地位。“数智”化所带来的信息自由和身份公平，打破了单一主义、等级制权力结构，使权力“让渡”给更多的参与者，推动了由等级式的“集权”变为参与式的“分权”，治理模式呈现平等发散式结构，形成良性互动的格局。

（四）治理场域：从“单一静态型”向“多元动态型”变革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大多是在物理空间下对教育对象进行治理。治理场景主要是与学生之间呈现的单一静态模式。随着数字赋能，学生对教育模式的需求已远远超越静态形式，这就需要“数智”创造出一个全新的数字世界。在这个互联互通的智慧网络世界，学生的日常活动、学习方式、社会关系逐步从线下转向线上，人机交互的网络世界成为教育的重要场域，这就要求教育的治理场域从线下转为线上线下相结合、治理空间从物理空间转向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相结合。新场景、新问题的出现也使得治理的复杂性不断增强。“教育治理中，教育问题的动态变化性和复杂性使得以往的教育静态治理感到举步维艰”［11］，如学生在新媒体社交平台、各种智能终端上的思想行为如何得到监管、疏导以及引领，数据安全与个人权力、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如何避免数据伪造、网络暴力等问题的随时出现。在这种随时处于动态变化的治理场域中如何精准掌握学生群体的网络行为，确保思想政治教育治理能够实现线上线下的多元动态治理，是思想政治教育治理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五）治理过程：从“粗糙泛化型”向“精准靶向型”变革

效能是评价治理能力不可或缺的指标，也是治理的追求目标。由于方式方法、教学手段等因素的限制，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很难全面而有针对性地收集、系统分析和获取教育对象的信息，呈现较为粗糙和泛化的现象。由于缺乏对海量信息进行精准化分析，高校的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较为简单泛化，还存在靠经验主义和大水漫灌的方式进行，难以对学生进行精准画像和分类引导［12］。“数智”时代，依托数据的精准性、细粒特质和数字技术的算法推动，以及智能分析等优势，可以对教育对象进行数据扩展，精准辨别思想政治教育治理过程中的重点、难点和盲点，靶向发力，提供精准对策，进而提升教育对象满意度和治理绩效。否则，对学生不甚了解，对学生不能差异区分，千人一面的模式注定是粗放而低效的［13］。纵观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现状，利用大数据赋能思想政治教育，推动“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已然成了一种势不可挡的趋势。国内部分高校也在积极推动践行，如中国人民大学高瓴人工智能学院建立了“基于大数据文科综合训练”的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探索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服务文科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