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应对青少年网络欺凌事件现状及改善策略研究

[摘 要]随着电子设备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与普及，网络欺凌已经演变成影响更深、创伤更大的校园欺凌新形式，其匿名性、瞬时性、传播性等特征使教师对网络欺凌的预防和应对更为棘手。通过调查和访谈发现：青少年学生网络欺凌事件频发，教师在应对不断增多的网络欺凌现象时会遭遇形式多样的困难与挑战;教师在干预条件、应对方式和心理变化等方面存在显著问题。基于教师应对网络欺凌事件的现状，分析教师处理网络欺凌的实际情况和互动方式，进而提出有效可行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网络欺凌;青少年学生;教师应对;欺凌防治

[中图分类号]G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22）04-0032-06

[DOI]10.13980/j.cnki.xdjykx.2022.04.006

在当今时代，多元的通信方式和渠道带来的便利性促进了各类人群之间的交流。但网络生活带来的不只是便利性，数字革命也引发了个人信息泄露等更多的负面问题。教育领域中，网络使用的便利化使校园欺凌向网络欺凌转变，造成影响更深、创伤更大的新型欺凌事件。如何应对青少年网络欺凌事件，探讨教师在处理网络欺凌事件中遇到困难的具体成因、可供解决问题的调解方法和策略，已成为教育实践中亟需破解的难题。

共青团中央发布的《2020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数量在2020年达到1.83亿人，日均上网时长超过2小时，且接触互联网的低龄化趋势明显[1]。伴随着青少年网民数量的持续增长，传统的校园欺凌逐渐由线下转移到网络层面。青少年网络欺凌是传统校园欺凌在网络上的延伸，对被害人造成的精神伤害远大于面对面的校园欺凌。被欺凌者在受到网络欺凌后，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悲伤、孤独、愤怒等负面情绪的累加可使其产生精神障碍甚至是自杀倾向，严重地影响了青少年学生的身心健康[2]。21世纪初以来，对网络欺凌的研究逐渐在欧洲与北美兴起。美国、英国、韩国及日本等国家通过立法来预防和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抑制网络欺凌事件的发生。近些年来，我国网络欺凌事件频繁发生，成为教育领域和社会各界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为制止网络欺凌的进一步发展和蔓延，我国自2020年3月开始实施《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要求网络信息内容服务者和生产者、平台不得开展网络暴力、人肉搜索、深度伪造、流量造假、操纵账号等违法活动[3]。2021年9月起正式实施的《教育部关于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明确指出，应对青少年学生之间“通过网络或者其他信息传播方式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散布谣言或者错误信息诋毁他人、恶意传播他人隐私的欺凌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4]。

我国关于网络欺凌方面的研究最早始于2009年，其后相关咨询报告、政策研究、量化分析和域外借鉴等各类各领域的研究逐渐增加且日益多样化，但从教师应对和解决网络欺凌问题的角度进行的研究则稍显不足，更没有适切的定性研究来反映教师在处理网络欺凌事件中的特征、过程和困难。因此，有必要通过访谈等质性研究来了解教师在解决网络欺凌当中所感知到的困难情境和心理挫折，并提出可行的改善建议与策略。

一、网络欺凌研究的理论背景

（一）青少年网络欺凌现象的差异性与特殊性

网络空间和现实空间显著不同，网络欺凌与传统意义上的欺凌有着鲜明的差异性。网络欺凌最突出的特征即为隐匿性和匿名性，受害者往往难以确定欺凌者的真实身份。社会心理学已有研究表明，当个体摆脱他人的注视或关注时，其受到的内心良知和社会规范的约束力便会明显削弱，这增加了其表达各类越轨行为和激进情绪的可能性[5]。在网络空间当中，由于无法确定欺凌者的形态特征，因此欺凌者可以在匿名的情况下欺凌他人而降低被发现的风险，以致其更为轻松地重复参与这种欺凌行为[6]。此外，网络欺凌的集体实施者存在一种“法不责众”的心理，因而其欺凌行为更难以被发觉且伤害程度更高。网络欺凌存在去抑制性的特征，网络虚拟社会中的道德约束限制力比现实世界明显降低，人们的表达会更直接和无所禁忌， 更容易吐露个人内心的情感， 暴露自身的弱点，展现出与现实社会中完全不同的个人形象[7]。传统的欺凌是只有少数学生的行为，范围有限，往往本年级的欺凌事件不会传播到其他年级当中，而网络空间的开放性使网络欺凌行为除了当事双方外，还有大量第三方的旁观者访问和共享这些信息，受害者会遭受更大的压力与耻辱感[8]。网络欺凌的受害者遭受到比传统欺凌更为持久的痛苦，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网络传播的快速性——欺凌者发布的文字或照片可以广泛地传播到各类网站论坛，通常会对受害者形成二次打击，使其承受对不良信息的歪曲夸大和无法控制而产生的焦虑与恐惧感[9]。

