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念刘和珍君》：鲁迅“隐瞒”了什么？

摘要：《记念刘和珍君》所涉及之事件经历史本事还原，呈现出了异于原文本的更复杂的时空叙事。进一步追索《记念刘和珍君》相关文本并进行谱系化的解读，可以揭橥鲁迅行文中悲愤之情的多元内涵。鲁迅在《记念刘和珍君》中的留白既有其对己之“愧”，也有对某些群众领袖之“恨”，更有其特殊的政治意涵。

关键词：鲁迅；刘和珍；许广平；本事还原

《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之叙事欲言又止或有意不言者颇多，其背后之情由甚为复杂，所蕴之意涵亦丰富多元。要理解鲁迅“留白”之深意，我们首先应当回到历史现场，进行本事还原，厘清事实。

一、历史本事：未言之事与难言之情

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鲁迅是这样记叙自己在“三·一八惨案”当天的状态的：

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刘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1]

此处鲁迅没有言明的是，他是如何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又是如何在下午得到噩耗的。回到历史现场，告知鲁迅请愿之事的是鲁迅当时的女友许广平。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一书中是这样回忆的：

我还记得“三·一八”那天清早，我把手头抄完的《小说旧闻钞》送到鲁迅先生寓处去。我知道鲁迅的脾气，是要用最短的时间做好预定的工作的。在大队集合前还有些许时间，所以就赶着给他送去。放下了抄稿，连忙转身要走。鲁迅问我：“为什么这样匆促？”我说：“要去请愿！”鲁迅听了以后就说：“请愿请愿，天天请愿，我还有些东西等着要抄呢。”那明明是先生挽留的话，学生不好执拗，于是我只得在故居的南屋里抄起来。写着写着，到十点多钟的时候，就有人来报讯，说铁狮子胡同段执政命令军警关起两扇铁门拿机关枪向群众反射，死伤多少还不知道。我立刻放下笔，跑回学校。[2]

但是，许广平在这里没说的是她是女师大学生自治会总干事，而牺牲的刘和珍则是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在这场游行的组织活动中，刘和珍当时正患病在身，却不管不顾地高擎校旗，带队出发，冲在最前线。而许广平作为刘和珍的好友兼助手，却因“先生挽留”而最终未领导自己参与组织的游行。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游行的凶险情形，许广平是清楚的：3月17日夜里，在女师大的一个院子里，几个国民党籍的学生相约游行时多穿厚衣服，以此来抵御枪棍和水龙头。当时许广平就在这几个同学的身边，听得清清楚楚——换句话说，许广平知道3月18日的游行是不同于3月17日的和平游行的！但最终的结局是：她没去，她活着；刘和珍去了，刘和珍死了。而这种命运殊途的造成者正是鲁迅。

鲁迅在行文时，虽然未言及许广平之情形，但内心的愧疚之情大概率是难以避免的。事实也确实如：“三·一八惨案”后几天鲁迅都无法安然吃饭。鲁迅虽然不至于陷入“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的内心煎熬——鲁迅也是被压迫者，不能与当权者相比。但在某种意义上，悲剧中幸存者的痛苦较之于死去者的痛苦是更难消弭的。毕竟，鲁迅没有像朱自清一样在游行中死里逃生，从死人堆中爬出，也没有像李大钊一样在游行中受伤流血，自己只是居于家中侥幸于事外。故而，鲁迅笔下出现了“偷生”二字：

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

以“偷生者”自居，将心中之痛升华为心中之愧，恐怕这才是鲁迅的真意。

二、文本罅隙：直言之愧与未言之恨

女友许广平因自己的阻止而“苟活”，学生刘和珍挺身而亡，自然会对鲁迅的内心形成巨大的冲击。只是，这心上的痛与愧，行文之时能否云淡风轻地压住？检索鲁迅的文字，答案是否定的。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的第三节处，鲁迅很明显无法用理性来克制自我了，直接冒出了这样一句：

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

以“苟活到现在的我”一语自称，可谓痛彻心扉之语。行文至收尾部分，鲁迅再次以“苟活”二字表现“愧疚”之情。原文如下：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记念刘和珍君！

