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愚昧调侃，还是同情愧疚？

摘要：《阿长与〈山海经〉》中阿长讲“长毛”的故事，一般被认为是反映阿长的愚昧迷信，有损阿长形象，这与作者的写作目的存在冲突。对此，可以采用孙绍振的错位理论分析人物间认知错位以及阿长自身认知的错位，揭露封建传统对女性的歧视和侮辱，理解鲁迅对阿长深切的同情和自责，品味错位带来的独特艺术效果，为思辨性阅读提供绝佳学习材料。

关键词：文本细读；《阿长与〈山海经〉》；思辨性阅读

《阿长与〈山海经〉》中有一段颇让人尴尬的文字——长毛的故事，阿长告诉迅哥儿她脱裤子即可防大炮，以此显示自己的“神力”，此事颇不雅，且听起来如此荒谬，因而多数老师或浅尝辄止，或干脆避而不谈，诸位名家的解读也各不相同，至今未有公论，但此事关乎阿长形象，不可不细察。

一、找出表面矛盾

大部分教师认为阿长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这个故事便是反映了她封建迷信的一方面。有老师认为阿长宣扬脱裤子是她无知，荣辱不分，观念不端正。以上的解读是否正确还需深入辨析。孙绍振则认为这是鲁迅“对这个小人物的愚昧，并没有采取居高临下的、尖锐的讽刺，而是温和的调侃，并且还渗透着自我调侃”[1]。孙老师的感觉部分是对的，首先，对这个明显荒谬的故事，作者是有温和的调侃“我一向只以为她满肚子是麻烦的礼节罢了，却不料她还有这样伟大的神力”，而且顺带调侃自己：“从此对于她就有了特别的敬意，似乎实在深不可测；夜间的伸开手脚，占领全床，那当然是情有可原的了，倒应该我退让”。但是孙老师还是认为讲这个故事是阿长愚昧所致。钱理群先生也认同孙老师的观点，认为“在那段叙述中，是语含调侃的，因为阿长所说的‘脱下裤子’的战法和功效，是童年的‘我’所不能理解的，这是因‘深不可测’而感到‘神力’而生‘敬意’，就同时不免有滑稽之感”[2]。但是他没有对阿长是否愚昧做出判断。那么，鲁迅讲述阿长的这个故事本意到底是不是要表现她的愚昧，从而来调侃她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很重要，因为它涉及阿长的形象和文章的主题。

要辨析这个问题首先应该探究作者的写作动机。毫无疑问，鲁迅写此文肯定是为了怀念和赞美阿长，但此事若真是表现阿长的迷信与愚昧，那么它就将和阿长黄胖而矮的面貌，大字型的睡姿一样，成为阿长无法抹去的丑陋。外表和睡姿是天生的，虽无法改变，但无关大雅，对于阿长的形象不会造成巨大伤害，甚至更突出其精神的可贵，但此事反映的却是阿长精神上丑陋，是对其形象的严重丑化，岂不是与作者的写作目的严重相悖？这个故事阿长可能是随口说的，但鲁迅肯定不会随手写下，鲁迅为文针脚绵密，不疏不漏，他是不可能让这个故事损害他挚爱的长妈妈的形象，这是文本表面的矛盾，应该是作者另有深意，我们没有深究了解而已。对于文本表面的矛盾，可以联系作者的写作目的和当时的语境，尝试使用孙绍振的错位理论，解开矛盾，发现文本秘妙。

二、阿长与迅哥儿的错位

从文本表面看，阿长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为了显示自己的神力，但是显然效果不佳，弄巧成拙，迅哥儿先是吃了一惊，有些害怕，但是后来想到自己不做小长毛，不攻城，不放炮，也就一点也不怕了。事情本身有较强的喜剧性，用孙绍振的错位理论可以解释：“要构成叙事性、戏剧性，从而让人物有个性，就不能让主人公之间心心相印，心心相印只能构成诗，而要构成小说或者戏剧，只能让人物心心相错。”[3]孙绍振的错位理论原来是针对小说的，但是在叙事散文中，为了分析叙事的效果，这个理论应该也可以适用。在长毛的故事中，阿长的目的是为了吓唬迅哥儿，但是迅哥儿并不怕，这就是一种心理错位。这种错位还流露出一种趣味，迅哥儿不怕阿长，倒不是因为觉得故事荒诞不经不可信，而是认为自己不是小长毛，不攻城，不放炮，自然无须害怕，这是典型的儿童心理，儿童逻辑，迅哥儿的调皮机灵跃然纸上，读者见了不免莞尔一笑。从人物间认知的错位看，这是对阿长和幼年自己的调侃，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也是表面的，因为本文真正的主人公是阿长，让鲁迅花那么长的篇幅抬高自己，贬低主人公阿长这不符合作者的写作意图和文本的内在逻辑。

