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驿路梨花》：别出心裁的“虚实”叙事

摘要：自彭荆风的《驿路梨花》问世以来，一直被奉为“雷锋精神”传承的经典之作，小说所蕴含的强烈情感感动着读者，留白式结尾也引发阅读后的沉思。文章从“虚实”叙事的角度来阐析《驿路梨花》的文献价值、文学价值和虚实相衬之下的浓郁情感，以及文本内在“雷锋精神”的坚固与长远意义。

关键词：《驿路梨花》；“虚实”叙事；雷锋精神

《驿路梨花》是彭荆风的代表作之一，文本蕴含的纯洁美丽的“梨花”已然在广大读者心中根植与绽放，自被选入统编版语文教材七年级下册必读篇目，即深受中学师生喜爱。这是一篇虚构和非虚构相结合的“虚实”叙事小说。下面笔者将从“虚实”叙事、“实”叙事文献价值与“虚”叙事文学价值等几个方面，来对小说《驿路梨花》进行深层内涵意义上的文本解读。

一、《驿路梨花》：“虚实”叙事文本

《驿路梨花》是第一人称叙事，小说中的“我”也就常被读者误认为是作者本人。就小说的虚构性而言，“我”自然是被作者虚构出来的人物形象。导致如此误读，原因在于作者将自身云南边境生活的真实体验融入文本之中，并借由小说中的人物、语言以及情节，将内心深处真实且强烈的情感贯穿《驿路梨花》整个故事，从而将“实”融入“虚”之中。

“虚实”叙事是一种写作手法，即通过虚实交替的叙事结构，将真实的故事情节与虚构的元素相结合，使整个故事变得更加生动有趣。《驿路梨花》在“虚实”叙事手法运用上，切实做到了把虚构的故事情节与真实的环境及情感两者相结合。

从小说整体结构上来看，全文以“我”作为故事发展的线索，把三十年前后的故事虚实交织地关联起来，整体叙事因此显得更为集中，更为有趣。与此同时，作者巧妙的线索设置，也使整篇小说在结构上更为严谨、自然与曲折有致，从而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满怀阅读期待的真实感，而更能使故事可信、入心。这是彭荆风写作手法上的高明之处。在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作者也采用虚实结合的手法，既写梨花姑娘的外在美，又着力烘托出她的内在美。实写她的勤劳朴实、乐于助人，虚写她的深明大义、博爱胸怀。小说主题上，经由瑶族老人和哈尼小姑娘口述梨花姑娘助人为乐的故事，以“驿路梨花处处开”这一诗句中蕴含的诗化意象，来突出人们要向解放军和梨花姑娘学习的旨向。美润人心，助人为乐的奉献精神已然在读者心田滋芽根植，小说在给人美感之余，社会教化的功能也在无形之中得到实现。

总的来看，《驿路梨花》的“虚实”叙事体现在多个方面。也正因“虚实”叙事手法的匠心运用，“虚”与“实”相结合方使整篇小说的结构更加严谨、线索更为清晰，主题的表现也更加深刻。同时小说通过侧面描写来对梨花这一人物形象进行塑造，使这一在文中看似出现很少，却又时时刻刻潜在的精神形象，显得既神秘又令人无比神往，赞美颂扬了“雷锋精神”在少数民族地区结出的美丽花朵，并寄寓作者期望精神传承除了开花结果外，还能向漫山遍野散播开来。

二、《驿路梨花》：“实”叙事的文献价值

文学作品具有一定文献价值，主要缘于作品内容对社会、时代、生活以及个人经历的真实反映；换言之，是作者社会生活及个人经历经过文学艺术修饰后的真实记录。彭荆风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过：“我就是喜欢用这种记叙文的写法来写小说，我觉得这样显得更朴素、真实。”[1]这意味着，当作者彭荆风使用记叙文写法，也就是散文笔法来创作这篇小说《驿路梨花》时，就注定了其中存在一定的“非虚构性”。如此一来，小说内容则具备一定的文献价值，这也正是《驿路梨花》有别于其他小说作品独特之处。

《驿路梨花》开篇即交代了整个故事发生的社会环境与故事背景，这部分描写虽然所用笔墨不多，却是作者对云南边境地区真实环境的概述。作者写道：“好大的山啊！起伏的青山一座挨一座，延伸到远方，消失在迷茫的暮色中。”“这么陡峭的山，这么茂密的树林，走上一天，路上也难得遇到几个人。”[2]无论是“起伏的青山”“陡峭的山”抑或“茂密的树林”，都是在向读者描述云南边境地区自然环境的真实状貌。作者虽对环境加以艺术上的修饰，但这并不妨碍读者通过阅读的再造想象，在脑海映现文本所述自然环境的真实性。

