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的代价：《哦，香雪》对现代性的反思

摘要：《哦，香雪》不仅描写了香雪们充满朝气的追求，更揭示了她们在追求过程中付出的代价：德性的丧失。香雪们在和现代文明的对比中遭遇尴尬，在对物质欲望的狂热中丧失德性，在高歌猛进的空气中迷失自我。这是铁凝十分强调且又长期思考的问题，也是《哦，香雪》最有价值之处，应当引起教学上的重视。

关键词：《哦，香雪》；现代性；代价；德性

1982年，铁凝的《哦，香雪》在《青年文学》发表，得到孙犁的奖掖：“这篇小说，从头到尾都是诗。她是一泻千里的，始终一致的。这是一首纯净的诗，即是清泉。它所流经的地方，也都是纯净的境界。”[1]小说中扑面而来的台儿沟的山村气息、香雪们的质朴性情以及作者大量注入的抒情文字，的确容易让人不自觉地受到“纯净的诗”的蛊惑。统编教材把《哦，香雪》编入青春主题单元后，香雪们对未来的憧憬更是被披上了青春的色彩和梦幻的嫁衣，纯洁而无瑕，励志而上进。

然而，铁凝似乎并不满足于此。她“希望读者从这个平凡的故事里，不仅看到古老山村姑娘质朴、纯真的美好心灵，还能看到她们对新生活强烈、真挚的向往和追求，以及为了这种追求，不顾一切所付出的代价”[2]。“追求的代价”原是铁凝重视的内容，体现了她对现代性的反思，具体来说就是她同时关注到现代文明浪潮裹挟下的香雪们的前进与失落。但这一要素却被人们忽视了，人们只把《哦，香雪》当成一首“纯净的诗”或一个“现代的童话”。这种残缺的解读排除了铁凝对时代阵痛的深刻洞见，遮蔽了《哦，香雪》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一、对比中遭遇尴尬

《哦，香雪》里代表现代文明的火车是这样出场的：“那绿色的长龙一路呼啸，挟带着来自山外的陌生、新鲜的清风，擦着台儿沟贫弱的脊背匆匆而过。”台儿沟“贫弱的脊背”是在和火车的对比中强调出来的，台儿沟的姑娘们也是在与现代文明的对比中遭遇尴尬的。

台儿沟最早遭遇尴尬的是公社中学读书的香雪。同学们“一个眼神，一声轻轻的笑”，已经使“香雪意识到，她是从小地方来的，穷地方来的”。同学们自居于“大”，故能“理直气壮”地炫耀一天吃“三顿！”；而香雪自羞于“小”，只能“认真”“友好”地接受她们的盘问。当她把自己的铅笔盒和同桌的一比，发现它“笨拙，陈旧”，正带着“几分羞涩地畏缩在桌角上”，她更尴尬了，仿佛那铅笔盒就是在同学的盘问下恨不得“缩”在角落的她自己。“因为贫穷，同学们才敢一遍又一遍地盘问她”，香雪“第一次意识到”贫穷“是不光彩的”。香雪对“富强”崇拜起来，所以看火车时她跑在最前面。而当“火车来了，她却缩到最后去了”，在撼天动地的火车面前，她认为自己“像一棵没根的小草”，因为在和火车的对比中，她又自羞于“小”了。通过香雪在面对铅笔盒和火车时的心理描写，铁凝细腻地写出了香雪的尴尬。

凤娇们久处于台儿沟，对此尚不够敏感，所以她们坦率地“盘问”“北京话”：“喂（注意这个用词），你们老待在车上不头晕？”“房顶子上那个大刀片似的，那是干什么用的？”“烧水在哪儿？”“开到没路的地方怎么办？”“北京话”当然没有义务回答这些无聊的“盘问”，只甩给她们一句“真没治！”和“下次吧，下次告诉你们！”。然后，“他的两条长腿灵巧地向上一跨就上了车”，“列车一头扎进黑暗，把他们撇在冰冷的铁轨旁边”。从字面上看，是“列车”撇下了姑娘们，但实际上是“北京话”把姑娘们撇下了。姑娘们吃了“闭门羹”，铁凝对姑娘们的尴尬不着一字，但这种尴尬是必然存在的。“真没治”和“下次吧”显示出“北京话”和姑娘们对话时占据“话语高位”，敢于戏谑和拒绝就是掌握权力的体现——香雪在面对盘问时就没有这种权力。在“北京话”和香雪面对盘问时的对照中，铁凝隐晦地写出了姑娘们的尴尬。