三、迅哥儿与鲁迅的错位

本文第二重错位是迅哥儿（少年鲁迅）与鲁迅（成年鲁迅）看待阿长的心理错位。首先从表面看，本文是先抑后扬，先写阿长的种种不是（这也确实是鲁迅小时候的感受），为后文反转做铺垫。但是我们真的要读懂这篇文章，就必须用成年鲁迅的目光再去观照阿长的言行，此时就会发现作者在前文其实也并非要“抑”阿长，反而是对她充满了同情、怀念，还有自责和愧疚，鲁迅儿时（表面）的抑与成人（深层）的扬也是一种错位，这种错位使本文具有强烈的叙事性，正是文本秘妙所在。

阿长明明黄胖而矮，就因为原来的保姆叫阿长，就被叫做阿长，阿长提出过抗议：“记得她自己说过，她的名字是叫作什么姑娘的。”但很明显抗议无效，没有人理她，继续叫她阿长，一个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保不住，可见她的地位多么低下，这还反映了鲁迅对她深深的同情。鲁迅对此加了句“什么姑娘，我现在已经忘却了，总之不是长姑娘；也终于不知道她姓什么”，这里看似闲话，其实还表现了鲁迅的自责。阿长有许多繁文缛节，比如元旦吃福橘，让“我”感到十分不耐烦，读者初读也会觉得阿长十分迷信，但是在结尾鲁迅特意告诉你她是一个青年守寡的孤孀，成年鲁迅终于理解了这种行为，一个不幸的妇女是多么渴求过上幸福的生活，她没有文化，所以只能用多一点的规矩（事实上是祈盼）来表达。这寄寓的还是鲁迅深切的同情，也是对自己当年不懂事的自责。至于阿长喜欢切切察察，睡觉成一个大字，这些实在是无关痛痒的小细节，作者没有必要为阿长讳言，反而可以让阿长的形象更立体、更真实，故而留之。这种错位还体现在语言风格上，前文的语言纯粹用儿童口吻，俏皮活泼，不乏调侃，但在文章的结尾，鲁迅却以罕见的直接抒情表达自己对阿长的愧疚与怀念，平静的叙述与深切的抒情，厌恶调侃与同情自责，本文在表达方式和情感上都呈现出奇妙的错位，这种错位使得文本的意蕴极为丰富，是其主要的艺术价值和教学价值，写长毛的故事不太可能是单层面的，应该也是一种错位。

鲁迅对阿长的偏爱在其他作品里也有体现。《朝花夕拾》中，鲁迅没有为自己的母亲专门写一篇文章，《五猖会》与《父亲的病》中父亲的形象也并不高大正面，反而有所批评。作为保姆的阿长却有独立的一篇，而且如此深情。鲁迅对长妈妈的关爱从另一件事也可见一斑，在《父亲的病》的结尾，鲁迅认为自己受衍太太唆使做了件错事——在父亲弥留之际大声叫他。然而据鲁迅弟弟周作人回忆，让鲁迅大声叫的并不是衍太太，而是他的老乳母即阿长，因为在其父弥留之际，只能是最亲的人在身边，衍太太并不在其列。那鲁迅为什么要将此事转到衍太太头上？是因为他记忆错误？此事既然如此深刻，应该不会记错，最有可能的解释是鲁迅爱惜阿长，为亲者讳，对衍太太则印象极不好，转嫁到她头上罢了。由是观之，鲁迅既然如此爱惜长妈妈，他是绝不会让这样一个荒谬的故事来损害阿长的形象，我们应该是没有理解他的真正意图——用人物自身情感的错位来表现对阿长的深切同情。

四、阿长自身认知的错位

本文第三重也是最深刻的错位来自阿长对自身认知的错位。要理解作者的真正用意，首先要考证此事的真假，此事如是阿长杜撰或者瞎传，自然只能显其愚昧，但如果是真的，则另当别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员雷颐的著作《历史，何以至此》中有篇文章叫做《粪桶妙计与师夷长技》，里面记录了好几个与此类似的故事。第一个是明朝的万历年间，四川播州土司杨应龙造反，巡抚李化龙奉命征缴。据李化龙编撰的《平播全书》记载，当他用火炮轰击敌阵时，杨应龙令数百裸体妇女排立于高处，手拿箕扇，果然炮不得中，他找到的破解之法就是用黑狗的血破了这个阵。崇祯八年张献忠围攻安徽桐城时，守城官军在城上架炮，张献忠逼迫妇女裸阴向城，城上火炮顿哑。据《流寇志》记载，张献忠围攻安徽滁州时，杀死许多妇女，将她们裸体倒埋坑中，使其阴部露出向城，结果城上的大炮不是一放即裂，就是哑不能放。清乾隆三十九年，山东王伦白莲教起事乱军围攻临清城。《临清寇略》记载官军撒鸡血在城上，并叫来一些妓女站在城上，以阴门向敌，果然有效，一开炮就命中敌兵。[4]此类事件既然如此之多，那么在太平天国时期，长毛逼妇女脱裤子对抗大炮应该也不会是空穴来风。这些故事中，所谓女性的“伟大的神力”其实源自传统文化和迷信，传统文化喜欢用阴阳来解释世界，日是阳，月是阴，男是阳，女是阴，大炮是阳，女性是阴。阴可以克阳，所以当时面对英国的炮舰，广东巡抚叶名琛的做法是搜集一大堆粪桶去压制炮舰的阳气，内在逻辑一致，这是明显的迷信。至于为什么有效，肯定不是这套理论起了作用，应该是当时大炮质量和士兵素质较差，要么哑火，要么没打中，容易出问题罢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幸存者偏差，有用的就被记下了，没有用的就被当做笑话，自然无记载的价值。

