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汪曾祺作品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独特价值

摘要：在中国当代作家之中，汪曾祺入选中学语文教材的作品数量首屈一指。他推崇文学创作的中国经验，重视当代文学的传统继承，突出祖国语言的诗化属性，始终恪守“要有益于世道人心”的文学观念、“我追求的是和谐”的创作信条，一生都在践行“使这个世界更诗化”的艺术努力。汪曾祺作品可谓集知识性、思想性、艺术性和示范性于一身，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成为非常关键的选择内容，而他的创作经验在作文教学中更显珍贵。汪曾祺作品展现的特殊价值，自然不限于中学语文，不限于学校教育，不限于大众阅读，它有着更广阔的应用空间和更深邃的精神意义。

关键词：汪曾祺；文学作品；中学语文；教学范本；珍贵价值

汪曾祺作品入选中学语文教科书的数量，在中国当代作家之中可谓首屈一指。在“一纲多本”时期，人教版、沪教版、苏教版、北师大版、语文版、北京版、鲁教版、冀教版8个版本的初高中语文必修或选修教材，共收入汪曾祺作品30篇，具体包括散文《昆明的雨》《端午的鸭蛋》《金岳霖先生》《葡萄月令》《跑警报》《多年父子成兄弟》《泡茶馆》《初访福建》《故乡的元宵》《人间草木》《夏天的昆虫》《五味》《踢毽子》《马铃薯》14篇，小说《受戒》《大淖记事》《陈小手》《职业》《鉴赏家》《异秉》《故乡人》（内有《打鱼的》《金大力》《钓鱼的医生》）《黄油烙饼》《云致秋行状》《鱼》等12篇，评论《胡同文化——摄影艺术集〈胡同之没〉序》《又读〈边城〉》《使这个世界更诗化》《中国戏曲和小说的血缘关系》4篇。

因为要完全通过知识性、思想性、艺术性和示范性等多方面的高标准、严要求和精考核，所以能够成为语文课文，是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经典化的关键途径与重要证明。汪曾祺作品的选编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近乎全学段覆盖。从初一到高二教材，都有作品选入，这表明汪曾祺作品可以满足各学段学生的相关学习。二是选文总量极大。即便置于百年文学史的考察背景，汪曾祺被中学语文肯定的作品数量也是相当惊人的。除了已被选中的作品目录，汪曾祺还有众多的名篇可以入选，比如散文《湘行二记》《泰山片石》《岁朝清供》《文游台》，小说《徙》《岁寒三友》《八千岁》《王四海的黄昏》，评论《小说笔谈》《说“短”——与友人书》《谈谈风俗画》《知识分子的知识化》等等。三是多种文体文质兼美。事实上，当年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期的汪曾祺是以诗歌创作闻名的，绵延半个多世纪的新诗创作贯穿他一生的写作史。而他本人则是北京京剧院的一位职业编剧，大量的优秀剧本让他无愧于自己的工作身份。汪曾祺是用诗歌、散文、小说、剧本、报告文学和评论等全部文学文体来关心世界。著名文学史家洪子诚说：“至于说到汪曾祺，无疑他是当代最杰出的作家之一，去掉‘之一’，大概也无不可。”[1]

教材编写要有助于学生“增强中华民族自尊心、爱国情感、集体意识和文化自信”“教材选文要体现正确的政治导向和价值导向，文质兼美，具有典范性，富有文化内涵和时代气息”[2]，“教材编写应注意语言材料的多重功能，便于体现文本在达成不同学习目标中的示范、积累、探究等不同功用”[3]。我们依据初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的这些要求，从多个方面来分析汪曾祺作品在语文教学中的特殊价值。

一、信仰汉语的文化自信

1935年，张伯苓校长在南开大学开学典礼上提出振聋发聩的“爱国三问”——“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汪曾祺的文学创作能够很好地回答这“三问”。他写过《我是一个中国人——散步随想》《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的创作生涯》，同时在诸多文章和众多场合都会特别强调自己“中国人”“中国作家”的特殊身份；他望向这个国度的眼神总是欣喜的、骄傲的，他的文字总是自豪的、饱含深情的；他在《汪曾祺自选集·自序》里说：“我的朴素的信念是：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4]他还在《文化的异国》里说：“在不公平的、存在偏见的环境中，华人作家、艺术家，他们的心情是寂寞的，而且充满了无可申说的愤懑。”[5]几乎在汪曾祺所有作品里，我们都能看到他本人作为中国人的自信心和满足感。