（二）教师应对网络欺凌的困难性与必要性

由于网络欺凌主要是发生在网络虚拟空间之中，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产生影响，甚至于在正常的上课时间也会发生，完全不受学校物理环境的限制。网络欺凌的持久性后果严重阻碍了受害学生的正常学习活动和学校教育目标的实现，同时也降低了受害者对学习任务的专注度，影响了学习效果与成绩。此外，匿名性使网络欺凌的始作俑者难以被追寻，这种不确定性也可能会使受害学生感到分心与恐惧，并对班集体的向心力产生消极影响[10]。尽管存在如此之多的困难，但学校和教师仍应责无旁贷地查明并解决学生遇到的网络欺凌问题，创造保护和鼓励的氛围。实际上，教师可以通过教育引导使学生认识到这类欺凌对于所有人的危害，加深学生对于欺凌问题的理解。许多西方国家在教育政策中均提到教师在防范网络欺凌中的重要性，强调及时关怀和情感疏导等干预手段在网络欺凌预防策略中的独特作用[11]。然而，尽管教育研究者、教育行政部门和校长对于网络欺凌有着各样的论述和兴趣，但是普通一线教师的“兴趣”却不容乐观，大多数教师并未拥有有效应对网络欺凌的能力。虽然大多数教师都尝试解决网络欺凌问题并帮助学生，但由于处理此类事件的意识和技能的不足，信心较低，导致多数学生遭受网络欺凌后将向教师求助作为最后选择[12]。因此，需要增强教师处理此类问题的信心，通过培训等活动掌握应对网络欺凌的知识与手段。

二、调查研究方法与分析

（一）调查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半结构化深度访谈的调查方法，从笔者自身人脉和合作学校出发选取了4位访谈对象。选择对象的标准和特点主要有两个方面：这项研究的主要参与对象均来自城区的初中和高中，且其中多以担任班主任职务为主。这是因为班主任与学生的了解和交流相较任课教师来说更加深入，同时也更可能知晓部分暗藏在表面之下的欺凌行为;研究参与对象选取针对二三十岁的教师——该年龄段的年轻教师同样作为“数字一代”，能够更好地了解网络社会的特征、操作逻辑以及其中的问题。访谈时长平均在50分钟左右，访谈主要围绕“网络与现实差异”“面对网络欺凌的直接困难”“处理网络欺凌的前提条件”“能力判断和机会赋予”等内容进行分类，进而根据主要研究问题进行归纳综合，得出反思性结论。

（二）调查研究发现

1.教师应对网络欺凌问题的困难产生原因。匿名性是网络社会的典型特征，欺凌者使用模拟的IP地址和匿名来对受害者进行攻击，且由于网络社会中学生的表现特点与现实生活中存在差异，因而教师难以清楚发现和识别欺凌者。此外，由于网络传播具有瞬时性，往往教师正在处理的同时网上发布的谣言已经传播开来或歪曲变形，难以限制欺凌的范围。访谈教师均提到了匿名性和传播性带来的问题，教师A表示：“用微信、QQ和贴吧等工具进行交流，是当下青少年学生的必备技能，而这些软件的公开性使得其中发生的谩骂、侮辱等暴力行为不仅只有当事双方参与，所有群内的学生都可以看到。实际上他们仿佛就是在教室门前对骂和打架一般。”教师C表示：“这种网络欺凌对于教师来说很难把握，我不知道他们在什么论坛或群里又发布了什么，学生们也通常有更多小团体的私密群。教师很难得知欺凌的源头在哪，这类谣言很快就可以让全年级的学生都知道。”

作为青少年学生最为典型的特点，强烈的群体性依恋是青春期发展阶段不由自主产生的，青少年学生通常会不加选择地接受和赞成其他同龄人的看法，因而网络中许多欺凌现象就是在未经传播者理性判断的情况下迅速蔓延和传播而难以控制的。针对于此，教师A表示：“在校园贴吧等学生交流的论坛上如果有人发布了误导信息的帖子，它下面往往都是相似看法和非理性的支持，很少有基于自身判断的内容。”

