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型大学循证教学的演进历程、逻辑理路与价值跃迁
作者: 刘之远 王鹏 魏浩[摘 要]循证教学在美国研究型大学中经历了理论奠基、制度扩散、深度融合、持续创新的过程。这一过程遵循了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逻辑理路,呈现出一系列新的价值导向,包括从解决学习问题到构建教育愿景的转变,从标准化教学向激活学习自主权的过渡,从技术祛魅到利用数智技术赋能教学的革命,从单一、封闭向开放、共建学习生态的拓展。借鉴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经验,我国大学应以循证理念为引领,推动循证教学普及化;以循证技术为支撑,促进循证教学个性化;以循证协作为平台,实现循证教学常态化;以循证评价为契机,增强循证教学多样化。
[关键词]循证教学;价值导向;变革;研究型大学
[中图分类号]G649.3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24)05-0141-08
[DOI]10.13980/j.cnki.xdjykx.2024.05.021
一、问题的提出
如何提升教学质量并确保学生取得卓越的学习成效是各国高等教育改革共同面对的课题。我国作为高等教育大国,在推进教育现代化进程中也面临着如何有效转化研究成果为教学实践、构建科学严谨的基于证据的教学评估体系等挑战。值得关注的是,美国研究型大学在保持科研领先地位的同时引入和深化了循证教学理念(Evidence-Based Teaching, 简称EBT),实现了从依赖个体经验向证据驱动教学决策的转变[1]。循证教学依据科学化、体系化的证据与研究成果,运用数据导向的方法优化教学策略,旨在提升教学效果并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2]。国内现有研究不仅聚焦“循证”在高等教育治理结构优化、学科专业建设以及教育教学改革等方面的作用[3-4],还致力于构建完善的循证教学理论框架[5];还有学者探讨如何将循证教学应用于实际课堂教学情境,通过收集和分析教学数据指导教学决策[6]。循证教学受到广泛关注,但学界亦不乏批判之声,如有学者认为它是“美国教育标准化的产物”[7],强调其可能过于强调规范化操作流程而忽视教育的复杂性和多元性[8]。对循证教学的探究不应止于争鸣与反思,应深入挖掘其在全球高等教育教学实践中的革新动态与深层价值。通过对已有研究观点的整理,本文提出以下研究问题:美国研究型大学如何逐步接纳、推广并深化循证教学理念?这一演进历程遵循了何种逻辑?循证教学在美国研究型大学中的变革如何引发高等教育教学价值观念的重塑?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仅能揭示美国研究型大学循证教学的发展路径及未来走向,更可为我国高校在促进卓越教学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面提供有益借鉴。
二、美国研究型大学循证教学体系的演进历程
循证教学理念的兴起彰显了美国研究型大学对提升教学效能和学生学习成果的持续追求。循证教学在美国研究型大学中经历了从理论萌芽到实践深化,再到与新兴技术融合创新的过程。
(一)理论奠基:循证教学的早期探索与构建(1980—1990年)
20世纪80—90年代的美国研究型大学经历了一场教学理念上的深刻革新。受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多元理论的影响,教育学者们不仅深入批判传统的教学模式[9],而且尝试寻求更为科学化、精准化的教学决策机制,循证教学的理念应时而生。它主张将严谨的教育研究成果作为指导实践的依据,通过证据驱动的方式提升教学质量及学生学习效果。一方面,教育研究者借鉴医学领域的循证实践,采用元分析等高级统计方法,系统地整合并评估各类教学研究的数据资料;另一方面,布鲁姆(Bloom)提出的教育目标分类学不仅凸显了教学目标的具体性和可量化性,还推动了教育研究的标准化进程,为循证教学的早期探索奠定了基石[10]。此外,研究者们通过对比实验、案例研究等多种实证手段,探讨不同教学策略对学生学习成效的影响,积累了丰富的实证数据,这些数据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循证教学的理论体系,为其后续的发展和应用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在这一时期,研究型大学的教学改革开始显现出对循证教学的关注。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师发展中心、密歇根大学学习与教学研究中心等教师发展组织当中已经出现了专门针对提升教师循证教学能力的培训[11]。尽管这些初期尝试在规模和深度上尚存在局限性,但无疑为循证教学的系统化、制度化建设打下了基础。
(二)制度扩散:循证教学的推广与规范化(1990—2010年)