首先，推崇文学创作的中国经验。汪曾祺觉得中国文学在世界上是非常独特的，它提供了另外一种书写可能，有着自己鲜明的、独立的体系。主要由“和”文化居中引领的它，可以是起承转合的严格章法，也可以是起止自在的“文无定法”；可以是细针密线的形似写实，也可以是“大音希声”的神似写意。大学时代，汪曾祺就曾主动学习、使用过西方现代派手法，但他的目的却是“为我所用”，最终一定回到“民族传统”。汪曾祺与九叶诗人大都相熟，他跟他们交流时曾说过：“我主张，现代派也要中国化。”[6]（《关于现阶段的文学——答〈当代文艺思潮〉编辑部问》）在汪曾祺看来，中国有自己灿烂的文学史，有同西方并驾齐驱的创作经验，无需舍近求远。他在《中国戏曲和小说的血缘关系》中强调：“西方古典戏剧的结构像山，中国戏曲的结构像水。”[7]上善若水，水的精神，不只出现在中国戏曲里，也出现在中国文学和艺术里；不只出现在作品结构里，它还影响着包括观察、感受、立意、语言和主题在内的整个文学创作过程。法国著名翻译家安妮·居里安女士，对“笔下浸透了水意”的汪曾祺赞赏有加。

其次，重视当代文学的传统继承。中国文学是一条从远古流向未来的河，古代文学是它的上游，当代文学是它的下游。现在不少作家的古代文学功底薄弱，有时干脆割断了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根的联系，他们却没有感到不妥和不安。有鉴于此，汪曾祺不忘大声提醒：“中国的当代文学含蕴着传统的文化，这才成为当代的中国文学。正如现代化的中国里面有古代的中国。如果只有现代化，没有古代中国，那么中国就不成其为中国。”[8]（《传统文化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他高兴地承认：“在中国当代作家当中我的作品里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痕迹比较明显。”[9]（《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的创作生涯》）汪曾祺认为当代作家一般有传统文学、民间文学和外国文学三个学习方向，其中传统文学始终是最重要的。当代文学就应该是传统文学的继承者，中国当代文学就应该是中国文学的“当代形态”，中国人的思想感情用中国文学来表达显然更恰切也更可信。历史无数次证明过，中国可以用自己的办法解决中国问题。当然，汪曾祺执着继承的是优秀文化，他对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消极、落后部分，则持警惕、拒绝和否定的态度。

再次，突出祖国语言的诗化属性。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中国文学是中国的语言艺术，中学语文教材关于汪曾祺的选文都出自当代时段，他的作品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卓越代表。汪曾祺诗性文学是对当代汉语的有力创新与发展。“爱护祖国的语言。一个作家应该精通语言。一个作家，如果是用很讲究的中国话写作，即使他吸收了外来的影响，他的作品仍然会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10]（《我是一个中国人——散步随想》）汪曾祺差不多是个语言至上主义者，他觉得语言是本质的东西，它本身就是艺术，文学语言与文学内容是同时存在的，并无表里之别。“小说作者的语言是他人格的一部分。语言体现小说作者对生活的基本态度。”[11]（《关于小说语言（札记）》）就连小说语言都是如此，其他文学文体的语言更是如此。汪曾祺说：“中国的有文化的人与其说是用汉语思维，不如说是用汉字思维。”[12]（《语言是艺术》）他小时候就以善画闻名乡里，他的文字有绘画中的颜色、形象和画面；他是职业的编剧，他非剧本的作品文字也有声音、节奏和韵律，呈现一种音乐美；他的诗人身份以及对汉语诗性的大力开掘，令其全部文学作品都有了诗意光芒和诗化属性。

汪曾祺的语言单看一句并无特别，组合在一起却有一种痛痒相关、不可增删的奇效。或悠闲或忙碌，或委婉或峭拔，或安详或沉痛，汉语的暗示性、诗意性、内容性和文化性，在汪曾祺的笔下展露无遗，凡所应有无所不有。“中国当代作家意识到语言的重要性的现在多起来了，中国的文学理论家正在开始建立中国的‘文体学’‘文章学’。这是极好的事，这样会使中国的文学创作提高到一个更新的水平。”[13]（《中国作家的语言意识》）看到这种重要的变化，汪曾祺格外欣喜、激动，光大自己的“文体学”“文章学”，中国当代文学才会更有价值更有前途。

二、走向唯美的和谐主题

汪曾祺很少写那种剑拔弩张、金刚怒目式的作品，更多的是“除尽火气”、冲淡平和的温润篇目。读汪曾祺文学总是让人内心突然变得安静，也可以说他的作品有一种特殊的心灵疗愈作用。汪曾祺用文学关注世界、关心读者，他是一位一直把责任心和使命感担在肩上的作家。“文学的作用主要在于提高读者的人格品位，提高人类的整体素质。”[14]（《我的文学观》）“我觉得一个作家的作品总要使读者受到影响，这样或那样的影响……我认为作家的责任是给读者以喜悦。让读者感觉到活着是美的，有诗意的，生活是可欣赏的，这样他就会觉得自己也应该活得更好一些，更高尚一些，更优美一些，更有诗意一些。小说应该使人在文化素养上有所提高，小说的作用是使这个世界更诗化……文艺的教育作用和审美作用就可以一致起来，善和美就可以得到。”[15]（《使这个世界更诗化》）以唯美的作品姿态来呈现深刻的和谐主题，就是汪曾祺一生的创作追求。