自然环境描写之后，作者笔锋一转，随即将视角聚焦到远处被梨树林簇拥着的那一座草顶、竹篾泥墙小屋。这一座小屋在小说中承接整个故事后续发展，同时也是作者对云南边境地区极具地方风格特色的民居建筑真实描写。作者在文中写道：“一张简陋的大竹铺着厚厚的稻草。倚在墙边的大竹筒里装满了水”“门被推开了。一个须眉花白的瑶族老人站在门前，手里提着一杆明火枪”“平常爱打猎”[3]，虽寥寥几笔，却精炼概括出小屋内简陋却宜居的特点，以及塑造了一个瑶族老猎人形象。从小屋这部分描写内容可以窥见，作者对云南边境地区人们生活方式无比熟悉，也正因为如此，方能用极简语言将其勾勒出来。

把散文笔法运用到小说《驿路梨花》的创作中，意味着虚构性与真实性二者相依并存。如此一来，真实性和虚构性极易混淆，一时难以辨清何为“虚”何为“实”。这也是为何《驿路梨花》这篇小说，在阅读时往往会被读者误读为真实散文，而非虚构小说。但也正是因为作者独特的小说创作方式，才能把云南边境地区的真实环境融入小说虚构的故事情节中，使得小说人物形象不会脱离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姿态，而巧妙地呈现在读者眼前。此乃“非虚构”叙事，也就是“实”叙事所具备的真实性效果。

《驿路梨花》描写的环境具有作者所处时代的特色。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自然环境、生活方式和建筑风格或多或少都会随之发生改变。在小说《驿路梨花》的“实”叙事中，其实也蕴含着诸多时代发展进程中的符号表征，从而小说所具备的文献价值就会愈发显而易见。

三、《驿路梨花》：“虚”叙事的文学价值

《驿路梨花》“虚”叙事所具备的文学价值，主要源于作者对社会生活和个人经历的主观感受和理想性表达。主观感受显然不可能完全遵循客观现实，不同于他者内心感受的表达而具有独特的个人生命体验，鉴于小说文学创作的个体性特征，不同程度的虚构必将是难以避免的。文本的理想性表达，则是作者为了满足自己内心的设想和需要，是对社会生活和个人经历中某些因素进行艺术加工和美化表达。

作者把多年身处云南边境生活经历的深切情感，通过理想性表达，隐晦且节制地寄寓在小说的虚构情节中。小说里，一行人进到小屋环视一周后发现，屋内墙上写着干柴、米、盐巴、辣子等物品的存放位置，这些屋内提示语，体现了在小屋存放粮食物资之人，为过路者担忧的周全考虑。之后描写瑶族老人携带粮食来补充自己先前在小屋暂宿所消耗的东西，可当文中“我们”一行人认为这位瑶族老人就是这间屋子的主人时，故事情节的转折接踵而至，让悬念和误会一直在不停地反转。作者逐步向读者揭秘悬念，到底谁才是小茅屋主人的同时，让蕴含在故事情节内的抽象精神逐渐变得更为具体与入心。

小说每一处转折，都是文本内在精神的涟漪激荡，但表现方式却是含蓄、隐性的。内在助人精神的传承并非表面看似热烈的随处传颂，反而是在获得帮助后，受惠之人也能坚定地去延续这种精神。譬如小说里对内在精神传承的描写：“过路人受到照料，都很感激，也都尽力把用了的柴、米补上，好让后来人方便。”“第二天早上，我们没有立即上路，老人也没有离开，我们决定把小茅屋修葺一下，给屋顶加点草，把房屋前后的排水沟再挖深一些”。[4]每一个受过小屋恩惠的过路人，都会在接受这一份好意的同时，坚定地选择将其传承下去。可现实社会却很难实现让每一个人都去发扬奉献精神，因为这只是作者隐匿于文本内的美好期望而已。为了服从自己的内心设想和需要，通过“虚”叙事表达，对生活中难以实现的情形，进行艺术加工和美化表达。“小说最后遇见茅屋真正的‘主人’解放军和梨花，是通过哈尼族小姑娘之口说出的，并没有真正出现在‘我们’和读者面前。这是一种间接的‘相遇’，也是一次神奇的‘相遇’，它超越了时空的界限，完成了使命的交接。”[5]以虚构故事情节的方式来让精神的延续变得善美，这具有极为丰富的人文内涵和文学意蕴。

《驿路梨花》的“虚”叙事，在小说里是想象，是结尾引用诗句“驿路梨花处处开”的留白，是作者隐藏在文本内含而不露的强烈情感，同时也是《驿路梨花》文学价值的内核心所在。在文学创作中，作品内在精神表达的含蓄性，若能在阅读中显露出来，则需要依靠读者的联想来实现。由此可知，这种实现方式体现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默契，是一个创作者较高层次的追求，同时也是那些有一定文学修养的读者对作品的要求。这正是《驿路梨花》“虚”叙事的文学价值所在。

