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本到课本：《老王》中的小人物书写及其教学研究

摘要：《老王》是杨绛创作的一篇经典的回忆性写人散文，其中的人力车夫“老王”更是成为了我国当代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小人物”形象。本文首先从“小人物”的文学概念出发，结合以“老王”为代表的人力车夫群像，深入探讨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小人物形象”及知识分子的“小人物书写”，然后从“文本”过渡到“课本”，通过梳理《老王》在四版教材中的单元设置、助读系统，以及三位语文特级教师教学《老王》的课堂实录，为“小人物”散文教学中的相关问题提供了可参考的解决路径。

关键词：“小人物”形象；杨绛；回忆性写人散文；语文教学

《老王》是杨绛于1984年创作的一篇回忆性写人散文。自问世以来，《老王》就曾入选多个版本的语文教材，各省市的特级教师也经常将其选为赛课篇目，其中的人力车夫“老王”更是成为了我国当代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小人物”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小人物”作为文学概念，在统编版初中语文教材的单元导语中第一次出现，可见其对《老王》教学的导向性、重要性。因此，本文将从“小人物”的文学概念出发，结合以“老王”为代表的人力车夫群像，深入探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小人物形象及知识分子的小人物书写，并结合教材与名师教学实例，探讨《老王》“小人物”教学中的问题及其解决路径。

一、《老王》中的“小人物”形象及其文学史定位

“小人物”这一概念源于俄国作家普希金于1830年发表的小说《驿站长》，原指俄国官僚社会中的底层官吏形象。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分子在俄国现实主义作品与西方启蒙思想的影响下，创作了一系列以“小人物”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以揭露时代、启迪民智。因此，“小人物”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并没有明确的定义，一般指社会地位较低的平民阶层，如农民、流浪汉、小职员、人力车夫等，他们往往文化水平不高，物质上收入微薄，精神上亦受到深重的压迫。在“小人物”中，“老王”这样的人力车夫属于极具代表性的一类，他们不仅符合“小人物”的一般标准，还具备一定的时代特殊性。因此，本部分将结合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以人力车夫为题材的经典作品，充分考量“老王”形象与我国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小人物形象之间的关联。

1918年，胡适在《新青年》刊发白话诗歌《人力车夫》，人力车夫这一群体进入了文学创作的视域，其后相继问世的诗作还有周恩来《死人的享福》、刘半农《车毯》等，以至于形成了“人力车夫派”。在知识分子的笔下，人力车夫的穷苦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而他们“劳动强度大”的特性却往往被美化为勤劳、纯朴、刚健的品格。在鲁迅的《一件小事》中，车夫正直无私的道德品质被进一步强化，以至于让文中身为小知识分子的“我”自惭形秽，“须仰视才见”。然而，人力车夫这一群体的负面特征，如文化水平低下、沾染恶劣习气等，在五四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却几乎没有体现，直到老舍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中才有所涉及。在命运的重重打击之下，善良、勤劳的祥子最终变得颓废、堕落，吃喝嫖赌、招摇撞骗，走上了“一般洋车夫”的老路。即便如此，祥子的堕落于他原先的正面形象仍是无损的，老舍描绘祥子前后形象的差距，为的仍是突出时代之黑暗、命运之无常，关于“人力车夫”这一群体的探讨则属于从属地位。因此，人力车夫作为五四文学中重要的“小人物”群体，他们大多朴实、勤劳，以至于成为了知识分子们抒发人道主义关怀的出口，甚至被过度美化为“神圣”的劳动者。但是，这样的“小人物”形象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实际情况，正如1926年梁实秋在《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中所言：“人力车夫凭他的血汗赚钱糊口，也可以算得是诚实的生活，既没有什么可怜恤的，更没有什么可赞美的。”[1]