鲁迅写至此处时其实已经有些“失态”了：若非身涉其中，若非心有愧疚，怎会以“苟活”二字自指？换句话说，鲁迅虽未明言自己和许广平在“三·一八惨案”中的“侥幸”，却也直言出己之愧怍——只是读者们往往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鲁迅的独特心境。

此外，《记念刘和珍君》中还有一种隐秘之情未言：对游行活动组织者的不满。与鲁迅交往颇深的日本人辛岛骁在《回忆鲁迅》一文中，记录了鲁迅对某些学生运动领导者的看法：“他表演着指挥学生群众的人物的模样，说：‘他们发出“前进！前进！”的号召，叫纯真的学生朝着枪口冲击，可是他们自己决不站在前面把胸脯朝着枪弹。只是从旁边发出号召，这就是中国的领导者的姿态。你以为这样就能救中国吗？’这时鲁迅连眼泪也流出来了，凝视着我的脸孔。”[3]鲁迅对于“三·一八惨案”的“部分领导者的利己行为感到憎恶”其来有自。许广平在三十四年后的1960年4月17日对电影《鲁迅传》创作组如是回忆道：

在“三·一八”前，我们去访问于右任。于右任带着煽动性的对我们说：“你们尽管去，黄花岗烈士中也没有一个女的，你们去干吧。”他一再鼓动我们去当女烈士，我们一听，就“寒心”了。

当时于右任是名流，国民党在北京的有名人物。段祺瑞诱杀的阴谋可能他早已知道了，但他不动声色的叫我们去。

在“三一七”晚上，在女师大的一个院子里，加入国民党的几个学生在相互说话，相约明天要穿厚一点的衣服，可能挨打，穿厚了可以顶枪棍，水龙头浇，可见他们已晓得什么消息了。但我是学生会的人，他们没来通知我们，听见这种话，心里大不高兴，但当时也想不到会开枪。[4]

鲁迅在1926年4月1日写作《记念刘和珍君》时，自然是知道这些信息的。但是，在行文时鲁迅很明显是在压制住甚至逃避这种情绪的。但是，当我们爬梳文字之时，仍然可以找到通向心灵深处的文本罅隙。如在第二节首段有这样的句子：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

“猛士”何以要加“真的”二字？如果此处仅仅是为感情色彩的加重而加的话，那整篇文字的收尾处再次如此行文便有些说不过去了：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有“真的”自然有“假的”，而“假的”猛士只能指向某些学生运动领导者，特别是“已晓得什么消息”而有意不告诉游行学生的领导者。也就是说，鲁迅对这些造成刘和珍悲剧的人是有看法的，甚至可以说是有恨怨之情的。

三、文本流衍：理性选择与批评指向

“偷生”“苟活者”与“真的猛士”这些词是我们走进鲁迅心灵深处的钥匙：在对执政府及其帮闲者的怨愤之外，鲁迅还有对己之“愧”与对某些游行领导者之“恨”。但是，“愧”与“恨”这样的情绪在“时间的流驶”中必然走向冷静与理性。在《记念刘和珍君》写就的五天后，即1926年4月6日，鲁迅写就了一篇《空谈》，文中第一段是这样写的：

请愿的事，我一向就不以为然的，但并非因为怕有三月十八日那样的惨杀。那样的惨杀，我实在没有梦想到，虽然我向来常以“刀笔吏”的意思来窥测我们中国人。我只知道他们麻木，没有良心，不足与言，而况是请愿，而况又是徒手，却没有料到有这么阴毒与凶残。能逆料的，大概只有段祺瑞，贾德耀，章士钊和他们的同类罢。四十七个男女青年的生命，完全是被骗去的，简直是诱杀。[5]

很明显，在这五天里鲁迅进行了心理建设，他的理性也开始战胜了感性。“偷生”“苟活者”“真的猛士”这样的表述已然消失，对己之“愧”与对某些游行领导者之“恨”也已经获得了某种“消解”。

