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理不合 结论牵强

摘要：《包身工》的纪实性和文学性被看作报告文学的典范，但从事理人情、制度延续还是生活逻辑来合理推断，包身工的生活固然非常凄惨，但绝非像作品所写的那样恶劣到完全不堪、无法想象的程度；既然包身工不会产生任何反抗或罢工的意识，相信包身工制度必然覆灭，就是想当然的结论。《包身工》情理不合、结论牵强的主因是“二元对立论”的影响。

关键词：包身工；纪实性；文学性；指瑕

夏衍的《包身工》通过描写包身工被奴役的悲惨遭遇，揭示了包身工制度必然覆灭的历史命运。就文学价值而言，《包身工》的纪实性和文学性经常被看作报告文学的典范。纪实性，即作品中的事件必须具有真实性，容不得虚构和杜撰。夏衍在回顾创作经历的时候曾说：“我写的时候力求真实，一点也没有虚构和夸张。她们的劳动强度，她们的劳动和生活条件，当时的工资制度，我都尽可能地作了实事求是的调查。”[1]可见《包身工》内容的真实特征。文学性，即报告文学在事件真实的基础上对大量材料进行适切的概括和提炼，综合运用形象的语言、精巧的结构和各种文学手法来反映人物和事件，使作品对读者有着一定的吸引力。笔者在教授《包身工》的过程中，却意外发现作品情节存在很多失真的情况，和夏衍所说大相径庭；同时，作品的结论和主体内容也存在脱钩现象，两者联系并不紧密，结论成了强行挂钩的无水之源。鉴于此，笔者不揣鄙陋，将课文中不合情理之处揭示出来，并对此类现象的主因进行探究，就教于语文同仁。

一、情理不合：带工老板诱骗农村女孩来上海究竟是否一锤子买卖？

《包身工》详尽描述了包身工们的悲惨生活。这些来上海工作的农村女孩的生活、工作环境可谓极其恶劣，甚至可以说暗无天日。从课文叙述来看，反映她们生活中唯一亮色的似乎就是这句暗示的话：“添粥的机会除了特殊的日子，——譬如老板、老板娘的生日，或者发工钱的日子之外，通常是很难有的。”言下之意，“添粥的机会”还是会有的，虽然仅仅局限于有限的“特殊的日子”。这似乎也是包身工悲惨生活中唯一的憧憬和期待。此外，包身工生活中全是黑暗和桎梏，看不到任何光明和色彩。

包身工的悲惨遭遇彻底击碎了带工老板当初面对女孩家长许下的“住的是洋式的公司房子”“吃的是鱼肉荤腥”、能看到“各种各样好看好用的外国东西”等种种动听的承诺，由此也引出一个问题：带工老板诱骗农村女孩子来上海当包身工，究竟是不是一锤子买卖？

文中说得非常清楚：“包身工都是新从乡下出来，而且她们大半都是老板娘的乡邻。”既然是“乡邻”，抬头不见低头见，带工老板或者老板娘怎么可能会对自己的“乡邻”进行如此残忍的摧残、践踏而使这些可怜的“乡邻”看不到生活中的任何亮色？毒打、辱骂、强迫劳动、封闭消息、有病不给治疗、猪狗一样的伙食以及种种践踏包身工尊严的举措，让人感到触目惊心。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讲究人情的社会，“亲不亲，家乡人”的古训一直都被恪守，怎么到了带工老板和老板娘这里，这些古训竟然完全失去了约束力量？

包身工的遭遇是悲惨的，而且相当悲惨，这是事实，谁也不能否认；但要说所有的带工老板和老板娘完全罔顾乡情而对包身工进行敲骨吸髓的压榨甚至为了经济利益即便置她们于死地也完全在所不惜，似乎与中国传统社会的人情关系完全龃龉不合。带工老板们在家乡招聘包身工的时候，为了打动女孩父母，对工作和生活条件夸大其词是免不了的，这也很正常，但把女孩子们骗到上海后，却完全不顾乡情和当初对乡邻的承诺而对包身工进行如此骇人听闻的伤害与压榨，试问有多大的可能性？这些女孩子都是为带工老板创造金钱和财富的，即便一名包身工，为带工老板创造的利润也是非常可观的，这从“芦柴棒”两年来为老板收入了二百三十块就可以看出。既然如此，给包身工哪怕一点小小的好处，比如早餐吃粥，给她们买一点最廉价的腌菜来佐餐，自然也会让这些淳朴善良的农村姑娘感到生活中的一点温情而对老板充满感激，从而在工作中更加卖力。这种最浅显的道理，在上海滩闯荡多年、见过世面的带工老板们怎么可能没有想到？但在夏衍笔下，所有带工老板们不仅没有想到，而且还从不放过对包身工进行摧残的任何机会，须知包身工都是来自自己的家乡啊！“芦柴棒”因为得了急性重伤风而被泼冷水，老板娘竟然笑着说：“瞧！还不是假病！病了会好好地爬起来？一盆冷水就医好了。”文中明明说“包身工都是新从乡下出来，而且她们大半都是老板娘的乡邻”，由此看来，“芦柴棒”应当也是老板娘的乡邻；即便不是乡邻，应当也是老乡。在传统民俗社会重视乡情的大背景下，面对自己的赚钱机器，老板娘竟然如此对待自己的乡邻或者老乡，这究竟有多大可能性？即便有可能性，是不是所有老板娘都这样恶毒？在《包身工》中，读者感受到所有老板娘似乎都是这种德性。现实情况真的是这样吗？

