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实相左 理辞不让

摘 要 《与王介甫书》与《答司马谏议书》这两封信本质上是一种言语交际。对话双方“名实相左”，对名实理解相差太大；同时各执己见，书信的表述也是“理辞不让”，违背了言语交际的两个基本原则——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对话的结局自然以失败而告终，成了历史的一大遗憾。

关键词 《与王介甫书》  《答司马谏议书》  合作原则  礼貌原则

书，又称书信，古代的书信又叫“尺牍”，或曰“信札”，是一种应用文体，多记事陈情。北宋宋神宗在位时期，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引发了司马光和王安石之间的争论。除了在朝堂之上的口舌之辩，两人还多次以书信的方式进行争辩，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两封书信就是司马光的《与王介甫书》和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两人之间的这场争论成了中国历史一段独特的论辩。所谓“独特”就是指论辩双方各抒己见，互不认同，毫不妥协。细读《与王介甫书》与《答司马谏议书》这两封信，我们会发现实际上两人名为争辩，实际上更多的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自说自话”， 形成了“鸡同鸭讲”之势。

《与王介甫书》与《答司马谏议书》这两封信本质上是一种言语交际。言语交际是一种双边或多边的言语行为。为了保证交流的顺利进行，语言使用者必须遵守一些基本原则。只有对话双方遵循一定的原则，对话才有实际的意义。关于对话，美国哲学家格赖斯（H. P. Grice）于1967年提出“合作原则”，即交际双方为了使交际活动能够顺利进行而应遵守的基本准则。具体来说，它包括关联准则、真实准则、适量准则、简明准则等。而英国语言学家利奇（G. N. Leech）则提出了“礼貌原则”，即在话语交际中，交际双方所应遵守的社会礼貌规范。遵守礼貌原则，是保证谈话顺利进行并取得理想效果的重要条件。礼貌原则主要包括损益准则、褒贬准则和趋同准则等[1]。司马光与王安石是以书信的方式展开对话，目的就是为了说服对方。尽管双方一开始试图在合作和礼貌的基础上展开对话，但是随着论辩的深入，双方各不相让，逐渐违背了这些原则，最后导致两人终止交流，分道扬镳。刘勰在《文心雕龙》的“议对”一章提出：“议惟畴政，名实相课。断理必刚，摛辞无懦。”[2]即“议”只是筹谋政治，考核名称和实际，论断事理必须刚健果敢，运用文辞不要软弱。作为北宋名臣，两人自然深谙其理，可惜两人却是“名实相左”，对名实理解相差太大；由于各执己见，书信的表述也是“理辞不让”，导致双方对话无法达成一致。

一、名实相左，憾失合作基础

在任何对话中，双方都应该本着合作的态度，朝着同一个目标，互相找到可以让双方接受观点和论述的平衡点，但是由于两人固守各自对“名实”的理解，遗憾地失去了合作的基础，他们的书信对话是违反合作原则的。

1.操术多异，违反关联准则

关联准则，要求所说的话必须与交谈目的相关，也就是要切合话题。明面上两人都是围绕“是否要变革”这个话题进行交流，但是实际上一个极力反对，另一个坚决执行，两人的目的可谓是正反对立、南辕北辙。这样的交流必然是要破裂的。司马光在信的第二段就用强烈的语气反对王安石的变法主张：“若介甫果信此志，推而行之，及二三年，则朝廷之患已深矣，安可救乎？”他认为此法不仅不利于朝廷，反而有害。而王安石在信的开头部分的回答也同样十分坚决：“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从王安石的答复可知，自己的改革主张司马光是不能接受的，所以也没有与对方争辩的必要。双方本该“集中讨论与对手就论题产生的分歧，而不是只关注个人观点”[3]。正如王安石本人所言，两人所操之术相差太大，找不到关联之处，必然导致双方不会在变革的议题上做具体的交流，无法深入探讨下去。

2.屏蔽事实，违反真实准则

真实准则，又称质量原则，要求所说的话必须真实可靠，不能说假话，不能说根据不充分的话。这是对会话“质”的要求。对话双方所谈论的内容应该都是真实可靠的，不能为了说服对方而刻意捏造。在此次对话中，两人所关切的点却有极大的不同，列举真实内容完全不同，对对方所列举的事实更是置若罔闻。两人均选择性屏蔽对方所讲的事实，刻意不去正视对方的理据。不能正视对方的正确，就无法看清自己的错误。