此后，“嫌贫爱富”的病毒已经微妙地在每一个台儿沟姑娘身上“传染”。她们认为，火车上的一切，挂面、火柴、发卡、香皂、纱巾、尼龙袜……都是“好的”；火车下的一切，“不光彩”。凤娇就是其中的代表。她执拗地认为“北京话”的白是天生的；非说是“捂的”，就是有意“贬低她的什么人”；至于台儿沟姑娘们黝黑的皮肤，包括她自己，就有点“不光彩”。可是香雪却偏偏被人称作“天生一副好皮子”，那么在凤娇心里，她更及不上“北京话”了。于是凤娇“不接茬儿，松开了香雪的手”——尴尬又产生了。假如“北京话”没有介入凤娇们的生活，她们并不“专看人家脸黑脸白”。而随着“北京话”的介入，脸白与脸黑仿佛成为“富强”与“贫弱”的表征，有人因此“涨价”或“掉价”。凤娇知道脸黑的尴尬，所以她尽情地怂恿：“你们喜欢，你们可跟上人家走啊！”一片欢声笑语，掩盖了姑娘们的尴尬。《哦，香雪》中的几处尴尬，作者写得或明或暗，但都与现代文明的到来有关。

二、追求中遗失德性

尴尬激发了姑娘们争取尊严的斗志，疯狂的物欲理直气壮地涌进台儿沟。香雪们“踮着脚尖，双臂伸得直直的，把整筐的鸡蛋、红枣举上窗口，换回台儿沟少见的挂面、火柴，以及属于姑娘们自己的发卡、香皂”。每当火车来临，她们有的穿起花棉袄，有的别上有机玻璃发卡，有的缠上夹丝橡皮筋，“整齐地排列在铁路旁，像是等待欢迎远方的贵宾，又像是准备着接受检阅”。

姑娘们同火车上的乘客“做买卖”的动作——“举上窗口”，让人想起鲁迅去质铺（当铺）换钱的动作——“送上”柜台。鲁迅说：“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3]把衣服或首饰“送上”去，把钱从上头接过来，鲁迅的“侮蔑”就产生了。姑娘们和火车上的乘客做生意，自然不同于鲁迅到质铺典当，但两者都是处在下位的人同处在上位的人发生利益交换。位置的高低隐喻着交易双方身份的高低，换句话说，姑娘们和乘客们并不平等。

对物质欲望的狂热追求，使姑娘们的虚荣心不仅体现在穿着打扮上，也体现在内心情感上。凤娇对“北京话”的追求就像张爱玲说的：“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4]“北京话”给她一捆挂面，她“就一定抽出一斤挂面还给他。她觉得，只有这样才对得起和他交往”。有学者说：“你来我往的交换之中互动着某种温情脉脉的暖意。应该注意到，价格没有在这里出现，当然货币也没有出现，所有被用来交换的物品仿佛不是商品，而仅是一种礼物，寄托着愿望和成全的情感价值。”[5]殊不知，此处只有凤娇的“暖意”，而无“北京话”的“暖意”。事实上，那多出的一斤挂面，以物质的形式规定着“北京话”和凤娇的“差价”，一如姑娘们做生意时和乘客们在高度上相差一辆火车。凤娇和“北京话”情感上的不对等，一如姑娘们和乘客们在物质需求上的不对等。然而姑娘们愿卖，以求物质的满足；凤娇愿送，以求情感的慰藉。她们在同现代文明“争名逐利”的过程中，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下面这段话尤其值得关注：