夏衍说：“包身契上写明的三年期限，能够做满的不到三分之二。”也就是说，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包身工被迫害致死。那些不到三分之二“做满”的女孩子们总会有人回到家乡的，回家乡后肯定会向周边的人控诉包身工制度的罪恶。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一旦信息扩散，试问那些带工老板今后还能在家乡招到新的包身工吗？如果带工老板从事的是一锤子买卖，即通过一次性榨取包身工的剩余价值发财后就偃旗息鼓，转而从事其他行业，他们对包身工进行残忍得发指的压榨似乎还可以理解。可是从文中的数据来看，仅仅三十年时间，上海福临路东洋纱厂的锭子竟然从不到两万扩展到了二十五万。显然，除了外头工人，包身工的数量也大大增加了。如果带工老板和老板娘真要像课文中描写的那样残暴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他们今后诱骗“乡邻”或者附近的农村女孩去上海还能顺利进行吗？包身工数量还会迅速扩大吗？

当然，也不能排除带工老板这个群体中的确不乏目光短浅、心狠手辣之徒，这些人诱骗农村女孩子去上海做包身工只能是一锤子买卖，因为之后在家乡臭名昭著，诱骗女孩子的伎俩就失效了。除了这类恶棍，带工老板中肯定也不乏重视乡情的人，他们应当懂得拿捏包身工的心理，掌握纱厂如何持续发展的技巧，他们手下的包身工固然也遭受残酷的盘剥，但绝非生活在毫无亮光的“黑屋子”里。无论从事理人情、制度延续还是生活逻辑来合理推断，包身工的生活固然非常凄惨，但也绝非像课文所写的那样恶劣，毕竟带工老板终究是要面对家乡父老的。“死娼妓，你倒有本领，打断我的家乡路！”这是老板殴打写信女工时的痛骂，也体现出他们害怕迫害包身工的罪行被家乡人广泛知晓而不好回家乡的难堪、畏惧心理。可以肯定，绝非所有带工老板都会像夏衍笔下所写的那个样子，不信，看看《子夜》中吴荪甫及其手下对待家乡来人就知道了。《乡土中国》评价传统世俗社会的人际关系：“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弃，是耻。”[2]何以到了夏衍笔下，所有的带工老板和老板娘何止彻底丧失道德，他们对待包身工，简直就是残忍得发指的犯罪，这种情况竟然无一例外？这种情况，究竟有多大可能性？

二、结论牵强：结论和主体内容是否龃龉不合？

《包身工》写到了两类被压迫群体：外头工人和包身工。这两类特殊群体有着天然界限。除了装束不同、交集极少之外，外头工人还可以通过贿赂工头来“保障自己的安全”，包身工却连这种贿赂工头的权利都被剥夺了。此外，两类人最大的区别在于：外头工人迫于生计有响应罢工或者选择“饿肚子”的可能，包身工则是“‘罐装了的劳动力’，可以‘安全地’保藏，自由地使用，绝没有因为和空气接触而起变化的危险”，也就是说，带工老板可以随心所欲地强迫包身工劳动，包身工被“罐装”即完全与外界隔绝，完全不用担心因为外界的渗透或影响而产生反抗心理。从全文内容看，文中有两处写到了工人反抗的背景，即顾正红事件引发的大罢工和沪西丰田厂“里应外合的英勇的斗争”，但也仅仅局限于外头工人的活动，与包身工毫无干涉。

《包身工》叙述外头工人的活动，一方面是为了引出包身工制度的由来，另一方面是为了通过比较两类人的工作条件突出包身工遭遇的悲惨。至于罢工与反抗，那是外头工人的“专利”，和包身工没有任何关系。

如此，就产生了一个悖论：作为课文阐述的主体和重点，既然包身工根本没有反抗或罢工的可能性，课文结尾处“黎明的到来，是无法抗拒的”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由于种种条件限制，包身工只能臣服于命运的蹂躏，不会产生任何反抗意识，说她们终究会摆脱罪恶的包身制度的束缚，依据是什么？这种主体内容和结论完全无法吻合的强行拼凑，是课文情节建构的硬伤。