在《与王介甫书》一信中，司马光列举了诸多事实来说明变法带来的诸多问题。首先是实施变法的岗位用人存在的问题：“于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圜视，炫鬻争进，各斗智巧。”“又所遣者虽皆选择才俊，然其中亦有轻佻狂躁之人，陵轹州县，骚扰百姓者。”这些人不仅没有真心实意地去实施变法，反而借变法之际，争相炫耀，作威作福，欺凌地方，袭扰百姓。这部分人存在私心，严重地损害了变法的形象。其次是变法之后形成的后果：“士大夫不服，农商丧业，故谤议沸腾，怨嗟盈路。”这个后果是由前一个事实导致的，变法的目的是让国家变得强大，但前提是保证百姓的利益，要赢得民心。现实是确实存在因为变法走样而导致的“农商丧业”的状况，这对宋王朝的发展有很强的负面作用。所以撇开两人的所谓政见不合不说，司马光所指出的这两种事实按理应该引起王安石的重视，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王安石在答复中，首先避开司马光所提到的这两个事实，而是针对司马光提到的“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个内容就名实之理进行一一批驳。这四个内容真正涉及变法影响的只是前三个（“拒谏”只是针对王安石的态度，不是议论变法本身），司马光前面所提出的反面事实正是包括了这三个内容。对于司马光所列出的事实王安石或者视而不见，或者避而不答，从更上位的“概念”入手，谈名实之理：“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王安石所谈的这个“名”其实是道理、法度、理想，不是事实和结果。道理、法度、理想更多的是停留在主观层面，其正确性还有待实践的检验。但是从司马光所列举的变法导致的结果和事实来看，王安石的变法确实遇到极大的挑战。王安石并没有正面回应这些事实，只是在理论上作了名实之辩。因为变法是否真的可行，只能由时间来检验，由后人来评判，所以王安石也只能进行“名实之辩”来坚持自己的主张。“而王安石在批驳司马光的观点时完全疏忽‘义利之辩’这一立论基础，而是另起炉灶，从‘名实之辩’出发进行先立后破的论证”[4]。那么王安石关注的事实是什么呢？那就是历史上那些成功的变法与改革，也就是历史事实：“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他用盘庚迁都的历史事实来说明自己的变革尽管不为人理解，处处受阻，但是一定要坚持下去，最后肯定会像盘庚迁都一样取得成功。

3.多寡失衡，违反适量准则

适量准则，又称数量原则，要求所说的话必须满足交际所需要的信息量，既不能不足，也不应冗余。这是对会话“量”的要求。从《与王介甫书》与《答司马谏议书》这两封信的字数来看，二者明显存在“量”的不同。《与王介甫书》是一封长信，足足有三千多字，而《答司马谏议书》仅仅只有418字。前一篇长而不冗余，后一篇短而不简陋。这种字数上多与寡的明显差距，正反映了两人在变革一事上的不可调和、无法合作。

司马光为何会如此不厌其烦地给王安石写大篇幅的长信呢？由于此时王安石正深受宋神宗的赏识，掌握朝政大权，主导变法，气势不可阻挡。作为保守的一方，司马光自然要竭尽余力地阻击，所以才有“滔滔”上千言的书信。除了陈述事实和阐明观点以外，为了说服王安石放弃新法，在《与王介甫书》中司马光不惜堆砌大量历史典故：为了说明士大夫不能逐利，引用了孔子鄙薄樊须种庄稼事理；为了说明士大夫要听从忠谏采纳善言，引用了子产不毁乡校一事；为了劝谏王安石不要任用宠信之人，又引用了楚国大夫申叔豫以子南、观起之事警告楚国令尹薳子冯、薳子惧，辞退八个宠信之人一事；另外还有赵简子、孔明等诸多事例。这些历史典故出处不一、故事复杂，一般人很难快速明白其用意。司马光之所以要如此引经据典，目的还是说服王安石，希望王安石能明白历史的经验是如此之多，何必另起炉灶，搞什么变法改革。

而对于此时正在主导改革的王安石来说，排除外界干扰，全力推进变法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他没有时间和精力放在过多的口舌之辩上。面对来自昔日同僚司马光的批评，他“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只是因为司马光反复来书，他才以极简略的语言写了《答司马谏议书》作为答复，此书仅有三个小小的段落：第一段说明自己是“于反覆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可见是勉强回复；第二段则是各用四个单句分别解释了“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之名，没有任何补充说明或引经据典；第三段单独对变法中的“怨诽”之声作了回应，但也仅仅用了“盘庚迁都”之事而已。王安石虽然只写了418字，但在反驳时处处击中关键，用力十分精准，达到了“义典则弘”的奇效。