网络欺凌中判断损害情况和事实的难度极大，许多被欺凌者拒绝配合调查而导致处理困难。一般来说，针对校园欺凌教师会在确认事实后检查欺凌者行为的原因动机，并对被欺凌者进行心理辅导和支持。然而，网络欺凌中欺凌者的识别复杂且困难，许多事件只有在被欺凌者举报的情况下才能够找出事实。另外，由于网络欺凌更为隐秘而难以获取证据，即使根据过往情境分析出欺凌者的身份，但其若予以否认则仍无法确认。此外，在大多数情况下，被欺凌者往往拒绝举报，他们会担心如果欺凌事件最终没有得到很好处理，可能会遭受到更进一步的报复和产生更重的心理负担。对待此问题，教师C明确表示：“现在最困难的是对受欺凌学生的心理疏导，他们几乎都知道是谁在网络社区中造谣生事，但他们不站出来向我们诉说，我们很难真正能从其他学生那里获得线索。”教师B补充说道：“如果受欺凌学生想要得到的是对欺凌者的惩罚，那么事情就很简单了。但是事实上他们不会选择举报，因为他们认为向我们举报就是在打小报告，更多人选择向同伴和朋友求助，在学生内部加以解决。”

2.教师应对网络欺凌问题的干预条件。干预条件主要是指教师所固有的特征和应对网络欺凌事件中的前提性条件，这些特征和条件增添或降低了处理的难度和完成度。一方面，教师对学生网络活动的敏感程度是极为重要的预设性前提。在校园生活中，学生需要根据课程学习相应的知识内容和方法，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树立和形成个人的价值观和信念。教师可以在日常教育教学工作中确认每个学生的个性特征，以便在学生成长的进程中提供学习和生活引导，但现今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学生选择在校园中隐藏自己的天性而在网络社会中真实释放自己的所思所想。因此，教师需要掌握网络文化的发展趋势以及学生网络活动的敏感性，通晓学生经常使用的通讯软件、网络游戏以及聚集的群聊或贴吧等论坛。教师D谈道：“我认为需要掌握好学生网络交流的主要方式，我们班上所有学生的微信和QQ基本上我都有。针对部分课堂中持续表现不佳的学生，我会通过朋友圈和QQ空间等途径来尝试了解他们存在什么困惑。有时候，我会在课后直接询问学生是否被欺负，实际上他们通常不会向我说些什么。我只能通过学生们在网上留下的信息来进行判断，从而为部分弱势学生提供暗中支持和帮助。但仍令人困扰的是许多学生并不想让老师进入他们社交圈当中，许多学生的朋友圈都是我不可见的。”另一方面，网络的发展趋势也是教师关注的方向，同时应对网络欺凌问题所需的信息与知识的多少，也会影响教师处理问题和后续情感支持的力度。针对于此，教师A提出自己的看法：“我认为教师当下应该对青少年的网络文化趋势有所了解。单纯就网络欺凌而言，大多数发生在微信或QQ群、校园贴吧和网络游戏当中。对网络发展感知不强的教师可能就会忽视问题的严重性，也不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对于学校是否组织网络欺凌相关的培训和说明，有3位教师均表示接受过相应的宣讲和指导，但认为孤立的培训成效不高，应当继续在年级和校际之间进行有关网络欺凌的个别交流，组织研讨会并共享一些典型案例。

3.教师应对网络欺凌问题的行动选择与策略。行动选择是针对于某一现象，在其可见的特殊条件之下所采取的管理或执行策略，是为处理或应对现象而采取的有意行动。在本研究中，教师为应对网络欺凌遇到的困难所采取的行动，主要集中在扩大与学生之间的沟通以及教师群体之间的交流与协作上。具体而言，教师所采取的行动选择可以分为密切关注欺凌事件中学生的持续网络活动、寻求其他任课教师的建议以协同处理的两种方向，或相互之间的综合。

基于网络欺凌事件中欺凌者难以确认以及互联网俚语的滥用而造成的困难，也由于调查过程中网络特征导致问题解决受到限制，大多数教师均认为预防教育是更为必要和有效的选择。部分教师解释说自己在开学或班会课上均进行了包括网络欺凌等校园欺凌问题的教育与交流，同时严厉告诫学生实施欺凌的严重后果，以警告和帮助学生远离网络欺凌等事件。教师B在访谈中说道：“现在的学生几乎都有手机，因此我每次带新班级开始制订班级公约和规则时都会建立两个群，一个是所有的学生，一个是所有的家长。在这两个群里，我要求学生保证不发生相互之间的欺凌行为，哪怕只是开玩笑也不许开恶意侮辱性的玩笑。另外，我也要求家长们时刻关注自己孩子的心理状态，出现异常时能及时与我联系以求得共同处理。”同时，教师们都谈到限制学生在学校中携带手机的要求，也希望和家长合作来制订学生使用智能手机的规则。教师有时候也会借助部分班干部的帮助来了解学生的网络活动并采取相应行动。教师们所提到的行动多是由年级组牵头，通过教师之间的交流来获取解决问题的信息与方法，有时也要处理一些跨班级的大规模网络欺凌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