在散文《老王》中，人力车夫老王就是一个典型的“小人物”形象：他在物质上收入微薄，住的是“塌败的小屋”，骑的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在精神上又受到压迫，因身有残疾而时常遭受他人的冷眼与侮辱。作为“老生代”作家，杨绛身上不乏五四知识分子人道主义、启蒙主义的特质，因而她笔下的老王更是一个正面的劳动者形象：老王踏实肯干、诚实善良，“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2]；文革时期，老王冒着风险把钱先生送到医院，并且坚决不肯拿钱……这些都体现出老王不仅做好了车夫的本职工作，还具有朴实善良的优秀品格。除此之外，相较于其他的“小人物”，老王的形象更蕴含着“人力车夫”这一群体在时代变迁下身不由己的特殊性。民国时期，人力车夫对中国城镇交通的现代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在40年代之后，人力车的作用大大减弱，人力车夫也成为了变革中的障碍与牺牲者，这就是文革时期“载客三轮都取缔了”的大背景，也是“老王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的根本原因。

并且，“老王”不仅仅承继了五四知识分子笔下“人力车夫”的基本特征，还展现出更充沛的人性之美。在胡适《人力车夫》中，年轻车夫因为与“客”之间存在巨大的阶级鸿沟而出言不逊：“我年纪小拉车，警察还不管，你老又是谁？”[3]但是在《老王》中，老王与杨绛有较长时间交流与来往，他会主动关心杨绛“还有钱吗”，会像对待亲人一样给杨绛一家送香油和鸡蛋。在杨绛笔下，“人力车夫”不再是被知识分子符号化的客体，而是真实存在的个体，是可以与知识分子平等交流的、有尊严的个体，老王具备的是可贵的人性之美，这种美超越了五四知识分子眼中劳动者勤劳刚健的美的表象。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行将就木的老王，杨绛如实描绘了他的丑陋：“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象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4]杨绛并未避讳自己在那一刹的疏离与厌恶，也没有为了美化老王的劳动者形象而刻意隐去这一部分，这无疑与回忆性散文的体裁有关，但同时也体现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小人物”形象从扁平化向立体化发展的趋势。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小人物”开始脱离知识分子赋予的标签，拥有真实的“声音”与“灵魂”。

二、杨绛“小人物书写”的深层动因

（一）杨绛的“理解之同情”

杨绛曾幽默地“坦白”自己与“小人物”交往的“动机”：“我第一很好奇，想知道土屋茅舍里是怎样生活的。第二，还是好奇。听说，能不能和农民打成一片，是革命、不革命的分界线。我很想瞧瞧自己究竟革命不革命。”[5]正是怀着对生活的好奇，以及知识分子自我革命的要求，杨绛把文革前后与农民、家仆、车夫等“小人物”交往的经历通过散文的形式记录下来，形成文集，《老王》就是其中最经典的篇目，其余还有《林奶奶》《阿福和阿灵》《顺姐的“自由恋爱”》等。在这些作品中，杨绛书写“小人物”的动因可以被归纳为两层：对不同人生价值的充分包容、对和谐社会关系的殷切期望。

在个人层面上，杨绛认为：“贫贱的人，道德品质绝不输富贵的人。愚笨的人也不输聪明人，他们同样识得是非，懂得好歹。”[6]因此，面对生活中的“小人物”，杨绛并不在意他们是否低微、贫穷、愚笨，而是尊重他们的所思所想，永远怀有一份慈悲之心。进一步说，杨绛认可的是在艰难的时局下仍然认真生活、兢兢业业的人。在散文《隐身衣》中，杨绛写道：“人的尊卑，不靠地位，不由出身，只看你自己的成就……假如是一个萝卜，就力求做个水多肉脆的好萝卜；假如是棵白菜，就力求做一棵瓷瓷实实的包心好白菜。”[7]可见，杨绛在与“小人物”交往时看重的是他们的优秀品质，而非“劳动者”的头衔，她对“小人物”的价值怀有充分的肯定与理解，对他们的不幸则充满了深切的关怀与同情，这种思想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是难能可贵的。

在社会层面上，杨绛的“小人物”书写则具有更广大的时代意义。她写道：“万具枯骨才造得一员名将；小兵小卒，岂能都成为有名的英雄？世上有坐轿的，有抬轿的；有坐席的主人和宾客，有端茶上菜的侍仆……天之生材也不齐，怎能一律均等。”[8]杨绛认为，各人的能力天生就有高低，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放弃或蔑视“小人物”，相反，社会的平等之道恰恰蕴藏其中——那就是人人都能各司其职，能力强者承担更多的责任、能力弱者能够获得帮助，如此整个社会方能和谐稳定。杨绛笔下的“老王”不仅仅是“老王”，更是时代的镜子。杨绛借当时众人对老王的态度映照出“小人得势”的荒诞时代，也折射了自身在文革时期受到的非人待遇，借此抒发了对整个社会公正与良知的呼唤。

