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行政化对高校教师学术信念的影响与治理

[摘 要]大学行政化是对大学学术文化的异化，并对高校教师的学术信念产生了一定的冲击。这种冲击和影响具体表现为：在大学文化、管理体制和利益机制的作用下，高校教师的学科信念成为不稳定的存在;院校信念从学术共同体向行政共同体趋向转变;职业信念面临学术利他主义与精致利己主义的抉择;高等教育系统信念中学本位与官本位的价值判断遭遇冲突。鉴于此，高校教师坚守学术信念不仅成为有效抑制行政化的需要，也是大学回归学术本真的考量。

[关键词]大学行政化;学术信念;高校教师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22）01-0042-07

[DOI]10.13980/j.cnki.xdjykx.2022.01.007

清华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教师对于一所大学的意义不言而喻，大学正是有无数大师的加持，其作为学术组织的学术属性才能在历史中得以绵延。然而，当行政管理的权责超过其所服务的学术组织的权责时，大学行政化就成为制约学术组织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和影响当前大学健康发展的最主要症结，而处于这一社会生态背景下的高校教师，对学术的一腔热忱也遭受到现实的打击。本文以大学行政化背景作为切入点，对受行政化影响的高校教师的学术信念展开分析与讨论，并试图探讨背后的作用机制。

一、文献回顾

（一）大学行政化

“大学行政化”一词来源于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概念，后经翻译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行政化”一词，在教育研究中也就形成了大学行政化这一概念[1]。大学行政化不同于大学行政，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从行政到行政化是大学直接发生异质化的过程。由于大学机构庞大，需要借用管理手段实现组织的有效运转，因此大学行政工作就有了存在的可能性。但是，行政化不同于行政，它是指学术权利受制于行政权利，行政组织代替学术组织占据了主导地位。当大学的行政权利超过了其所属边界，超过了其服务的范围，也就产生了大学行政化[2]。关于大学行政化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3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是关于如何认识大学行政化这一问题。有研究者从本质内涵角度出发，认为理解大学行政化应从大学机构的级别化、大学组织的科层化以及大学管理的官僚化这三方面入手[3]。也有学者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对大学行政化的内涵进行了解读。宏观层面体现于大学与政府的权利关系，具体指政府依靠国家赋予的权利对大学进行行政干预，用行政手段去管理大学，将大学视为政府实现既定目标的工具;微观层面体现于大学的内部运行体系，指的是在大学内部，管理层不断加强行政组织属性，以公司的科层制管理方式去管理大学，并在学术问题上由大学的行政组织做出决策[4]。

第二个维度是对造成大学行政化这一现象的研究。对此，不少学者基于历史和现实原因进行了探讨与分析。查永军认为，中国的大学行政化受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中的“大一统”社会本位和“官学合一”社会制度的历史性影响，以及执政党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和单位制度的现实冲击[5]。文明也认为，中国的大学行政化不是凭空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社会心理基础和体制根源共同促使了这一问题的产生[6]。别敦荣、唐世纲提出，造成大学行政化的根源来自多方面，大学与生俱来的行政化色彩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于大学的政治化改造仅仅是其历史文化和现实背景原因，而学者的双重所有制和大学的高度复杂化则是大学行政化的内外部因素来源[7]。此外，还有学者认为，有3个重要趋势对世界许多国家的管理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们分别是大学规模的扩张、政府对于大学使用经费效率的关注和大学的商业化，以上3个趋势与我国原本就有的官本位文化相结合，就形成了我国大学的行政化现象[8]。

