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教育融入“大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路径探赜
作者: 王秀[摘 要]国家安全是兴国安邦的关键基础,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是维护各民族人民利益的内在要求。新时代,有序将国家安全教育融入到“大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中,是一项具有基础性与必要性、目标性与导向性的重要任务。但目前,国家安全教育还面临着教材建构不健全、教学资源未充分利用、教学评价不完善性等现实困境。应从国家安全教育的实践路径入手,以“大教材观”为现实统领、以“大平台观”为育人媒介、以“大评价观”为逻辑起点,促进国家安全教育与 “大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互融共通。
[关键词] 国家安全教育;“大思政课”; 大教材观;大平台观;大评价观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23)04-0082-06
[DOI]10.13980/j.cnki.xdjykx.2023.04.013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思政课’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1]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推进“大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提供了重要遵循。从“整体规划学校的德育体系”[2],到“构建大中小学有效衔接的德育体系”[3],再到“统筹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推动各类课程与思政课建设形成协同效应”[4],最后发展为“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5],党中央与行政部门对思政课的发展作出了更为准确、清晰的指示。“大思政课”较之传统思政课要求更高、与现实联系更为密切,是旨在“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6]的同时,通过汇集各方资源,运用多种教育形式,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形成与新时代同向而行的“大格局”,这也为国家安全教育融入“大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提供了新的路径。国家安全教育内含丰富的思政元素,与“大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自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国家安全教育,2020年9月教育部印发《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指导纲要》,要求通过国家安全教育使各学段学生能够心系伟大祖国、热爱伟大祖国,增强自觉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与能力。当前,将国家安全教育有效融入到 “大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是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应有之义,是遵循教育规律与人才成长规律运行的内在要求,是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需要。
一、国家安全教育融入“大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必要性
(一)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应有之义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首次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概念,强调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在党的二十大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到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7]可见,党中央始终保持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坚决维护国家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与践行是我国国家安全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双创之举。学校作为培养青年人才的主阵地,承担着开展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要任务;“大思政课”作为铸魂育人的主渠道,承担着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担。把国家安全教育融入“大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是在青少年心中播下保卫国家安全的种子,是在青少年队伍中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应有之义。通过“大思政课”的衔接教育与有效培养,造就国家安全观念正、意识好、行动强的青年一代。具体来说,小学阶段主要以国家安全意识的启蒙性知识学习为主,初步建立国家的概念,初步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增强小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初中阶段主要以国家安全的体验式学习为主,逐步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树立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之基的意识;高中阶段主要以国家安全的理论性学习为主,守好国家安全意识“责任田”,逐步明晰与领悟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刻内涵,增强将国家安全置于首位的使命感;大学阶段主要以国家安全的探究性学习为主,自觉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把握国家安全红线,坚守人民安全的立场,从自身做起夯实国家安全的主阵地。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涵养下,按照进课程、进教材、进头脑的“三进要求”,利用“大思政课”切实增强受教育者的国家安全意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教育体系,培养爱国、护国、报国的共产主义接班人。
(二)遵循教育规律与人才成长规律的内在要求
教育作为一项基本的实践活动,与其他实践活动一样需要遵循规律的运行。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八一学校考察时提出:“要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教学内容及方式方法等方面的改革,使各级各类教育更加符合教育规律、更加符合人才成长规律。”[8]但受后天成长环境与先天思维发展的影响,学生的认知与身心发展略有不同,总体而言会经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感性认识到理性思考的量变与质变过程。因此,国家安全教育在“大思政课”中的有效融入,应符合各年龄段学生的实际发展需求,以世情、国情、党情为底色,遵循教育规律与人才成长规律。通过厘清学生之间的差异性与互联性,提升 “大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融合性、科学性与实效性,促进受教育者对国家安全教育内容的理解由知识性到理论性再到现实价值性转变。其一,遵循教育规律,在“大思政课”中螺旋上升融入国家安全教育。教育规律具有发生学本性、类型学本性、人性学本性[9],这意味着教育规律并不是永恒的、一致适用的、确定性的。因此,在“大思政课”中螺旋上升开展国家安全教育,不仅是在纵向上有效提高“大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体现,也是遵循教育规律的体现,有利于学生“思想品德诸要素不断平衡发展,知与行从旧质到新质循环往复、螺旋上升,从而形成社会要求的相对稳定的心理特征、思想倾向和行为习惯的外部制约与内在转化有机统一的矛盾运动过程”[10]。其二,遵循人才成长规律,在“大思政课”中循序渐进融入国家安全教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让学生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11]在“大思政课”中循序渐进做好国家安全教育,不仅贴近学生思想发展变化与成长实际,更是遵循学生成长成才规律来因材施教、抓住青少年成长的关键期来施肥浇水的重要体现,有利于激发学生的主体意识,形成多元化的人才观。