“要有益于世道人心”的文学观念。汪曾祺常常会主动融入他笔下的生活，站到他作品里的人物中间，尽可能弥合文学与生活、虚构与真实的鸿沟，他与生活共进退，他与人物同喜怒。“北京人每个人一辈子吃的大白菜摞起来大概有北海白塔那么高。”[16]（《胡同文化——摄影艺术集〈胡同之没〉序》）“每个人带着一生的历史，半个月的哀乐在街上走。”[17]（《钓人的孩子》）“‘卖杨梅——’，声音娇娇的，她们的声音使得昆明雨季的空气更加柔和了。”[18]（《昆明的雨》）“或问：你写这些昆虫是什么意思？答曰：我只是希望现在的孩子也能玩玩这些昆虫，对自然发生兴趣。现在的孩子都只在电子玩具包围中长大，未必是好事。”[19]（《夏天的昆虫》）这些或提醒或欣赏或沉思或体谅的文字，有“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象外之趣”，可谓汉语最精妙、最上乘的表达，浸透了生活内容，浸透了作者思想，文字背后站着作家本人，见文品见人品。文章千古事，作家必须重视自己作品产生的社会效果。汪曾祺说：“我有一个朴素的、古典的想法：总得有益于世道人心。”[20]（《要有益于世道人心》）文学应该使人获得生活的信心，汪曾祺的创作目标和文学理想是“人间送小温”。

“使这个世界更诗化”的艺术努力。汪曾祺坚定地认为，文学应该写美的生活、美的事物、美的人生和时代。他在读自己老师的《边城》时，抓住了沈从文“爱世界”“爱人类”的创作主轴。他觉得该作品不仅人物、情节是美的，就连小说里的环境也是美的，也是带有人文色彩的美的，三者形成了一个美的共同体。“小说里为什么要写景？景是人物所在的环境，是人物的外化，人物的一部分。景即人。”[21]（《又读〈边城〉》）汪曾祺也惯于以美写美，《受戒》《大淖记事》《鉴赏家》等作品，闲中着色，涉笔成趣，抒情诗式的演绎路线，从文字到主题都是将美进行到底。

汪曾祺善于从寻常百姓、普通生活中寻找美好、发现诗意。“王淡人就是这样，给人看病，看男女内外大小方脉，做傻事，每天钓鱼。一庭风雨，满架和风。”[22]（《钓鱼的医生》）王淡人救死扶伤、急公好义，他把一个身无分文的病人留在家里白吃、白喝、白治病，他倾其所有，不惜用上祖传的麝香等名贵药材，被人说成“做傻事”。对王淡人的高风义举，小说结尾处，汪曾祺的致敬“你好，王淡人先生”脱口而出。《跑警报》的素材来自汪曾祺的耳闻目睹，作品中写了西南联大学生“跑警报”过程中的种种趣事。汪曾祺用出色的笔墨逼真地还原了人们各种各样的从容、“皮实”和“不在乎”。“为了反‘不在乎’，作《跑警报》。”[23]（《跑警报》）作品中少数事件是汪曾祺的“耳闻”，多数来自他的“目睹”，作家自己一定是个见证者，在最“不在乎”的人群里，一定有汪曾祺的身影。我们这个民族是不怕入侵者吓唬的，“不在乎”的精神可以战胜一切。

“我追求的是和谐”的创作信条。汪曾祺曾经夫子自道：“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我认为儒家思想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24]（《我是一个中国人——散步随想》）他认可儒家刚健有为的价值观，很多作品都是在写寻常百姓昂扬向上的进取精神。不少人说汪曾祺主要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实在是一种误会，汪曾祺对人的尊重、对人的关心以及文字中饱含的人情，大都来自儒家文化的洗礼。《职业》是汪曾祺本人最满意的小说，作品写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因为家庭变故过早地有了“职业”，他每天要走街串巷叫卖“椒盐饼子西洋糕”。与他同龄正上学的那些孩子，时常追着他调皮起哄，故意改词吆喝“捏着鼻子吹洋号”。小说结局处，这个孩子终于盼来一天放假，有机会短暂离开沉重的职业，当走到一个巷子里，看看前后没人，他突然大声地、清清楚楚地、痛痛快快地吆喝了一句“捏着鼻子吹洋号”。这篇小说包含“人世多苦辛”等多个主题，但最震撼的无疑是“孩子的童心还在”。汪曾祺成功地走进那个孩子天性和灵魂深处，他真的懂他，是孩子的知己——因为一种自强不息，困境并没有伤害到童心。汪曾祺是凭着自己的童心理解孩子的童心的，他有太多的作品中都忽闪着一双儿童的好奇的大眼晴，不少作品都同时是儿童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