第三个维度是对大学如何“去行政化”的探求。明确什么是大学行政化和大学行政化如何产生只是对这一问题的表征分析，如何“去行政化”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陈金圣指出，高校欲“去行政化”就需要改革当前的大学用人制度，从大学的领导者、管理者与行政人员、学术人员三种组织成员入手，实行大学校长的民选制、聘用制度下的教育职员制和“双轨”型的教师聘任制[9]。杨德广认为，“去行政化”需要有一条清晰的路径，应从更新思想观念开始，逐步实现取消高校等级制、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理顺高校的内外部关系以及建立大学校长及管理人员职业化制度[10]。也有学者指出，从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入手来达到“去行政化”的目的，或对大学有重新边缘化的危险，改善大学的行政化现状，走外儒内道之路才是其现实策略所在[11]。

简而言之，有关大学行政化的研究多集中于“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做”，对处于大学行政化背景下的高校教师角度的研究还比较少。现有研究多是从心理层面去分析受行政化影响下的教师的生存状态。比如：有的研究探究了受大学行政化影响的教师组织的政治认知对工作疏离感的作用[12][13];有的研究认为大学行政化是造成高校教师的职业倦怠的重要原因，“去行政化”或成为有效缓解教师职业倦怠的一个重要条件[14][15]。以上研究虽然对高校教师的生存境遇有一定的关注，但是没有从深层次挖掘大学行政化带给高校教师最直接的后果是什么。因此，从学术信念层面去分析行政化对高校教师的影响，就成为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学术信念

作为一个极具抽象感且意蕴丰富的概念，学术信念是一个人以学术为志业，以追求学术为志趣，对学术研究有着高度热情的体现。美国高等教育研究的著名学者伯顿·R.克拉克认为，“在学术组织中有一个极具影响力且不同寻常的象征的方面，这些在不同的部位和角色所产生的信念在‘有主意的人们’中，具有巨大的影响， 即学术信念是处于系统不同部门中许多行动者的主要规范和价值观”[16]。基于信念的来源，他把学术信念分为4个方面：学科信念、院校信念、职业信念和系统信念。

通过对以往的文献进行检索，笔者了解到，国内学界关于学术信念的相关研究还处于一种萌芽状态。在不同研究者笔下，学术信念的内涵不同，研究主体也各异。比如：莫艳的《基于学术信念的大学校园雕塑主题研究》一文，在借鉴伯顿·R.克拉克关于学术信念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大学校园雕塑文化主题建设应尽量体现学科信念、弘扬组织信念、彰显职业信念以及凸显系统信念[17];也有研究者以研究生和高职教师为对象，对其学术信念进行了一定分析[18][19]。

综上所述，虽然有关大学行政化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以往研究大多从理论层面去分析大学行政化的内涵、成因、影响以及“去行政化”的治理，对于受行政化直接影响的切身利益相关者——高校教师来说，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并且相关研究也较少从高校教师的学术信念角度出发去分析其学术生活境遇。即使有文章将学术权利与行政权利相结合去讨论大学治理问题，也多侧重于理论研究，对教师职业发展的人文关怀研究涉及较少。因此，本文的落脚点在于将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联系起来，基于大学行政化的背景去探讨其对高校教师学术信念的影响，以期对我国高校教师当下所面临的学术生态环境进行分析。

二、大学行政化对教师学术信念的影响

大学行政化是对大学学术化本质的一种异化体现，它表现为“学术权力的行政化”，即脱离自身的服务使命，以行政管理代替学术研究[20]。因此，在行政与学术的矛盾冲突之下，作为处于行政化影响下的学术研究群体，教师的学术信念必然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伯顿·R.克拉克在关于学术信念的论述中谈到，学术信念存在于学科、院校、职业和高等教育学术系统之中，从学科到系统，它们之间呈现着相关而又层层递进的关系。因此，研究行政化背景下高校教师的学术信念可从以下4个方面入手。