自20世纪90年代起,循证教学在美国研究型大学中开启了制度化进程。2001年《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确立了“循证”作为教育改革行动的纲领[12]。此后,众多研究型大学有意识地将循证教学的核心原则与策略系统地融入其教学政策中,或通过建立专门的教学改进机构来推动循证教学的有效普及与规范化操作。斯坦福大学、罗格斯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等纷纷设立“教师发展中心”“教学发展中心”“教学促进中心”等实体组织,通过对教学研究的深度挖掘和精细化的实践指导,有力地促进了循证教学在大学教学中的规范应用。与此同时,研究型大学开始重视教学评估体系的科学化与系统化。如密歇根大学学习与教学研究中心研发了一系列综合评价工具,将学生问卷反馈与教学同行评议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此外,政府层面也对循证教学的推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例如,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通过《美国创造机会在科技、教育、科学领域追求卓越》法案,为一批研究型大学提供资金支持,助力这些院校建立和完善基于证据的教学实践体系及教学发展项目[13]。然而,在循证教学推广和实践的过程中仍面临不少挑战,包括如何确保教师能够切实将循证教学的理念精准并有效地融入各自的教学实践中、如何在不同学科背景和多元文化环境下灵活运用并持续优化循证教学方法等。
(三)深度融合:循证教学与教育技术的协同演进(2010—2020年)
信息技术特别是在线教育平台、学习管理系统以及先进的学习分析工具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为循证教学与教育技术的深度融合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这一时期,以麻省理工学院为代表的顶尖研究型大学相继投入Open Course Ware、Coursera、EdX等平台,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实时捕获并深度解析海量学习数据,使得教师能够根据精准的学习行为分析结果灵活调整教学策略,实现对学生个性化需求的高度响应。卡内基梅隆大学研发的“西蒙系统”更是这一领域内的革新之作。该系统以其对赫伯特·西蒙(Herbert A.Simon)教授理念的传承及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有效应用,在学生学习行为数据分析方面表现卓越,极大地提升了循证教学的精确度与针对性[14],有力推动了教学实践从依赖经验的传统模式向基于数据驱动的现代模式的转型。这些先进技术的应用不仅显著提高了教学效率,而且让教学研究更为精细化与个性化。例如,通过深入剖析学生的学习数据,教师可以迅速识别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难点并及时优化教学方法以提升教学质量。在此期间,研究型大学不断尝试探索循证教学与教育技术的协同发展路径,构建融合智慧教育、个性化教学新范式。
(四)持续创新:循证教学面临的挑战与策略升级(2020年至今)
2020年以来,特别是在全球新冠疫情所带来的深刻影响下,美国研究型大学在应对复杂多变的院校治理体系、教育技术革新及公共卫生危机冲击时,对循证教学的深化应用提出了新的挑战与需求。一方面,在知识体系快速迭代和社会变革的洪流中,研究型大学如何确保将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融入线上线下的混合式教学实践之中,以适应疫情催生的学情变化;另一方面,教师群体在接纳和实施循证教学过程中展现出的能力差异在大规模开放教学背景下显得更加突出[15]。对此,一些高校采取了灵活的专业发展支持策略。例如:组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工作坊与研讨会,分享并推广最佳教学实践案例;构建适用于远程学习环境的在线平台,提供个性化的微课程资源,助力教师依据个人专业背景以及疫情期间的教学实际需求提升循证教学的综合素养;等等[16]。此外,开放教育时代也加速了跨学科合作的需求并进一步凸显了对多元文化教育理念的关注。为了有效弥合不同学科间教学方法的割裂,一些研究型大学在此期间积极筹建跨学科的教学研究中心,鼓励教师跨越学科边界开展交流与协作,借鉴和融合各学科的教学成功经验,共同探索以适应各类教学情境。综上所述,美国研究型大学在循证教学领域的演进可视为一个从理论建构、实践检验到技术深度融合与持续创新的历程。这一历程深刻地反映了教育价值观念从依赖传统经验向崇尚科学实证的转变。
三、美国研究型大学循证教学的逻辑理路
美国研究型大学循证教学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应用共同构建了一个系统化的教学逻辑框架。本文尝试从循证教学的本质与教育存在的本体论基础、知识构建和认知过程的认识论内涵、教学策略设计与实施路径的方法论应用3个层面探究循证教学的逻辑理路。
(一)本体论探微:循证教学的本质与教育存在
首先,循证教学倡导教师运用最佳研究证据指导教学实践,无论是课程设计、教学策略选择,还是学生学习成果评估,均需依托于经过验证的教育研究成果。在此过程中,循证教学展现了教学的客观现实即教学活动应具备可观察性、可测量性和可验证性,要求教师在实践中不断寻求并应用最优教育证据,以实现教学目标的最大化。在循证教学框架下,教学主体(教师)与客体(学生及教学内容)的关系被重新界定:教师由单向知识传递者转变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和促进者;学生则由被动的知识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知识建构者。这种主客体关系的转变赋予了教学过程以动态性,教师与学生共同参与知识的探索与建构,共同推进教育目标的实现。