通过描绘“小人物”的智慧与愚昧、喜悦与哀伤，杨绛表达了她对“小人物”人性之美的赞赏，以及对社会秩序重建的呼唤，这是文革时期知识分子对“小人物”发自内心的“理解之同情”，也是她进行“小人物”书写的内在动因。

（二）知识分子的良心与原罪意识

“小人物书写”的创作对象是“小人物”，但写作主体则是“知识分子”。无论是五四时期还是文革时期的知识分子，这一群体都存在着一种心理共性，即“知识分子的原罪意识”，这种意识在《老王》中具体体现为“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不幸者的愧怍”。杨绛的“愧怍”向来是各路名师、文学研究者的探讨热点，其原文应为“那是一个多吃多占的人对不幸者的愧怍”。“多吃多占”一词一针见血地写出了知识分子与普通百姓在生产资料、话语权力上的不平等，即“原罪意识”的根源。

回溯到五四时期，在自由、民主、平等、人道主义等西方理念的关照下，“人力车夫”这样的“小人物”就成为了社会不公的鲜明表征。知识分子对“小人物”充满同情，却无力扭转他们的悲惨命运，这种焦虑与迷茫在胡适的《人力车夫》中得到了深刻的显现，并在鲁迅创作的《一件小事》中进一步加深为对劳动者的崇拜与学习。在那个“吃人”的时代，知识分子们相较于普通百姓的确享有更充足的资源，这使得他们对劳动者产生了愧疚和惶恐——即便自己不曾剥削过他们，但供自己读书的家庭却或多或少地参与了剥削的进程。因此，“原罪意识”伴随着革命逐步渗透进中国知识分子的血脉里，迫使他们进行严格的自我批判，以至于形成了一种沉重的精神压力。

杨绛不仅继承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愧疚与迷茫，又在文革时期阶级文化的熏染下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原罪感。文革时期，原先自发自觉的精神忏悔演变为强制的社会改造，劳工群众在无产阶级的运动大潮中被推向了历史前台，知识分子们却不得不放弃话语权以求自保。身为国家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却无力改变这一场文化浩劫，以至于为普罗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就是杨绛“愧怍”的根本原因。杨绛的“愧怍”体现出她对知识分子职责的坚守，更展现了她勇于自我剖析的历史进步性。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知识分子因“原罪”而驱使的“小人物”书写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杨绛与“小人物”老王在教育背景、资源积累、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这就导致她只能以外部观察者的视角记录小人物，而缺乏深层次的体验和共情能力。但这并不会削弱杨绛“小人物书写”之成就，正是她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了社会症结之所在，也让我们感悟到了知识分子的良心与责任。

三、从《老王》看“小人物”教学的路径探索

在梳理并探究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小人物”的概念及人力车夫形象、杨绛《老王》中知识分子的“小人物”书写之后，本部分将继续从“小人物形象”与“知识分子小人物书写”这两大角度，深入分析教材对“小人物”教学的定义及要求，理性探讨名师教学《老王》的具体实践，力求为“第一文本”向“第二文本”的有效迁移提供路径指导。

（一）教材对“小人物”的阐释及教学指引

语文教材是时代特点和现代意识的具体体现，也是学生认识世界、理解世界的窗口。为了适应学生的认知特点和身心发展水平、达成语文教学目标，教材会围绕文学文本设计适合学生学习的任务系统，并对其进行一定的删改、再创造。上世纪90年代，在“一纲多本”的教育背景下，《老王》入选多个版本的语文教材，包括苏教版高二上册、沪教版高一下册、人教版八年级上册。2016年，《老王》被编入统编版七年级下册。笔者将四册教材中《老王》相关的教学指引简要整理为表1，以便分析。

从“教材版本与学段”一栏可以看出，随着教材的不断更新、学生语文能力与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老王》所处的学段正在逐步降低，可见其教学空间较为广阔，解读时可深可浅，但对学生而言仍有一定的理解难度，在教学时应当根据学情进行相应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