（一）学科信念的消解：从纯碎的学术兴趣到对功利化的过度追求

论及学科信念，伯顿·R.克拉克指出：“学科是学术系统主要‘关切的事’，它有自己的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而形成的秩序——一个范例是一个科学团体的成员共享的东西，反过来，一个科学团体是由共享一个范例的人们组成的。根据独特的理智任务，每一学科都有一种知识传统——即思想范畴和相应的行为准则。在每一领域里，都有一种新成员要逐步养成的生活方式……刚刚进入不同学术专业的人，实际是进入了不同的文化宫殿。在那里，他们分享有关理论、方法论、技术和问题的信念。”[21]简而言之，在一个以追求真理、探索学问为目标的大学内部，教师的学科信念即是指与学科内部知识系统相对应的行为法则。不同的学科领域中，成员间享有的学科信念是不同的。关于学科信念，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学科文化中存在着崇拜偶像的氛围。比如：在社会学领域中，马尔斯·韦伯和埃米尔·迪尔凯姆的名字经常活跃在社会学家的口中;提起教育学，教育系统内部人士无不对杜威、卢梭的教育思想如数家珍。在学科领域中，为什么会发生偶像崇拜现象？背后其实就是学科信念在起作用。就如同每个学科的风格不同，不同学科的学科信念必然也不尽相同。对于学科信念具体是什么的内涵性问题一般是难以把握的，因为它只是由组织成员含糊地感受而不易为外人所察觉。但就是这种含糊不清的感受形成了组织成员关于学科文化信念的认同，并由此建构起关于学科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

大学行政化的出现打破了学术地位占主导的局面，官僚化、功利化的风气开始在大学中蔓延。尤其是学术行政化的转变，使得原本就不稳定、不明晰的学科信念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消解。学科文化中所盛行的偶像崇拜，最终敌不过官僚力量的牵引和压迫，纯粹的学术兴趣演变为功利化的学术快餐，对于职称、课题的利益追求取代了教师关于学科专业的归属感，教师的学科信念因此成为更加不稳定的存在。

（二）院校信念的转变：从学术共同体到行政共同体

院校信念是基于学科信念而产生的，同时也是对学科信念的提炼和升华。它是由个别大学和学院产生并依附于它们的文化。院校象征物的联结力量受组织的规模、整合、历史等因素的影响。在院校文化中，成员易产生忠诚，这种文化力量使组织成为共同体，享有对组织某种共同的感情，这种感情会形成一套信念，使组织成员自愿花时间与精力奉献给特定的组织这一事实获得意义[22]。

“当前大学的变革可以从一种范式的转变来认识，大学正在经历从传统的学院（学者社团）精神向经济理性主义和新管理主义意识的转化”[23]。而在大学发生变革的时期里，组织内的教师们也在进行着一场有关信念的转变。首先，在传统的院校文化中，大学是学者的社团，它将不同学科、院系以松散联结的形态组织起来，并以自由民主的方式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促进学术的繁荣发展。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教师不是单个个体的存在，而是团队整体的体现。其次，从大学的使命来看，大学是一个以学术为首要目标和价值追求的组织，不论是教学、科研还是社会服务，学术性始终是大学发展的主线。而在这样的学术殿堂里，“教授就是大学”，教师就是大学的灵魂人物。他们因为心中怀有对学术、学问的渴求，并通过情感的维系成为一个学术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教师们各自是平等和自由的，只不过学术属性加深了他们对组织的认同度，成为超越单个学科信念、凝聚院系精神的强心剂。然而，在行政之风盛行的情况下，大学传统意义上学术至上的观念日益受到行政化的冲击，教师在院系组织下形成的是一个学术共同体还是一个行政共同体一时竟难以辩驳。如果说前者是以学术心理认同和学术行为取向为标识的团体，那么后者则是将行政作为赖以为继的心理认同和行为取向。虽然有学者认为行政共同体是服务和彰显大学核心属性的依托，在大学治理中它与学术共同体一样都指向研究高深学问这一大学本质，不同的是它侧重于规范行政活动从而为学术共同体服务[24]，但是，当服务属性跨越职权并在大学内部以科层制形式建构起来，身在大学组织内的教师们心中关于学术共同体的理想信念就难免要受到行政化带来的侵扰，而这两种信念的选择则直接导致教师走向不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