其次,循证教学的内在逻辑在于对教师与学生互动过程进行科学化和系统化的构建,其核心理念是将这种互动性学习进程置于严谨有序的框架之中,通过主动寻求、搜集并客观评价“学习证据”[17],以深层次理解学生的学习历程,并以此为依据不断优化教学方法。一方面,实证研究使教师能够精准识别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进而设计出高效的教学活动,有力地推动学生认知能力的发展和社会适应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循证教学不仅重视教学内容的有效传递,更关注学生如何学习以及学习环境如何支持学习过程的优化。这种对教学本质深刻且全面的认识,赋予了循证教学卓越的适应性,使其在面对教育领域多样性和复杂性时,能为具有不同背景和需求的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支撑。在此过程中,教师既是运用实证研究指导教学的研究者,又是激发学生积极参与教学的引导者;而学生则由传统意义上的知识接受者转变为积极的教学参与者。
最后,在循证教学实践中,教学的客观现实被赋予新的意义。教学不再仅依赖于传统教学经验和直觉,而是转向对教学效果的科学评估和证据支持。这一转变不仅提升了教学实践的质量,也为教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实施循证教学要求教师在教学设计、实施和评估的每个环节中考虑证据的收集和应用[18]。通过基于证据的教学实践,教师能更准确地理解教学活动的效果,为学生提供更高质量的教学体验。循证教学还强调教学的公平性和包容性,要求教师在实践中考虑不同学生群体的特殊需求,确保所有学生都能从教学中受益。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当代社会,循证教学的理念不仅指导教育实践的改进,也影响着高等教育的政策制定和改革方向。
(二)认识论探寻:循证教学的知识构建与认知过程
循证教学展现了对知识构建与获取方式的深刻洞察。第一,知识构建被阐释为一个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涉及知识的生成、验证与应用。知识获取被界定为基于观察、实验与逻辑推理的科学探索,教学活动应以科学研究和数据为驱动力。一方面,美国研究型大学特别强调教师应以实证研究成果为课程设计和教学活动的理论依据[19],确保教学内容与方法能够有效地促进学生认知结构的优化和发展。这一实践与建构主义认识论的理念相契合,即学习是通过个体在社会互动和经验积累中的自我建构过程。另一方面,循证教学把教学任务定位于提升学生对概念和规则的理解与应用能力,这有助于展现学习成果。有研究表明,注重元认知策略和自我调节学习的循证教学对学生的标准化测试成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0]。此外,循证教学亦强调教师的专业发展,鼓励教师参与持续的教育研究,以适应知识形态的变化和学生需求的多样性。
第二,循证教学对学生认知过程中的互动性和反思性的重视,体现了其深厚的认识论基础。遵循社会建构主义的认识论视角,循证教学倡导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环境,鼓励学生在多元化的教学活动中积极参与知识的探索和创新。美国研究型大学广泛采用案例研究、小组讨论、项目式学习等多种教学手段,旨在模拟真实情境,促使学生在交流互动中深化对知识的理解与内化,并在此基础上培养其批判性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例如: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案例教学通过让学生置身于复杂的商业决策场景中,使他们得以运用所学知识进行实际操作,提升认知能力和知识迁移运用的能力[21];斯坦福大学设计学院的“设计思维”课程则倡导以人为本的设计方法论[22]。通过项目教学,学生被鼓励去识别、定义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并通过原型制作与测试来迭代解决方案。第三,在评价与反馈环节,循证教学的运用深刻呼应了认识论对知识建构连续性和开放性本质的理解。在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教学实践中,教师运用同行评议、自我评估、形成性评价等多种评价工具,持续监测和反馈学生的学习进程。这一做法与认识论主张的知识发展是一个不断试错、调整和完善的过程相一致。此类评估体系不仅有助于学生及时洞察自身认知状态并作出适应性学习策略调整,同时也为教师提供详尽的教学反馈信息,使其能够根据学生的具体表现精准调适教学策略,从而促进教学与学习之间的协同效应。通过实施循证教学,不仅提升了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成就,而且在认识论层面推动了教学理念的革新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