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中的隔膜感与孤独感

摘要：《孔乙己》的分析不应该局限于《孔乙己》，而应该就此扩展到鲁迅的其他类似作品做群文阅读和整体分析。鲁迅的小说《孔乙己》中的隔膜感和孤独感是普遍存在的，而且这种存在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在当下资本和技术大举入侵日常生活的背景下，它对于唤醒学生的情感意识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鲁迅；《孔乙己》；小说；孤独感；隔膜感

鲁迅小说最鲜明的品格就是紧密联系着底层的乡土和生命，始终将关注的视角对准底层人民的魂灵，密切关注着他们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状态，无情地解剖他们卑琐的人格。鲁迅的小说总是具有无穷的力量，因时而变、与时俱进、常用常新，是真正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资源。

一、《孔乙己》中的分裂与隔膜

鲁迅创造了一个“分裂”的小说世界，在他的小说中存在着种种对立和冲突，生存于小说中的人物之间“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令原本亲密无间的密友、亲人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感就这样产生了，真诚也成了一种奢侈品，充斥在人际关系之中的是“瞒”和“骗”，而人们的惰性与麻木使他们非鞭子打到身上，是万不可动弹的，他们只能沦为木偶似的僵尸，顺着历史的车轮，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孔乙己》中的孔乙己，在与“我”的对话中，一种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感不自觉地显露出来。“新人”思想的异质性，使旧中国的子民惶恐并且不安，它以西方思想为参照和依据，直击封建制度的虚伪性，深刻剖析了维护封建统治的封建思想的“吃人”本质。

在西方人本主义与中国传统“吃人”主义的尖锐对立中，处于优势地位、人数众多的封建势力以固有的封建人伦体系和封建统治力，逼迫对方屈服，并将其纳入到固有的统治体系之中，使狂人也只能“赴某地候补矣[1]”。为封建制度所逼迫的孔乙己，经济为封建社会所钳制，纵使他们思想上如何独立，实践上如何努力，却难以逃脱封建势力的围追堵截，最终沦为封建制度的牺牲者。

值得注意的是，在觉醒者与封建势力的对立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二者之间的隔膜；觉醒者振臂高呼，试图唤醒沉睡的国民，但麻木、愚昧的劣根性与封建势力的严酷统治使得他们的声音难以传达到人们的心中，因而觉醒者被孤立了，他们的思想被视为异端，不被国民所接受，他们深深地感觉到来自异己力量的逼迫，产生了浓厚的孤独感。

二、无效的沟通与交流

《孔乙己》中的底层民众之间也存在着隔膜。他们彼此心存芥蒂，表面上推心置腹，很体面地谈论着身边的琐碎，内心深处却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交流，仅仅只是维护了一种交流的形式。他们之间的交流不过是为了封建制度框架下的“面子”，保持所谓的“尊严”，因而相互奉承，同时也为我们展现了20世纪半封建半殖民地下中国乡村的统治秩序和森严的等级制度。《孔乙己》与孩子们的交流，看上去无比真诚，但其实只不过是他的一厢情愿，那些孩子们压根就不愿意听。这种“交流”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沟通，他们之间的“交流”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回路，因而也只能称其为“自我言语”；也正是这种自我言语造成了人与外部世界的疏离，一个倒也罢了，但是当每个人都陷入其中时，不但人与外部世界产生了隔离，而且人与人之间，也无形中隔了一层“可悲的厚壁障”[2]。

正是作为交流中介的外部世界的被屏蔽，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只能停留于处于生理的本能，而非自觉的精神获取；每个人都感到自我的“被自我孤立”，而这恰恰又是他者的“被孤立”，二者陷于类似“他人即地狱”的荒谬情境之中而难以解脱。更为可悲的是，他们似乎不曾意识到这种荒谬情境中的生存困境，仍沉溺于看客的位置，兴致勃勃地“欣赏”一个个生命的凋谢。他们似乎也没有意识到自己也可能坐到“示众”的位子上成为看客们的玩物，缺乏一种基于人道主义的深切同情，完全沦为机械式的木偶。

处于统治地位的封建统治者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底层人民，他们不可能以真正平等的态度与底层人民相处，因而他们与底层人民无法进行真正有效的交流，他们并不理解底层人民，而底层人民似乎对他们也怀有一种“小人物”式的天然恐惧，压迫与被压迫的不同地位造成了二者间的隔膜。如果以《孔乙己》为中心再往外扩展，《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鲁四太太并不理解祥林嫂的真实心理状态与诉求，他们仅从祥林嫂的遭遇将其视为“不祥之物”，而祥林嫂也认可这种定位；只不过他们之间的理解存在一些偏差，祥林嫂对封建礼教有一种天然的屈从感，而不是基于真正理解上的认同，这种隔阂必然造成祥林嫂的自我孤立。