首先，对己之“愧”的消解生成了一种自我说服理论。“请愿的事，我一向就不以为然的”是这种理论的态度表达，而“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的论证则是该理论走向逻辑自洽的自然推衍。只是，这种自洽的背后还隐藏了有意或无意的自我说服意图：既然“流血非即等于改革”，那么意义值得怀疑的有伤亡的游行则是“浪费也大大的失算”的行为，那么许广平的不参加游行即是更符合革命理性的选择，那么自己阻挡许广平游行的行为即是正当合理的，那么自己的“偷生”与“苟活”也就不能说是“偷生”或“苟活”了。所以，鲁迅在《空谈》中先说“我对于这回的牺牲者，非常觉得哀伤”，接着便说“但愿这样的请愿，从此停止就好”。

其次，对某些游行领导者之“恨”也在逻辑层面上实现了消解。鲁迅在《空谈》中是这样为群众领袖“开脱”的：

有些东西——我称之为什么呢，我想不出——说：群众领袖应负道义上的责任。这些东西仿佛就承认了对徒手群众应该开枪，执政府前原是“死地”，死者就如自投罗网一般。群众领袖本没有和段祺瑞等辈心心相印，也未曾互相沟通，怎么能够料到这阴险的辣手。这样的辣手，只要略有人气者，是万万豫想不到的。

我以为倘要锻炼群众领袖的错处，只有两点：一是还以请愿为有用；二是将对手看得太好了。

群众领袖“还以请愿为有用”所以组织了这次游行，而又因为“将对手看得太好了”，故而他们也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惨案与悲剧——既然如此，群众领袖的“错”实不为错，如若有“错”那便是执政府的错。

一言以蔽之，鲁迅用《空谈》呼应了《记念刘和珍君》中欲言又止的“愧”与“恨”，同时也用《空谈》实现了对《记念刘和珍君》的理性超越。读《记念刘和珍君》必须要对读《空谈》，如此才能理清鲁迅的情感脉络，才能真的读懂《记念刘和珍君》，才能真的明了鲁迅行文中的语之所指，情之所蕴。

四、结语：《记念刘和珍君》与意识形态的选择

鲁迅在写作《记念刘和珍君》时的观点立场其实是其在意识形态选择上的一次预演。鲁迅选择了大张旗鼓地攻击段祺瑞政府和陈西滢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压抑了自己对某些“群众领袖”的不满并为之辩白。须知，鲁迅与日本人辛岛骁的见面是在1926年8月间，距《空谈》一文的完成已经过去四个月了，而鲁迅此时如前文所述仍然对某些“群众领袖”充满了愤恨之情。

《记念刘和珍君》与《空谈》的这种情感取向应当同鲁迅当时的政治活动有所关联。当时受国民党人邓飞黄的邀请，鲁迅与张凤举按月轮流值编《国民新报副刊》乙刊，已然站在国民党、共产党的舆论阵线内。同时，鲁迅同执政府内的某些官员存在极大矛盾，如“女师大风潮”中同章士钊的斗争。最重要的是，执政府的执政腐败至极，“三·一八惨案”的行为凶残至极，这些都极大震撼了鲁迅。此外，作为“光复会”创党元老章太炎弟子的鲁迅，在政治光谱上本就属于革命派，怎可能与陈西滢一般站在亲执政府的立场上？

凡此种种，《记念刘和珍君》完全可以看作鲁迅意识形态选择的预告书——只是，鲁迅写下此篇时或许也没有意识到此文的这种特殊价值。

注释：

[1]鲁迅著.鲁迅作品精选集·华盖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102-108.（《记念刘和珍君》引文皆出此处）

[2]薛绥之主编；韩立群副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3辑[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368-369.

[3]陈梦熊著.《鲁迅全集》中的人和事 鲁迅佚文佚事考释[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292.

[4]葛涛.许广平与电影《鲁迅传》的创作——兼谈许广平的三则佚文[J].新文学史料，2009（04）：122-131.

[5]鲁迅著.鲁迅作品精选集·华盖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109-112.（《空谈》引文皆出此处）

鲁卫鹏，福建省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