4.理据烦琐，违反简明准则

简明准则，又称方式原则，要求所说的话必须简明扼要，有条不紊，以减少歧义、误解。这是对会话“方式”的要求。在两封书信中，各自表述的观点都是十分清晰的，一个极力反对变法，要求保持原有法度；一个极力推进改革，推行新的治理制度。两人作为士大夫，儒学之义是共同尊崇的信念。但在信中两人对儒学的理解却各有丰富的解释。司马光在信中引用大量孔子等人的儒家经典，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之间就是要有不同的意见；再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不能去做夺人之利的事；又如“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其恕乎？”“伐柯伐柯，其则不远”。这两句一是孔子所言，一是来自《诗经》，则是希望王安石能够坚守儒家以“恕”待人的仁政。而王安石对儒家之义的理解关键在于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所以在王安石的心中变革只要做到“名实相符”，就是守儒家之义。双方在引经据典上作了丰富的阐述，却简明表述自己内心的本意，导致双方的论辩越说越复杂，到了争得“不可开交”的地步。

二、理辞不让，错失礼貌补救

礼貌原则实际上是对合作原则的一种补充，当双方出现违反合作原则的对话时，为了补救，会采用一些礼貌性的表达。在《与王介甫书》与《答司马谏议书》的开头双方还有类似的话语，司马光一直声称自己对王安石“向慕之心未始变移也”，赞誉对方“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成被其泽矣”。王安石在信的开头也礼貌性回复：“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覆不宜卤莽。”尽管如此开头，但是在两封信接下去的大多数表述中，两人显然没有继续“伪装”下去，不再用礼貌性的话语虚与委蛇，而是完全不顾对方脸面直抒己见，不断破坏对话的礼貌原则，此刻他们考虑的更多的是所谓的 “士大夫”独立精神，为的是能够凸显自己所谓的天下大道。

1.归咎对方，破坏损益准则

损益准则，即说话人应尽量说些有益于对方、不利于自己的话。这样，容易获得别人的感激和信任。司马光在信中的表述大多是不利于对方的表述，比如一开头就刻意突出王安石“众叛亲离”的孤介境地：“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来者，莫不非议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闾阎细民、小吏走卒，亦窃窃怨叹，人人归咎于介甫。”对此，王安石以“不复一一自辩”回应。

2.评点品行，破坏褒贬准则

褒贬准则，是要求说话人多说些褒扬对方、贬抑自己的话。这样容易与对方拉近距离，取得认同。司马光的这封长信几乎绝大多数都是在批评王安石的为人品行，如批评他“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认为王安石变法违反常理，是为了贪个人之功，这样的指责其实是很过分的；又指责王安石容不得其他意见，一旦有人向朝廷表达不同意见，就以辞职来要挟，这些话语都是针对王安石的人格的贬损。对此，王安石的态度是“至于诽怨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表明自己知道对手对自己的污蔑，但是我不放在心上。

3. 求异避同——破坏趋同准则

趋同原则，是要求说话人减少与他人在观点上的不一致，增大与他人在观点上的共同点。既然是讨论就不能不考虑对方的观点，多研究对方的观点的目的、来源、理据等，才能更好地去与对方交流，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求同存异”。但是司马光与王安石，完全不理会对方的主张，强调的都是己方的不同观点，而不去寻找双方的共同点。司马光认为王安石的变法就是“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招致士大夫和百姓的“诽怨”而已，没有任何对朝廷和百姓的有利之处，坚持认为应该维护旧制，停止新政；而王安石同样对对方的观点完全不予理睬，坚持认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是正确的，有益于朝廷。

由于论辩双方在变法问题上一开始就没有很好建立合作关系，导致名实之辩就只能停留在表面上自说自话，没有在实质内容上进行深入的交流与沟通，无论哪一方输赢，都对宋王朝的自新与强大无益。《与王介甫书》与《答司马谏议书》之间本质上是一场违反语用原则的对话，对话的结局自然以失败而告终，两位北宋名士无法共商国是，也成了历史的一大遗憾。

参考文献

[1] 王建华.语用学与语文教学[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16-18.

[2] 刘 勰.文心雕龙[M]，韩泉欣，直解.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146.

[3] [美]布鲁克·诺埃尔·摩尔、理查德·帕克.批判性思维[M]，朱素梅，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65.

[4] 宗学耀.王安石的论证失范与思维偏颇——《答司马谏议书》的批判性阅读[J]，中学语文教学，2023（6）：52-56.

[作者通联：浙江金华市教育教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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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万勇《中国教育报》2024年06月03日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