用现在的眼光看，这些事不仅仅是迷信，更是对女性的侮辱和歧视。作为一个女人，阿长肯定也听过这些事情，试想这种事会给她什么感觉？首先应该就是恐惧，封建时代女性连小腿都不能让人看到，何况是脱了裤子呢？按照正常逻辑，阿长对这种事情应该感到侮辱，不说才对，但现实是她不仅说出来，而且还作为自己有神力的证据。正常的反应没有，取而代之的却是截然相反的反应，这是因为一个全新的错位——阿长自身认知的错位，这个错位需要我们通过还原环境和人物的心理才能深入理解。为什么阿长炫耀此事？答案只能是阿长感觉不到这是侮辱，反而以此自豪，类似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人质明明被绑架，最后却要为绑架犯辩护，明明自己受到侮辱，却还要向迅哥儿炫耀一番。

为什么会这样？鲁迅塑造的另一位经典女性——祥林嫂可以解释。鲁迅在他的诸多作品里都很关注中国当时的妇女，从子君到祥林嫂，认为她们身处社会底层，受着神权、父权、夫权的折磨和束缚，对她们深表同情。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祥林嫂，祥林嫂的第一个老公死了，她不想改嫁，可是却被婆家给卖掉了，可是无论她嫁给谁，大家始终叫她“祥林嫂”，这和大家一直叫阿长为“阿长”是一样的道理，但是祥林嫂对此毫无异议。祥林嫂的第二个丈夫死后，她又被告之自己死后会被阎罗王锯成两半，对于有科学精神的人这何其荒谬可笑，但祥林嫂并不觉荒谬，却感到万分恐怖，这就是祥林嫂对自身认知的错位，或者说是正常心理与非正常心理的错位，也可以说是人物认知与读者认知的错位。祥林嫂的恐惧来源于夫权和神权对她的双重压迫，夫权父权通过环境、文化的渗透完全控制了被害者的意识，使之失去正常的自我认知，而是自我束缚、走向灭亡。祥林嫂在周围人的歧视中，竟然信以为真，恐惧万分，最终导致了自我毁灭，这才是作者要表现的最深刻的悲哀、最真切的同情。读懂这个错位的人根本不会嘲笑祥林嫂的无知愚昧，相反，对她只能是更深切的同情和悲哀。

从祥林嫂身上我们依稀可以看到阿长的身影。阿长同样感觉不到显而易见的歧视和侮辱，反而认为自己真的有“伟大的神力”，还在迅哥儿面前“严肃地说”。一个淳朴善良的劳动妇女，就这样被污染、控制了思想而不自知，把侮辱当做了神力，这怎么能不让鲁迅心痛。儿时的鲁迅对此事印象深刻是因为此事的荒谬，但成年之后，鲁迅再细细思量，可能才意识到阿长自身认知的错位，感到更深层次的悲哀，明明深受其辱，不以为耻，反以为豪，这恐怕才是作者的深意。

鲁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已不仅仅是怀念和感激，更多的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不幸的人的愧怍”。鲁迅是幸运的，他得到了阿长最无私的关爱，但他对阿长却只是：“我终于不知道她的姓名，她的经历，仅知道有一个过继的儿子，她大约是青年守寡的孤孀。”作者能做的，只能是写下本文，并祈祷“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这对一向不信鬼神的他是非常罕见的。[5]因此，鲁迅详述此事应不是表现阿长愚昧，而是要表现对阿长的深切同情，以及对自己当时误解阿长的自责。理解此事的关键在于理解阿长自身认知的错位，面对错位，只有回到当时的语境，站在少年鲁迅、成年鲁迅以及阿长的立场上进行充分还原，才能真正理解错位，既真正读懂长毛的故事，又品味到文本独特的艺术魅力。