(三)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需要
国家安全教育是法治社会的保障,是社会治理的创新模式,是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盖3个层面,无论是国家的繁荣富强、社会的和谐稳定还是个人的成长成才都离不开国家安全教育的引领,公共安全的维护、公序良俗的遵守都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都需要以国家安全教育指导青少年提升素质、付诸行动。首先,国家安全教育融入 “大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有利于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青少年正处于拔节孕穗的关键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并未完全成熟,需要强化国家安全的教育引导、实践培养、制度保障,把国家安全教育融入“大思政课”中,通过持续性的国家安全教育输出,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化、形象化、具体化,将其转化为小学生的思想认同、中学生的情感认同与大学生的行为认同,达到成风化人、润物无声的教育效果。其次,国家安全教育融入 “大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转化。通过“大思政课”提升学生的道德素质,不断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中国青年,使青年一代在整体设计中潜移默化地将其吸收并内化为个人的政治品质、外化为实际的政治行动,引导学生自觉“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增强国家安全能力”[12],以国家安全教育带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向现实转化。
二、国家安全教育融入“大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现实困境
(一)“大思政课”对于国家安全教育的教材建构不健全
“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13] 教材是教师教学的依据,是学生学习的法宝,“大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离不开教材的一体化建设。2022年8月,教育部等十部门在《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中,9次提到对教材的建设并要求进一步完善教材体系,可见教材建构之于“大思政课”的重要性。但目前,我国“大思政课”尚未形成科学的国家安全教材体系与调适学生安全发展的顶层设计,使国家安全教育囿于传统教学之中,束缚了国家安全教育融入“大思政课”的进程与效果。其一,我国思政课教材仍缺乏有序的课程标准。大中小学阶段颁布的课程标准修订版次不一,无法在纵向上形成连贯性的有效衔接,使国家安全教育与“大思政课”有效融合,实现同频共振。其二,国家安全教育在思政课教材中存在着简单重复的现象。以人教版《道德与法治》教材为例,在政治安全方面,初中八年级下册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与高中必修三教材中的“我国根本政治制度”“我国基本政治制度”存在理论内容方面的重复;在法制安全方面,初中九年级上册的“建设法治中国”“夯筑法制基石”“凝聚法治共识”与高中必修三教材中的“法治中国建设”“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等存在逻辑内容的重复。其三,国家安全教育在思政课教材中存在着衔接空白的现象。这种现象在义务教育阶段尤为明显,以人教版《道德与法治》教材为例,小学一年级至四年级阶段多为以生活实际启蒙道德情感,缺乏对于国家安全教育的课程设计,至五年级阶段才开始出现“我们神圣的国土”“推翻帝制,民族觉醒”“夺取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等具体论述国家安全教育的章节;义务教育的初中阶段至八年级才开始出现“坚持国家利益至上”“认识总体国家安全观”“维护国家安全”等有关国家安全教育的内容。由此可见,思政课教材的碎片化,导致“大思政课”未在受教育者中形成对国家安全教育的整体性、均匀性渗透,无法在纵向上使受教育者得到连贯性的国家安全教育。
(二)“大思政课”对于国家安全教育的教学资源未充分利用
为推动新时代“大思政课”高质量发展,《方案》明确提出要“设立一批实践教学基地,推出一批优质教学资源,做优一批品牌示范活动”[14],充分体现了教学资源对于“大思政课”提质增效的重要性。尽管教学资源日益丰富且分布广泛,但就其在国家安全教育的开发与利用上,仍存在割裂化与非均衡化等现实问题。一方面,国家安全教育的显性资源与隐性资源存在割裂化现象。显性资源在 “大思政课”中广泛应用甚至出现资源闲置等问题,而国家安全意识、安全理念渗透等精神层面的隐性资源在教学领域中则利用不充分,显性资源与隐性资源二者衔接不到位,影响了国家安全教育的立体化呈现。另一方面,国家安全教育的宏观与微观资源存在非均衡化现象;从宏观而言,主要表现为各区域教学资源受地理位置、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因素的影响,以及教育经费、技术应用、师资队伍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不同区域“大思政课”的教学资源利用存在着非均衡化现象。从微观而言,主要表现为学生身心发展、认知水平、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等的差异性,导致 “大思政课”的教学资源利用存在着非均衡化现象;此外,国家安全教育在校外实践教学资源的共享与应用中,依然存在着社会各主体资源共享意识淡薄,学校与政府、企业、社会团体的联系单一,平台资源搭建不完善等现实状况。
(三)“大思政课”对于国家安全教育的教学评价体系不完善
教学评价事关教学方向,教学方向指引教学道路。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提出要“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提高教育治理能力和水平”[15]。教学评价中的“五唯”现象见诸“大思政课”之中。当前,国家安全教育融入“大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效果不如预期,原因之一便是教学评价体系尚不完善。其一,表现为评价向度的功利化。采取“自上而下”的评价方式,由上级制定评价标准在各地区、各学段、各年级实行无差别的“唯利性”评价,造成评价资源的浪费、评价结果的有失公允。具体来说:在中小学阶段,受应试教育影响,学生分数多成为教学评价的主要因素,唯分数论、唯升学论占据教学评价主流,加之国家安全教育在中小学阶段的基础性教育多依赖于教学,而教学中这部分内容又多出现在每一阶段的高年级,从而导致“大思政课”对国家安全教育缺乏合理性评价。在大学阶段,受科研压力、就业压力、考研压力等影响,教学评价也随之转为唯论文论、唯就业率论、唯考研论。这种“自上而下”的“唯利性”评价使得国家安全教育教学评价体系的不完善性日益凸显。其二,表现为评价成效的片面化。国家安全教育融入“大思政课”教学效果评价的主要方式之一便是以考试的形式进行“智育”评价,用量化的分数来衡量学习成效,忽视了国家安全教育对于学生的精神引领,忽视了国家安全教育是“大思政课”的重要内容,而“大思政课”又是“德育”教育的主阵地。其三,表现为评价主体的单一化。当前“大思政课”教学评价的主体多倾向于上级管理部门以及相应的测评专家,忽视了国家安全教育的真正主体——学生,这种评价主体的局限化导致评价标准与评价结果的片面化。因此,应打破评价向度、评价效益、评价主体在“大思政课”评价中的壁垒,在“改革考试评价方式,建立健全科学全面准确的考试考核评价体系”[16]的基础上,探索将国家安全教育融入“大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新型评价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