“有时她也想起姑娘们的话：‘你担保人家没有相好的？’其实，有没有相好的不关凤娇的事，她又没想过跟他走。可她愿意对他好，难道非得是相好的才能这么做吗？”

有没有相好的，真的不关凤娇的事吗？凤娇真的没有想过跟他走吗？不为了做他的相好，凤娇为什么愿意对他好呢？凤娇知道这爱情是一种奢求，但快乐（也是一种利益）的刺激如此重要，所以她只能用上面的话麻痹自己，用不计回报的付出感动自我。姑娘们“冒着回家挨骂的风险，换回花色繁多的纱巾和能松能紧的尼龙袜”。这些行为表明：对物欲的追求使“争名逐利”的行为变得正常化，台儿沟的姑娘们已经敢于冲破德性的禁区。

而德性失落得最明显的，正是人们眼中最纯洁、最朴素的香雪。和凤娇和其他姑娘们不同，香雪似乎对物质和情感追求不多，她渴望“铅笔盒”。人们因此侈谈香雪追求文化知识，追求理想和未来。殊不知，铅笔盒的“现代光环”在解读香雪的追求时恰恰是应当努力祛除的：促使香雪追求铅笔盒的直接原因并不是她对知识的向往，而是她从同学处受到了屈辱；也无关理想和未来，无非是有了铅笔盒“就能上大学、坐上火车到处跑，就能要什么有什么，就再也不会被人盘问她们每天吃几顿饭了”。这表明，香雪对铅笔盒的追求也无非是对那屈辱的补偿。“铅笔盒的现代光环……是通过一系列遗忘和压抑的机制生产出来的。首先遗忘的是铅笔盒所包含着的女同学与香雪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其次压抑的是和铅笔盒同样是物的发卡、纱巾的合理性。”[6]抛开铅笔盒的现代光环，香雪追求铅笔盒并不十分高尚，相反，其动机是十分功利和世俗的。

香雪得到铅笔盒的过程，更是充分暴露了其德性的遗失。在香雪“红着脸”告诉（或请求？或强求？或乞求？）女大学生她想交换铅笔盒前，女大学生并没有交换的意思。当香雪和女大学生还在商量铅笔盒是赠送还是交换的时候，香雪已经在“摆弄着铅笔盒”了。从后面看，香雪为了铅笔盒已决定要欺骗——“娘会相信的，因为香雪从来不骗人”；再往前面看，香雪第一次见到这个铅笔盒时，作者说“如果不是隔着玻璃，她一伸手就可以摸到”——香雪几乎要“偷”或“抢”。她不再是那个纯洁天真的、惹人怜爱的香雪，是为了得到某物敢于不择手段地去争取的人。香雪身上最典型地体现了铁凝所谓的“追求的代价”。问题是女大学生“不知怎么的也红了脸”。或许香雪的表情使她忆起她也曾是一个为追求物欲而遗失了德性的人。

路遥在《人生》中也指出过这个问题。农村的质朴青年高加林进城后为了追求更有前途的生活，抛弃了农村的初恋刘巧珍，选择和城市的同学黄亚萍在一起。小说中德顺老汉批评高加林：“不管你到了什么时候，咱为人的老根本不能丢啊……”[7]高加林回到农村时，一首信天游这样唱道：“哥哥你不成材，卖了良心才回来……”[8]路遥指出高加林在追逐现代化的浪潮中丢了“为人的老根”和“卖了良心”，一如铁凝所担心的姑娘们会为了追求物欲而遗失德性。铁凝、路遥们不仅用文字记录时代，更用文字凝视和反思时代。然而，他们作品的深度，毕竟是更充分地体现在容易被人遗忘的后者上的。

三、前进中迷失自我

当得知“北京话”已有爱人，香雪“感到了委屈，她替凤娇委屈，替台儿沟委屈”。委屈在于，香雪知道凤娇牺牲了德性，却依然没有彻底实现自己的追求。并且，香雪意识到台儿沟的德性也败坏了，但台儿沟并没有真正融进现代文明。照理说，香雪据此应当成为台儿沟最早觉悟到现代化的反面的“智人”，但由于她仍然沉浸在追求的美梦里，于是她甘愿继续做一个“愚人”。至此，小说的另一重主题产生了：人们高歌猛进地奔向现代社会，却在前进的过程中愈加迷失自我。毫无疑问，这一主题又典型地体现在香雪身上。