任何结论，总归要在作品中找到对应的内容支撑，哪怕有相应的情节暗示也行，否则结论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项链》的结尾虽然出乎意料，但因为有之前珠宝店老板“这挂项链不是我们卖出的，我们只卖出了这个盒子”的暗示，结尾的陡转还是有线索可循的；同样，《最后的常春藤叶》因为有了之前常春藤叶在狂风暴雨中一动不动的暗示，结尾的陡转也显得非常自然。反观《包身工》，全文都是包身工的凄惨生活，在夏衍笔下，她们就是如同牲口的奴隶，遇不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任何反抗或罢工的机会，在全文中也看不到任何结论的暗示。既然如此，“黎明的到来，是无法抗拒的”，这种相信包身工制度必然覆灭的结论，完全就是想当然的无病呻吟，是一种强行添加，找不到依据和支撑。

三、《包身工》叙事情理不合、结论过于牵强的原因探究

夏衍说自己创作《包身工》“写的时候力求真实，一点也没有虚构和夸张”，可能是他围绕着揭露包身工制度罪恶的主题对相关材料进行了选择性的拣取，即屏蔽包身工生活中极其有限的亮色，只将无限阴暗的一面呈现出来，才导致作品以偏概全地透视出令人窒息的恐怖气氛。这固然体现出内容服务主题的需要，但也使作品呈现出与现实相悖的、禁不住推敲的情节上的有限虚假。我们不否认包身工的命运非常非常悲惨，但也绝非像夏衍所说不见天日，完全不见天日。

夏衍不仅是作家，还是电影导演。他的作品，无论文学还是电影，往往透视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论”，即作品中的人物，非好即坏，少有客观、公允的真实性格。依据这种文学创作论，抓住人物的某种性格特质进行夸张渲染甚至无限拔高就成了作品中普遍存在的情况。这种情况，就是孙绍振老师批评的带有机械论烙印的认识论所强调的所谓的“真”：

认识论所强调的“真”，往往带着机械论的烙印，故上个世纪中叶的正统理论以反映生活真实为基本纲领，但其生活真实乃是现行的政治原则，遵循这种所谓生活真实的创作，就是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历史无情地证明了这种创作其实并不真实，恰恰是歪曲了生活，遵循这种观念的解读乃是公式化、概念化的解读，这样的解读不过是以一时的政治观念去“同化”作品，其结果乃是抛弃了文学的审美血肉，只看到政策概念化的图解，把虚假的骷髅当成鲜活的生命，这种偏颇当然是比较极端的。[3]

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解读，必然会带来作品内容的虚假和不实，其结果必然是歪曲生活。就夏衍作品来看，除了上文所论《包身工》中带工老板和老板娘的绝对残暴和极致压榨，电影《祝福》中祥林嫂感动于贺老六的关心体贴、善解人意而甘心嫁给贺老六，祥林嫂捐门槛后因为依旧摆脱不了做奴隶的命运而怒砍庙里的门槛，类似情节和改编，都是“二元对立论”的体现，作品中所谓的“真”，必然带有不可避免的虚假。夸大被批驳者的凶暴、残忍、不近人情，将被赞美者想当然地塑造成与其性格特征未必相符的思想高尚、品质纯正和觉悟性强的劳动人民，是夏衍作品的一大特质。实际上，人性是复杂的，怎么可能如此单一，让人一望而知？

受到“二元对立论”创作理念的影响，《包身工》才出现了包身工生活的暗无天日——完全暗无天日。不能否认“芦柴棒”、小福子和遭毒打女工遭遇的真实性，但包身工的整体生活必然不会完全真实。过度夸张的必然结果，就是作品的结论变成了缺乏真实的事例依据所支撑的无根之木，导致结论具有强行贴标签的嫌疑。《包身工》中“黎明的到来，是无法抗拒的”这一结论可谓典型。

夏衍写作《包身工》，意在通过包身工的悲惨遭遇揭露包身工制度的残忍，进而得出包身工制度必然覆灭的必然性。但由于文中很多地方交代不清或与常理相违背，作品的写作初衷和具体情节往往呈现出不能相容的舛误和漏洞。对作品情节进行合理的批判质疑，是新课标的要求，新课标积极提倡师生“在阅读各类文本时，分析质疑，多元解读，培养思辨能力”[4]，如此，才能发展学生的辩证思维和批判性思维，也才能科学客观地认识课文的价值。

注释：

[1]夏衍.包身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36.

[2]费孝通.乡土中国[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71.

[3]孙绍振.文学文本解读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365.

[4]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