四、虚实相映：深情与沉思

自小说《驿路梨花》问世以来，其文本内蕴含的强烈情感及作品背后的沉思，不断地触动着读者，被奉为表达雷锋奉献精神传承的经典之作。为何《驿路梨花》会感动无数读者，普遍的看法是因为此作品真实、深情。这要得益于作者将“虚”与“实”叙事相结合的别出心裁，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文学作品中的“‘虚’并非虚无缥缈，而总是依托一定的‘实’而潜于文中；‘实’也不等同于生活现实，而是艺术再创造的‘实’。在构思行文的过程中，虚笔与实笔互为补充、相得益彰，能更好地拓展文章的意境，强化文章的审美效果，为读者提供丰富的想象再造空间”。[6]若文学作品缺少外在的“实”作为支撑载体，那文本内在的“虚”就难以长远，从而变得漂浮无依。唯有虚实相映，文本内在精神方能坚固。

文学作品的精神内在与长远相互关联。如果文本内在精神不坚固，就无法长远；若缺乏长远意义，文本精神的内在就很难经得起时间考验。“云南边境的少数民族在生活中养成的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支持着他们一代又一代从艰难环境中走过来了”[7]，作者在云南边境地区生活期间，亲身走过当地许多大山，遇见许许多多无人看守却能长久存在，为他人提供便利的小茅屋。因此彭荆风创作《驿路梨花》的初衷在于：“怎么通过文学作品去描述，把这种朴实的传统美德传播开来。这种对边境的真挚感情不断深入，自然也就上升为一种美好的感受，我愿把这种感受传播给更多的朋友”。[8]正因作者以云南边境地区朴实的传统美德作为支撑，《驿路梨花》的精神内在才会坚固且长远。

教师在解读《驿路梨花》时，很多时候只看到文本精神的表象，而未能看到文本强烈深切情感产生的来源，以及小说创作趋向真实性的心理机制。作者彭荆风曾坦言：“虽然我写《驿路梨花》这篇文章只用了两三个小时，但它却是我几十年生活的积累和孕育。特别是在我经历了‘文革’的灾难和监狱生活的折磨之后，《驿路梨花》更是成为一个作家对美好人性的眷恋和追求的象征。”[9]由此得知，彭荆风在创作《驿路梨花》时，心理上会有一个特定的叙事走向，即把个人经历的主观感受进行刻意的理性化表达。作者的主观感受呈现在文中是既强烈又节制的情感。结尾处作者写道，望着那一群充满朝气的哈尼小姑娘和那洁白的梨花，不由得想起诗句“驿路梨花处处开”，整个故事也随之戛然而止。这种直观感受的理性表达方式，哪怕故事已经到此为止，但牵引出的文本沉思却未曾停止，反而随着阅读的停止而又在不断地发酵与更新。

《驿路梨花》对精神内在的描写是隐性、节制、含蓄的。作者并没有直抒言情，而是凭借小说中的人物对话，轻描淡写地把精神内容慢慢地摊开在读者眼前，用诗意化留白式结尾将“雷锋精神”的传承与选择，以及往后是否还能得到延续的思考留给读者。这是作者对“雷锋精神”经由时间沉淀后，在年轻一辈身上能否传承散播的理性沉思。意在表明“雷锋精神”的相承绝非是刻意为之，而是由衷的认可与坚定的选择。

当前语文教学最为薄弱之处，乃教师对相关篇目文本内涵的精准把握与传递，以及学生对文本内在精神的接受与品悟上。就《驿路梨花》而言，教师在解读文本时往往会流于文本表象，未能让学生真正理解那朵已然绽放并芳香四溢的“梨花”，故而难以触及并拨动学生的心弦，难以使学生在感受文本所蕴含深刻情感的同时，获得美好精神上的生长。而《驿路梨花》“虚实”叙事的价值，恰恰在于能给学生带来最大程度上的精神生长。

注释：

[1][7][8][9]吴秀娟.美好人性的眷恋和追求——访《驿路梨花》作者彭荆风[J].语文教学与研究，2006（9）：6-7.

[2][3][4]温儒敏主编.初中语文七年级下册（部编版）[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6：93-96.

[5]张思思.相遇之美——谈《驿路梨花》中的“遇见”构建[J].语文教学通讯·D刊（学术刊），2023（08）：85.

[6]赵炳庭.虚实相生艺术手法例说[J].新课程研究（上旬刊），2017（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