得到铅笔盒之后的香雪迫不及待地要向同学炫耀。她在铅笔盒里放了一只盛擦脸油的小盒，这“才觉得这铅笔盒真属于她了”。接着，香雪开始飘了。她发现“大山原来是这样的！月亮原来是这样的！核桃树原来是这样的！香雪走着，就像第一次认出了养育她成人的山谷。”柄谷行人认为，“只有在对周围外部的东西没有关心的‘内在的人’（innerman）那里，风景才能得以发现。风景乃是被无视外部的人发现的。”[9]拥有铅笔盒的香雪，其“个人意识”暂时地觉醒，内在“主体性”暂时地获得，所以她才能以客体的身份“发现风景”。不仅如此，香雪还把自己的“成功”推广为台儿沟的“成功”。她的幻想是“这样的”：“那时台儿沟的姑娘不再央求别人，也用不着回答人家的再三盘问。火车上漂亮的小伙子都会求上门来，火车也会停得久一些……”所以，当她回到台儿沟时，不禁流下了“欢乐的泪水、满足的泪水。面对严峻而又温厚的大山，她心中升起了一种从未有过的骄傲”。她以为台儿沟的未来已经到来了。她迎着众人跑去，手里举着象征尊严和胜利的铅笔盒。小说至此结束。群山之间一声声回荡的“哦，香雪！香雪！”像一股温情的暖流，表达了铁凝对个人与社会、城市与乡村的关系都在经历一番重塑的1980年代的，追求理想的一代人的祝福。但铁凝没有明写又更加关注的是，香雪们在追求现代文明的过程中存在“追求的代价”——香雪们的追求是以德性的失去为代价的。

铁凝一直没有忘记改革开放之后这份沉重的“追求的代价”。二十多年后，她在一篇散文的结尾这样写道：“车轮滚滚，势不可挡，谁也无法压抑逐渐富裕起来的中国人蓬勃的各种欲望。问题是，当车轮滚滚向前时，我们该没有丢下人类那些本该具备的种种德性吧？我们有目测前方的雄心，也该有回望心灵的能力。”[10]香雪们有这份“雄心”，但似乎缺少这项“能力”。滚滚的时代洪流在前，旧日的尴尬又在后头深深地刺痛着她们，在这一拉一推的两股力量的牵引下，香雪们只能前进，无暇“回望心灵”。这是她们无可奈何的“迷失”，也是她们审时度势的“选择”。然而，铁凝二十年不变的质问是：这样行么？！

90年代农村妇女进城热，更加暴露了现代性的问题，也即印证了铁凝的担忧。“由大规模的‘市场化’和‘全球化’所带来的历史震惊，其催生当代中国人的个人意识的前提，即是不可避免地摧毁原有社会结构中的‘共同体’（集体），由此使得当代中国的个人意识不能不以某种矛盾的形态呈现出来：一方面‘个人’努力从各种似乎束缚了‘个人意识’发展的‘共同体’（集体）中挣脱出来；另一方面从‘共同体’中‘解放’出来的‘个人’，却只能孤零零地暴露在‘市场’面前，成为‘市场逻辑’所需要的‘人力资源’，‘个人’的‘主体性’被高度地‘零散化’，‘解放’的结果走向了它的对立面。”[11]也就是说，香雪们在挣脱了台儿沟的束缚之后，自以为踏上进城的征程，可以成为拥有主体性的新女性；岂料进城后的她们在市场逻辑的操纵下，又落入了市场的陷阱，再一次失去了个人的主体性。铁凝未必能把十多年后的危机预判得如此准确，但她确实把自己对现代性的担忧写进了小说，她承认：“《哦，香雪》里当然也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它确实有一种境界在里面，可能是达不到的境界。”[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