《阿Q正传》中以赵太爷为代表的统治阶级无情地压迫以阿Q为代表的底层劳动人民，他们之间不可能产生“心灵的交流”，一方面，赵太爷等人自视甚高，不屑与其交流，而所谓“交流”，不外乎宣告统治地位，展示统治力量之类；另一方面，阿Q对赵太爷一类深感恐惧，在他们的棍棒之下丧失了最基本的人的权利，一旦时局转变，他们便要爬到统治阶级的头上，二者之间处于一种紧张的对立之中，存在着很深的隔膜。亲友本应是生命中最亲近、最重要的交际对象，但处于封建统治下的亲友关系往往呈现出病态的特征。由于封建统治的残酷，人人自危，即使是亲人也往往处于一种尖锐的对立状态之中；封建纲常伦理使亲友之间处于一种不平等的地位，严重束缚着自我心灵的健康发展，在这种情境下，亲友关系只能以一种扭曲、病态的方式呈现。《弟兄》中的沛君和靖甫平日无事则是模范弟兄，一旦一方有事，则往往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虽是生存困境下的无奈之举，却也充分展示出自我本能的自私之恶，在这种境遇中，隔膜是不可避免的，孤独也是自然而然的。《高老夫子》中的高尔础和好友万园圃维持着封建知识分子虚伪人格尊严互相敷衍；《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表现了“无爱的孤独和悲伤”；《孤独者》中的“我”和魏连殳、《在酒楼上》中的“我”和吕纬甫总是处于一种似离非离，似合非合的张力之中，互相不曾认真地审视对方，双方处于一种模糊的隔离状态。

三、觉醒者的孤独与隔膜

觉醒者是驱驰在黑暗大地的战士，他们虽知结局必然一死，但仍不愿意放弃反抗；他们像那孤独的过客一般，虽知前方是“坟”，但也不愿停下脚步；他们更像那黑暗里的“影”，只留下虚空和黑暗。他们性格中的异端造成了他们与外在世界的隔离，使他们成为了影子一般的孤魂。对于这一类型的划分及其孤独的分析，大多数学者更愿意将其归因于知识分子脱离群众的恶果。但如果深究起来，我们不难发现这其间存在着诸多含混，他们提供的解释明显受到了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利的干预，遮蔽了其中隐含的深层文化结构。就文学本身而言，鲁迅小说的这一类人物的共性显示出深刻的哲学意蕴和文化内涵。《药》中的夏瑜与底层民众之间的隔膜是非常明显的，由此造成的孤独感也不言自明；但夏瑜的孤独悲剧难道仅仅是因为脱离群众的主观原因造成的吗？这其中显然有更为深层的原因。首先，封闭的文化体系及其文化效力严格地控制着人们的思想乃至意识，使其思维方式高度同一，这样的文化空间与其直接支持的封建制度本身不具备容纳新思想的空间，所以只有彻底打破这一套体系才有希望看见新思想的光芒。

其次，民间土壤培育的民间文化对封建文化是具有一定抵抗力的，但它本身也深受封建文化浸染，具有很大程度的封建依附特征，呈现出统治话语与民间话语的混杂。所以，夏瑜即使想与民众结合也是不能够的，那个时代并不具备这种结合条件，只有依靠一次次的思想革命暴力的冲击才能够真正的冲破这种封闭自足的封建话语体系，只有先把外部的框架体系打散、敲碎，再进入内部的清理，才有所谓真正重建的可能。

最后，这些觉醒者处于一个乾坤颠倒的时代，现实与理想的强烈对比使其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总是处于一种“类精神分裂”状态。《长明灯》中的“疯子”面临着众人的压迫，他的生存空间被不断挤压，他的思想和民众的思想是两个分离的世界，长明灯的熄灭与否，“涉及到不同立场话语权的问题”[3]，但是对于一个生存尚不能保证的“疯子”而言，在游戏开始之前他就已经被淘汰了；他与魏连殳、“狂人”一类又有很大不同，因为魏连殳等人可以选择“退却”的方式保全自己，但新阶段的“疯子”有着比他们更为决绝的勇气和毅力，即使对命运的悲剧早已洞若观火，却仍然死不回头，这其中蕴含着鲁迅“反抗绝望”的哲学意蕴。“疯子”一类的觉醒者，他们所感到的孤独比“狂人”一类更为深刻，如果前者是一匹受伤的狼，尚能在黑夜独自舔舐伤口，暗暗回味，那么后者早已克服了舔舐伤口的本能，他们更愿意带着伤口战斗，激烈地反抗。

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孤独与隔膜，而这样的孤独与隔膜在《孔乙己》一篇文章中并不明显，只有将其置于鲁迅小说的群文阅读中加以审视，这种丰富、忧愤深广的孤独与隔膜才真正显示出它的特质来，其特殊的意义也才真正显示出来。

注释：

[1][2]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M].北京：同心出版社，2018：146.

[3]赵刘昆.古典、日常与异域想象——杨振声小说中的海洋书写[J].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学报，2022（03）：113-119.

蔡运利，山东省曲阜市防山镇颜子学校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